每一个人内心都可能有自己的神，而我们社会可以有一种普世性的善，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开放到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路径用自己的方式来达到它，而不必在统一的号令下，迈着整齐的步伐。
众善同归的时代
前一段时间我在云南山区调研，发现在当地有形形色色的扶贫项目，干什么的都有，有的是资助困难群众养鸡，有的是引进优良经济树种，有的是帮他们修水窖、排水沟，还有的是资助村里修路盖房子。当然，帮助穷孩子完成学业，或者给无钱医治的白内障患者提供医疗服务就更不用说了。而且，从事这些扶贫工作的团体也是五花八门，有的团体估计大多数中国人名字都没有听说过。我带着好奇心问当地的干部，你们不觉得这样有问题么？毕竟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和接受的宣传，给困难群众送温暖都是逢年过节政府干部做的事情。一位当地政府扶贫办的官员说：“只要他们做的是善事，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让他们做呢？我们（政府）做得不够好的地方，还不让别人来做不就太说不过去了么？”他的话大家都觉得很有道理，也容易引起很多思考。
一种势力如果试图垄断所有的权力，我们会把它称为独裁。可是如果一种势力试图排他性地垄断所有的道德资源，只有自己能做好事，却排斥别人，人们却常常被麻痹不会产生同样的警惕，而这同样是根植于人性深处的一种邪恶力量，可怕的是这种邪恶的发作往往以善的外表包裹，利用人们内心的软弱，进行精神胁迫，顺我者做什么都是革命行为，非我族类者做再好的事也可以被扣上“别有用心”的帽子，这种唯我独善的善霸作风所带来的教训史不绝书。
苏联那位最终自戕的作协主席法捷耶夫有一部脍炙人口的作品叫《青年近卫军》，是以克拉斯诺顿城青年近卫军的真实故事为题材的小说，作家饱含热情完成了这部作品。斯大林没有读过这部小说，就颁给了他斯大林奖金，但当他看了根据小说拍成的电影后顿时大发雷霆，进行了严厉的批判，罪名是“把青年英雄们的伟大战斗写成是自发性的，没有突出党的领导”。
无独有偶，我们国家曾经有一位一心一意兴办义学的传奇人物，他相信穷人的孩子如果受了教育，就不会受人欺负，所以他没有选择革命的道路，并为自己的梦想付出了一切。结果换来了多年以后的一篇《人民日报》社论：“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
我采访过的丁光训老先生对此感触深刻：“为什么我们过去对于和自己的方式和出发点不一样的善行就不能尊重欣赏呢？我们基督徒把自己的工作和主的荣耀联系在一起，雷锋、白求恩他们不信耶稣，但他们做的好事哪怕在我们基督徒眼中不是一样有价值么？”好在今天我们的观念早已不再那么偏执，前些日子某报有一篇文章引起的风波就很有意思。它报道一个曾有“扶贫状元”美誉的企业家，犯罪被捕，被判有罪，就呼吁警惕“黑老大的伪善”。此文一出引起了网上很多争议，不少人都打抱不平，就算这位老兄真的是“黑老大”，他就不能“天良未泯”至少有一念之善么？即使他有犯罪行为，他做的好事毕竟还是好事。这一风波从一个侧面说明我们的社会已经开始意识到，即使自己是“好人”，也没有垄断善的权力。在今年“两会”上，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还特别提到鼓励社会各界参与兴办慈善事业，这是有史以来政府工作报告第一次涉及慈善事业，而且对于开放慈善事业表述得如此清晰。
每一个人内心都可能有自己的神，而我们社会可以有一种普世性的善，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开放到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路径用自己的方式来达到它，而不必在统一的号令下，迈着整齐的步伐。据说诗人白居易曾经请教一位高僧解释佛教教义，答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如果你问雷锋、朱伯儒共产主义理想是什么？估计他们会回答“为人民服务”，其实任何信仰假如能够打动人，其终极内核恐怕都是这样质朴简单，也相互兼容。
（2005年）
偏执性格的优势
前些日子我看了一本书，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编的《中国底层访谈录》，书中采访了中国很多底层老百姓，比如上访者、维权者。客观地讲，我接触过这些人，包括这本书里面描写的这些人的状况，很多人是偏执狂。这些人的偏执表现在他们的思维方式，或者说他们努力的方向是钻牛角尖。比如他们在村里遭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我们讲退一步海阔天空，又何必在这件事情上较劲呢？而他们为了这一件事情，可以百折不回，几十次上百次地跑到北京上访，从县到市、到省，一步步上访，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了南墙也不回头。而且他们能够一遍一遍地跟别人重复自己的遭遇，非常执着。作为旁观者看来，他们付出的努力是很不值当的，何必要让自己成为那样呢？但是，他们就执着于这样的意志，一定要讨个能接受的说法，有点像堂吉诃德的那种执着。
他们一遍遍地和别人讲他们对于公平的追求，让我想起另外一个我非常敬佩的案例——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他和人讲话的神态、眼镜片后面发射出的真诚的光彩，也会让你觉得这个人是个偏执狂。当年他作为一名北大的老师，小日子过得也是让很多人羡慕的，他能够以那样的毅力在北京五道口一带，遇到电线杆就贴小广告，见到人就一遍一遍地重复他从绝望的穷山中劈出一块宝石的信念。他的毅力和他宣传自己观点的感染力，在我看来这种精神和上访的、维权的那些人是一样的，但是俞敏洪把毅力和偏执的精神用在了英语培训上，在这方面做出了一番事业，而那些维权的人，在现在的中国会受到很大的损失。
前段时间我和学术界的人交流，发现中国近几年有两个专业领域在国际学术上发展得特别快，一个是生物科学，一个是材料科学。原来在国际一流的期刊上很难有中国学者的文章，而最近这些年，从一开始有个别几篇在海外的华人学者发表的文章，到后来有些华人学者被请回国内教书，越来越多的华人文章出现在每一期的国际期刊上。
我理解材料科学和生物科学非常枯燥，是让人很难坚持下来的一门学科。比如诺贝尔奖里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需要的是天才的想象力；而有一些发现，比如居里夫人的，是需要长期艰苦的实验，为了发一篇论文要废寝忘食，要跟自己较劲，是非常枯燥的过程。有时候是需要跟得上前沿的文献，有时候是比谁更加勤劳。同样一个实验，也许国际上有几个实验室都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你能够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带着一批研究生努力地做，抢先把这个实验成果做出来发表了，这个成果就是你的了。中国学者成批地在材料和生物学科方面，在国际一流期刊上占据一席之地，在我看来，与中国人的勤奋，认定一个目标能够忍受枯燥，不断的努力是非常有关系的。这也让我想起富士康的生产模式，枯燥的企业，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成功的案例，在中国，包括前几十年的东亚国家，如日本、韩国等这些国家的企业，就有生存的空间。在我看来，这是长期的东亚生产方式对人的训练，是对枯燥的忍耐和勤奋的自我挑战的能力发挥了作用。把这种能力发挥在打工上，能成就出富士康这样劳动密集的企业；发挥在创业领域，可能就会成为像俞敏洪这样成功的创业者，创立非常著名的企业；发挥在科学领域，就会诞生一批国际前沿的学者。
英特尔创始人安迪·格鲁夫曾说过一句震撼人心的话：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某种角度来讲，一个民族就如同一个品牌，需要独立的信仰和哲学才能凝聚人的力量。偏执不是和常规格格不入，而是一种把常规推向极致的认真、坚韧、百折不回的精神。那些维权的人有百折不回的精神，在很多人看来，也许他们像神经病一样，是被人同情的非常可怜的形象，但是，这种不懈的追求，未来也许会把这个国家的公平和正义推到一个世界领先的高度。
（2014年）
民粹如同青春期
现在有很多学者对社会上越来越明显的民粹主义氛围感到忧虑，比如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就对民粹主义有过一些批判。但我注意到，在民主转型期间，几乎所有国家或地区都会不可避免地遭遇民粹主义的浪潮。有一本书是专门讨论民粹主义的危害的，叫《民粹亡台论》，作者是台湾大学心理学系教授黄光国，他曾与我有过这方面的交流。他说，民粹主义在台湾地区表现得非常极致，几乎要将整个台湾毁掉了，而且他觉得最可恶的是，民粹主义经常打着民主的旗号出现。因为我们现在还很难说清楚区分民粹和民主的清晰界限到底在什么地方。
黄光国的忧虑有一定道理，但也有些夸大。一方面，台湾的民粹主义倾向确实很严重，在台湾的电视节目中，内容以骂政府、调戏政府为主的节目在民间大受欢迎，民间的政治运动也是风起云涌。但在另一方面，以我到台湾的亲身感受来看，台湾并没有因为民粹主义的兴起而灭亡。或许是因为民粹运动使得民间的怨气、愤怒得到了发泄和表达，整体社会充满着温良恭俭让的风气。
台湾很早就已经开始了民粹主义的发泄，自蒋经国时代开始，绿营运动的发酵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在这个过程中，民粹主义和精英主义已经在台湾的政治架构中找到了一种平衡。我反而对大陆的民粹主义抱有更大的忧虑，因为大陆的权威主义氛围使得民间情绪大量积压，积压的时间越久，爆发出的能量就越大，民粹运动也就会越暴力。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看待民粹主义就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一个知识分子，无论以什么样的包装形式出现，都是具有天然的精英主义倾向。知识分子代表了知识，而且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是某方面的专家，本能地会对民粹主义有所排斥，这是很正常的。但我认为，有时候民粹主义应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来理解，对民粹主义应该有超越好和坏的判断。
在我看来，可以打个比方，民粹主义就是一个社会和一个民族的“青春期的躁动”。怎么讲呢？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故事，一个孩子在小时候什么都听父母的，完全生活在一个权威主义的环境和氛围下，突然在十几岁的某一天长了一脸的青春痘，青春期来了。这时候他已经学习了一些知识，突然有了某种感觉，认为自己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什么都懂了，不需要再听父母的话了，一切都可以自己做主了。我们把他处的这个时期叫作“叛逆期”，任何人在成长过程中都无法避免这种状态。我在十几岁的时候，也觉得自己什么都懂，本事非常大。有人问我当了国家主席会怎么办，我能滔滔不绝地侃上半天，好像自己真的可以治国平天下。等到在社会上碰了几次壁，吃了点苦，变得成熟一点之后，你再问我，郭宇宽给你个县长当一当怎么样？我都觉得自己当不了。今天你看网上的民粹主义情绪，每个人就好像有青春期的自信一样，这种躁动的状态一样是不可避免的，客观存在的。
在这个理解的层面上，一个民族要迈入成熟社会就必须经历青春期。一个由权威主宰的社会，也可能会是一个比较有效率的社会，如果权威们足够开明睿智的话——比如新加坡，它的经济社会发展得也很不错——但这样的社会永远是处于幼年期的社会。一个没有经历过青春期的社会，不可能真正成熟起来。
因此，如何对待这种青春期的躁动，就显得极为重要。民众意识的觉醒，一开始往往伴随着不理性的成分。大家会觉得，原来什么都要被你管，现在我什么都不要你管。如果这种情况得不到合理的控制，民粹的力量就可能会被少数野心家所利用。台湾就有这方面的教训。像陈水扁这种现在看来道德品质并不好的人，也能利用民粹力量在政治舞台上翻云覆雨。
在我看来，要合理地应对民粹主义，应当向大禹学习。大禹治水，采用的是疏导而不是堵截的办法，才避免了其父鲧治水的悲剧。积极的引导可以让民众自己掌握独立面对社会的能力，民主的潜力才能被发掘出来。相反，若是一味地压制、批判，可能就会造成悲剧。像我们经常看到的家庭悲剧那样，许多父母在面对处于青春期的孩子时，非要让孩子听自己的，甚至不惜动用武力，而孩子就是不听，以致最后离家出走。这种做法，会对整个社会造成难以愈合的伤害。
中国的知识界对此应当吸取教训。一方面，要防备放手鼓励民粹主义的行为，这极可能被野心家利用。一个刚进入青春期的孩子，突然说今晚我不回家了，要到外面过夜，要学抽烟，这时候如果我们说没问题啊，随你的便，他可能就会在外面沾染一些坏习气。另一方面，要避免权威式的“棍棒管理”，你要敢出门，我就打断你的腿，这样可能会引起孩子更大的反弹，最终酿成悲剧。
现在社会上的民粹主义倾向已经非常强烈。特别是在微博上，“老子就是有理”的情绪随处可见，人民群众对精英和专家的鄙视非常强烈。对此，社会应该表现出整体性的智慧，既不能过度地抑制，也不能过度地纵容，应当采取一种耐心的、温暖的、说理的、有智慧的方法来对待民粹情绪，争取让我们的民族平稳度过一个从幼年到成年，从权威体制到民主体制转型的青春期。
（2011年）
城市的精神就是包容
最近我到一些地方调研城市化进程中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问题，发现各地教育主管部门都有很多困惑。一方面，中央政策规定对于流动儿童应当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进行接收，另一方面，本地户籍的家长对所谓的“打工子弟”有所排斥，甚至集体到教育局请愿。假如教育部门还是不愿意将打工子弟清除出去，许多本地家长宁愿多花些择校费也要将孩子转走，造成一些接受打工子弟的公立学校渐渐变成全是打工子弟的劣势学校，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地方教育部门夹在双方压力之间，也很为难。
当教育部门的干部向本地家长解释政策的时候，本地家长们都能举出一大堆理由，证明打工子弟的素质有多差，包括讲粗话、不讲卫生等，甚至带到学校的作业本都带着油乎乎的污渍。的确，农民工家庭的孩子与城市家庭的孩子有时候一眼就能分辨出来，但是，假如我们能够了解城市化的概念到底是什么，或许就能够以同理心来看待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