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海河人海口北岸的塘沽港，过去是一个狭窄而简陋的港口，只能容纳千吨左右的小轮。3000吨以上的大船只能停泊在海面，货物的装卸靠驳船进行长距离的驳运，这既造成财力物力的损失，又影响了船舶的运转率。孙中山在其所著的《建国方略》中，曾计划在渤海湾修建一个北方大港，位置就在塘沽，但始终未能如愿。为了掠夺中国物资，帝国主义者曾在这里修建港口，虽然耗费了大量物资，修成的港口也仅能停泊3000吨的轮船。国民党南京政府时期，对塘沽港口，不但没有扩建，连必要的维修也没有进行。在平津战役时，国民党残部在由塘沽逃离时，抢走大量船只、物资，破坏港口设施，塘沽港几乎成为一片废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塘沽港全体职工对港口进行了维修保养和重点修补工作，很快恢复了港口的使用。但是随着经济建设的恢复和发展，南北物资交流和对外贸易也迅速开展。同时，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军事封锁和经济禁运，中国对外贸易的重心转向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所有这一切，使建设塘沽新港成为日益紧迫的问题。
8月24日，政务院第九十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塘沽建港委员会的决定》并于25日公布。《决定》指出，天津港口由于自然条件（航道狭窄、水浅等）的限制和年久失修，以致使满载3000吨以上货物的船只，均须经过驳运倒载，而不能直达天津装卸。这不仅增大了货运费用，而最主要地是不能应付日益增加的出入口贸易。因此，完成塘沽新港建设工程，已是刻不容缓的任务。《决定》还指出，修建塘沽新港是一项艰巨的工程，工具、船只、干部、技术等均非现在原塘沽新港工程局所能胜任，必须在中央强有力的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力量，才能有效。为此决定：（1）成立塘沽建港委员会，直属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领导。其职责为确定修建方针，指导重大技术，调集干部和船只，解决材料、工具等困难，并争取于1952年冬季使万吨轮船能够驶入新港停泊装卸。（2）塘沽建港委员会由章伯钧、黄敬等14人为委员组成，以章伯钧为主任委员，黄敬、靖任秋、高原为副主任委员。（3）加强新港工程局的领导，调李安为新港工程局局长，周纶为副局长，新港工程局直接受塘沽建港委员会领导。（4）中央人民政府所属的海河工程处由天津市人民政府代管，其建制仍属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完成海河疏浚、破冰和放淤等任务外，兼顾塘沽建港工程，发挥船只的最大效率，完成建港任务。
为了完成建设新港的任务，广大参与建港的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发挥了高昂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保证了施工任务顺利进行。在施工中，工人和技术人员曾提出了1949项合理化建议，创造了1280项新纪录。在管理方面，建立了各种责任制312项，技术作业规程103项。在第三季度，还推行了小组经济核算，加强了计划管理和成本管理，打下了实行初步经济核算制的基础。经过努力奋斗，提前二个月完成了塘沽新港第一期工程任务，并为国家节省了142亿元（旧人民币）的资金。
10月17日上午，塘沽新港开港典礼在一号码头隆重举行。参加典礼的有中央人民政府、北京市、天津市以及中国科学院等有关单位和参加建港工程的职工4600多人。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长章伯钧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向天津市人民政府、天津市人民和新港全体职工致敬。他说，新港开港后，对今后南北物资和国际贸易的发展以及华北、西北资源的开发将有重大影响。这是中国和平建设伟大力量的表现。他号召新港全体职工再接再励，不骄不懈，继续发挥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更好地完成新港第二期建港工程。会上，新港全体职工还通过了《上毛主席书》，豪迈地表示："帝国主义国家轻视我们，以为我们没有能力自己建筑海港。今天，我们以我们的胜利回答了他们。我们向世界宣布：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您以及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不但能够在这里建筑起自己的海港，并且还要在祖国的其它海岸上建筑起更多的海港。"下午1时10分装饰得五彩缤纷的"长春号"万吨级轮船，由五艘彩船导引，乘风破浪，驶入港内。一时间岸上、船上，欢呼声、鞭炮声、锣鼓声响成一片。一群鸽子飞向天空，象征着新中国和平建设的伟大胜利。
塘沽新港是中国人民以自己的力量修建起来的第一个规模宏大的商港，为国家免除了大量的财力物力损失，对发展海上运输和促进国内外贸易，提高人民生活，都有很大意义。
周恩来同若干资本家代表人物谈话
从1952年10月20日起，全国工商联筹备委员会召开第二次常委会议，与会的各地资本家代表人物有：盛丕华、苗海南、李烛尘、傅华亭、向德等人。会议期间反映出资产阶级现存的一些思想顾虑，使如资产阶级的地位、前途等，以及私营工商业现存的一些问题，如市场问题、利润问题等。会后，10月25日周恩来邀集若干资本家代表人物座谈就若干政策问题与他们作了交谈。
关于国内政治形势的问题，周恩来指出，目前国内政治形势，一般地说是好的。他认为国家建设中有两项重要任务："一项是政治的任务，要使国内各方面更加紧密团结；另一项是组织的任务，要大量培养国家建设的干部。""今后在政治上要更加促进团结，《共同纲领》是我们团结的基础。"因此"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但讲团结要求反"五毒"，"反‘五毒’也是为了团结"。
关于前途的问题，周恩来说："毛主席的方针是稳步前进，3年恢复，10年、20年发展。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可能要10年、20年，不能把时间说得那么准，马克思主义不是刘伯温的‘推背图’。""当前中国经济是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五种成分共同发展。五种经济成分犹如人手的五指。当然，国营经济是领导经济，有国家强大力量的支持，发展的量会更大，质也会更高。私营工商业者从国家和人民利益来考虑，对于国营经济的发展，也应该是热烈欢迎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国营经济，今后都将得到发展。私营工商业，特别是工业，一定会随着国家建设的发展而发展。国家现在投资的重点是重工业，如燃料工业、机械工业。在轻工业方面，私营工商业还有广阔的发展园地。国家工业的发展对私营工厂的改进和发展都有好处，比如国家机械工业发展了，能大量生产纺织机、造纸机，就有利于私营纺织业、造纸业的改进和发展。……因此，不应该担心私营工商业没有发展前途。""除少数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和‘五毒’俱全的分子外，广大的私营工商业者都是有光明前途的。"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问题，周恩来作了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他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同于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也不同于东欧各国的资产阶级。虽然资产阶级的本质相同，但面目不同。因为：（1）东欧各国的资产阶级过去就掌握了政权，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后，虽然一度参加了蒋介石的反动政权，但马上就受到排斥。（2）希特勒侵占东欧各国后，资产阶级投降希特勒，组织傀儡政权，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则一般没有和敌伪政权合作，许多代表人物并撤退到抗战后方。（3）苏联红军解放东欧后，东欧各国的资产阶级一部分逃跑了，一部分则留下捣乱，破坏人民的政权，因而国家很快就没收了他们的企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除极少数人跟随蒋介石外，许多代表人物站到了人民方面。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一般地是参加革命或保持中立的。全国解放后，在3年来的合作中，是和我们共过患难的，特别是在维持生产、医治战争的创伤、改造旧的社会经济方面，尽过一定的力量，对国家建设也有一份贡献。所以，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有一定的历史贡献和发展前途的。"关于小资产阶级问题，周恩来认为"在国家建设中，组织小资产阶级是一个复杂和困难的问题。毛主席曾说过，广大的农民和城市的手工业者是两个大海。全国的农业人口约达4.7亿人，要组织起来实行合作化，大约需要10年、20年。城市的手工业者也有很大数量，全国的工商户大约有400万户，如果连摊贩在内可能有600多万户，其中有很大一批是手工业者，要把这些人组织起来，实现合作化，也需要很长的时间。无论农民或手工业者都应该组织起来，逐步合作化，否则其中很多人将因分化而走向破产，也将影响国家的工业化"。
关于市场问题，周恩来认为在"土地改革完成后，农民的购买力会有大幅度的提高。农业增产后，农产品如粮食、油料、工业原料、土产、畜产等，不仅可以供应国内市场的需要，还可以大量出口。农民需要大量工业品，其中很大部分是生活资料，这不是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可以包下来的。农民购买力的提高和对工业品需求的增加，势必会刺激市场的活跃"。
在说到将来用什么方法进入社会主义问题时，周恩来指出，"总的来说，就是和平转变的道路。中国经过了反帝、反封建的流血革命后，不会再流第二次血。和平转变，是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而且要转变得很自然，‘水到渠成’。如经过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达到阶级消灭，个人愉快。现在谈‘献厂’，没有必要。……中国工业化，是10年、20年的问题。欲速则不达，必须稳步前进。现在谈‘献厂’，不仅做不到，而且会发生大的偏差。将来要和平、愉快、健康地进入社会主义，使每个人都能各得其所，我们要做很好的安排"。
关于培养干部问题。周恩来指出："国家即将开始大规模的建设，需要大量干部。大学生的分配要适当照顾私营企业，今年暑期曾分配了400多人给私营企业，明年还可以增多一些，否则私营企业就难于不断地改进生产经营。今后在培养技术人材方面，除国家和人民团体负有责任外，私营企业也要负起责任来。"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胜利完成
从新中国成立到1952年底是我国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是艰巨的。在旧中国，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腐朽统治与残酷掠夺，由于长期战争的摧残，社会经济日益衰落破败，到1949年全国解放前，已经处于全面崩溃的境地。以1949年与历史上最高年份相比，工业总产值减少50％左右，其中重工业减少了70％，轻工业减少了30％，煤炭、钢铁、粮食和棉花的产量分别减少了48％、80％、25％和48％。从1937年到1949年5月的12年间，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通货增发了1400多亿倍，物价上涨了85000多亿倍。广大劳动人民贫困失业，生活下降到极其悲惨的地步。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医治战争创伤，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采取了一系列的步骤和措施。首先，通过没收以蒋、宋、孔、陈四大家庭为代表的官僚资本，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以此作为国家财政经济的支柱，为以后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全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其次，党和政府通过采取经济的和行政的手段，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刹住了物价大涨风，初步稳定了物价。1950年2月，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召开了全国财政会议，研究从根本上解决我国财政经济困难的政策和措施，决定实行"三统一"，即统一全国财政收人，统一全国物资调度，统一全国现金管理。这样，全国的财力、物力统一集中于中央，它对于平衡收支稳定物价，扭转财政经济的困难局面起了决定性作用。
再次，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合理调整。1950年6月，针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改组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会上提出了一个任务、三个条件、八项工作。一个任务，就是争取在大约3年的时间里，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和国家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为此，需要做好土改、调整工商业、精兵简政、文化教育和共产党整风等八项工作。之后，根据七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人民政府对私营工商业进行了合理调整，包括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到1950年秋，调整工作取得了良好效果。经过调整，加强了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使资本主义经济不仅渡过了难关，而且有很大发展，同时也使私营工商业初步纳入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轨道。
第四，开展土地改革、增产节约、"三反"、"五反"等社会改革运动。1950年冬，土地改革运动在新解放区的广大农村展开，到1953年春，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使3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得了7亿亩土地，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巩固了工农联盟，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与此同时，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增强了广大干部、群众反腐蚀的能力，进一步巩固了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创造了有利条件。
经过3年的艰苦努力，到1952年底，我国的国民经济得到了全面恢复。主要表现在：
一，工农业生产得到全面的恢复和发展，主要产品的产量都达到或超过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为进一步实现国家工业化打下了初步基础。
工农业总产值为810亿元，比1949年增加77.5％，其中工业349亿元，增加145.1％；农业461亿元，增加53.5％（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钢为135万吨，比1949年15.8万吨增长753.7％，比历史最高年产量增长46.3％；原煤6600万吨，比1949年3243万吨增长105％，比历史最高年产量增长6.5％；原油产量1952年达到43.6万吨，比1949年12.5万吨增长263.3％，比历史最高年产量增长37.5％；粮食1639亿公斤，比1949年增长51.6％；棉花1303.7万公担，比1949年增长193％，比历史最高年产量增加53.6％。国营工业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有较大增长，由1949年的34.7％，增长到1952年56％；私营工业由55.8％减到17.1％（绝对数量仍有发展）。工业结构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1949年轻重工业产值的比例是73.6比26.4；1952年为64.5比3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