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发表的同时，为了进一步阐明戏曲改革工作的重要意义，《人民日报》于1951年5月7日发表了题为《重视戏曲改革工作》的社论，社论指出，我国戏曲遗产极为丰富，和广大人民有着密切的联系，每天影响着千千万万人民的精神生活。因此对于戏曲，就不能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而必须采取积极改革的方针，我们既反对拖延不改，也反对粗暴的改革。改革既然牵涉到对待民族文化遗产的问题，那末对自己民族文化遗产必须爱护、尊重，分别好坏加以取舍，而不能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改革既然牵扯到数十万戏曲艺人的生活，必须认识艺人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他们中间虽有不少人沾染了旧社会的习气，但就他们的实际社会地位来说，他们是在旧社会中被侮辱被歧视的脑力劳动者，必须爱护、尊重他们，团结教育他们，他们是能够而且愿意进步的，不能对他们采取轻视和排斥的态度。改革既然牵扯到千百万人民的爱好，人民有理由喜爱自己民族传统的艺术。对人民的爱好、趣味和欣赏习惯，必须尊重，不能任意加以抹杀。因此，戏曲改革工作，必须依靠对广大艺术工作者的教育与合作，依靠以新的戏曲逐渐代替旧戏曲的过程，而一般地不应依靠行政命令与禁演的方法。戏曲改革的中心环节是依靠与广大艺术工作者合作，共同审定、修改、编写剧本，对旧有戏曲必须以新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正确的历史的、艺术的观点重新加以评价和审定。旧有戏曲大部分取材于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在民间传说中，包含有一部分优秀的神话，它们以丰富的想像和美丽的形象表现了人民对于压迫者的反抗斗争和对理想生活的追求。《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天仙配》、《孙悟空大闹天宫》等，就是这一类优秀的传说与神话，应加以保存与珍视。对旧有戏曲中一切好的剧目均应作为民族传统剧目加以肯定，并继续发挥其中一切积极因素。对旧戏曲中颠倒或歪曲历史事实，侮辱劳动人民的东西，应坚决加以修改，在修改剧本的同时，对舞台形象上一切野蛮恐怖的、猥亵的、奴化的、恶劣的表演，也必须坚决地加以革除。由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悠久，国土广大，戏曲种类极为丰富多样，全国大小剧种约在百种左右，各种地方戏都带有各地方的语言、音乐和风俗的特点。是千百年来全国各地人民的创造，大大丰富了中国民族的戏曲遗产。对如此众多的地方戏、民间小戏和曲艺，应普遍地加以发掘、采用、改造与发展。建国近两年来，京剧和其他各种地方戏都作了许多改革的努力，是有成绩的。经验证明，凡是勇于革新，勇于创造，勇于随着观众的进步而进步的剧种，一定受到观众的欢迎，其本身的艺术生命，也得到新的发展。建国以后，全国各地戏曲艺人经过学习，提高了政治觉悟，积极地参加了戏曲改革事业及各种社会政治活动。艺人的社会地位与解放以前完全不同了。他们受到了国家和人民尊重。他们在娱乐与教育人民的事业上所负的责任也就更大了，必须在政治、文化、业务各方面更进一步提高自己。在人民政府领导下，新文艺工作者和戏曲艺人应团结起来，为戏曲艺术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而共同奋斗这个指示及社论极大地推进了中国戏曲改革工作，使中国戏曲更加适合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社会的要求。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武训，清末山东堂邑县人，生于1838年，死于1896年。出身贫寒，10多岁给地主扛活，后来靠乞讨办"义学"，受到当时地方统治者的推崇。孙瑜根据陶行知所写的《义学传》并参考了其他材料写成了电影文学剧本《武训传》。由上海昆仑影片公司拍摄完成。于1950年底到1951年初经有关方面审查通过后，先后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几个大城市上映。影片上映之初赢得了一片赞扬声，报刊上发表的I~t-fi"十篇文章基本上肯定这部电影，并且号召人们学习武训和"武训精神"。认为武训"典型地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智慧的崇高品质"、有"自我牺牲精神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中国历史上劳动人民文化翻身的一面旗帜"，希望人们从武训的经历中学到一种"艰苦卓绝的战斗精神"，以"坚忍不拔的毅力"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武训传》在教育界引起极大反映，不少教师看后，深受感动，表示要以武训为榜样，献身教育事业。
到了1951年3月底，对电影《武训传》的认识开始出现了分歧。4月25日文化部电影研究所的贾霁在《文艺报》发表《不足为训的武训》一文，对《武训传》进行了批评，认为"《武训传》所表现的题材，是根本不值得表现的一个题材。在今天它歌颂了不应该歌颂的人物，它表扬了不必表扬的事迹。因此，它对于人民今天精神上的影响，就不是自尊与自豪，而是自卑与自贱；它与我们伟大祖国的历史不相称，与我们伟大现实运动不相容，它对于历史和今天，都是没有意义的"。文章认为陶行知先生"在国民党万恶统治下，提出武训精神，有着积极作用"。5月16日政务院文教委员会的杨耳在《人民日报》发表《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意义吗？》，认为贾霁说有积极作用是不对的，并认为贾霁对武训的批判不彻底。他认为"武训走了一条向反动派投降的道路"。
关于《武训传》的争论，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5月2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毛泽东审阅并作了大段改写和加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社论指出，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伟大斗争的年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不应当歌颂；拍摄和放映《武训传》是歌颂武训的丑恶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是"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华民族的反动宣传"。
毛泽东还认为拍摄、放映《武训传》，赞扬文章又"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种的程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一遇到具体历史事件，具体历史人物，具体的反历史思想，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竞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所以，"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社论的发表揭开了全国规模的批判运动。
在5月、6月、7月三个月内，全国掀起了一个群众性的思想批判运动，各部门、各单位有组织地召开了座谈会、讨论会、批判会。报刊上发表大量文章。6月，《人民日报》社、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和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联合组织了武训历史调查团，专程到山东对武训的历史进行了历时20天的调查。调查团7月返京，写出了《武训历史调查记》，经毛泽东修改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调查记》认为武训是以兴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是一个反动派。指责电影编导站在反动立场上美化武训，欺骗人民。《调查记》的发表，实际上为这场讨论作了总结。有关电影《武训传》的编导和主要演员，以及赞扬过《武训传》的著名人士都先后作了检查，至此，以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和批评为契机的建国后第一次思想战线上的大批判告一段落。
当时的批评文章认为生活于农民革命风起云涌的清朝末年的武训，不但没有参加这场火热的斗争，反而甘受侮辱，依附于镇压农民的刽子手。他的兴办"义学"，也是为统治阶级服务，因而也深得历代统治者的嘉奖；《武训传》把落后、消极的东西，当作积极、优秀的民族传统加以宣扬，用改良主义代替革命行动，歪曲了历史，颠倒了是非；离开了阶级斗争的观点，用唯心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观察和分析问题，这是歌颂武训其人的思想根源所在。指出了上述几点，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历史唯心主义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对《武训传》的讨论发展成为一场大批判，走上了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极端片面粗暴的做法，混淆了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给当事人形成了过多的政治压力，不利于文艺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同时对于历史上的武训而言，《调查记》给武训所加的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的3顶帽子也是缺乏根据的。其实武训出身贫寒，10多岁起就给地主扛活。为了攒钱办"义学"，从20岁开始，讨30年的饭，50岁时陆续办起3所"义学"。其本人乞讨一生，孑然一身，自己的不觉悟，为反动阶级所利用，酿成了一生的悲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和发扬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当年的《武训传》的批判不少人士又提出了自己的认识。1985年9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的讲话。他说：解放初期，也就是1951年曾经发生过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个批判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我们现在不对武训本人和这部电影进行全面的评价，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明，当时这种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因此，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由胡绳主编，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一书，在谈到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时说："讨论和批判这个电影，提出的不仅是如何评价武训这一个历史人物的问题，而且引伸到如何看待中国近代的历史和中国革命的道路。这次批判，实际上成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一个部分。"党发动这次批判"提出的问题是重大的，讲行这样的工作是必要的。结合实际的事例，开展批评和讨论，来学习如何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是知识分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一种方法"。这一批判，"对学习和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起了好的作用，有其积极的方面。但是，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是属于精神世界的很复杂的问题，采取批判运动的办法来解决，容易流于简单和片面，学术上的不同意见难以展开争论"。这一批判"已经有把学术文化问题当作政治斗争并加以尖锐化的倾向，因而有其消极的方面"。
西藏和平解放
西藏地处西南边疆，面积123万平方公里，人口97万，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民族历来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中共中央历来十分关怀西藏同胞和关注着西藏局势的发展。1949年12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全部消灭了国民党残留在大陆的军事力量，中共中央就着手部署和平解放西藏，统一中国大陆事宜。
1月，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提出和平解放西藏问题，向西藏上层人士阐明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西藏问题的方针，并号召藏族进步人士为和平解放西藏贡献力量。中共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深得藏族爱国人士的拥护和支持，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甘孜白利寺活佛格达一洛桑丹增自愿请求人藏劝和。青海省也派出"藏族代表团"，人藏劝西藏当局参加谈判，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但是我们清醒地看到，帝国主义、扩张主义势力插手西藏，妄图分裂中国，西藏地方政府中，上层集团中的分裂分子还占着主导地位，妄图以武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因而军事较量的前途仍然存在，必须要有两手准备。于是西南局将进军西藏的光荣任务交给了十八军。3月29日，十八军先遣支队，从四川乐山出发，向西康的甘孜方向前进，揭开了我军进军西藏的序幕。
形势的发展，证明中央关于两手准备的正确。西藏上层分裂主义者，在帝国主义、扩张主义势力支持下，在昌都杀害了劝和使者活佛格达·洛桑丹增，赴西藏劝和的青海藏族代表团，也被软禁。并且调集了2／3的藏军和一些地方兵团共8000余人驻守在人藏的咽喉要道——西藏东部重镇昌都，阻止解放军进藏，妄图以金沙江为界，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在此严峻的形势下，不得不运用军事手段予以打击。
人民解放军于1950年10月6日发起了昌都战役。参战部队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在风雪晴雨变化无常的气候条件下，在海拔4000米的冰峰雪线上，横断山脉的峰峦叠嶂中，奋勇前进。在我军强大的攻势面前，10月12日，藏军第九代本格桑旺堆率部起义。10月18日，新任西藏地方政府昌都总管阿沛·阿旺晋美命令藏军放下武器。昌都战役歼灭藏军主力5700余人，使西藏地方政府丧失了藏军总兵力的2／3，粉碎了西藏地方当局以武力阻止我军解放西藏的企图，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推动了和平解放西藏的进程。
昌都战役的胜利，促进了西藏上层人士的迅速分化，爱国力量逐渐增长，分裂主义分子惊恐不安，在争取外援来实现西藏独立的愿望难以成为现实的情况下，达赖等人才决定进行和平谈判。1951年4月，派出了由阿沛·阿旺晋美、土登列门、桑颇·丹增顿珠、土登旦达·凯墨·索郎旺堆组成的代表团，由阿沛·阿旺晋美任代表团首席全权代表。代表团分成两路，一路由昌都启程，一路由亚东出发经印度前往北京。西藏和平谈判代表团沿途受到各地党政领导的热烈欢迎，阿沛·阿旺晋美到达北京时，周恩来总理亲自到车站迎接，朱德总司令盛宴款待。热情周到的接待使他们深受感动，为和谈创造了良好的气氛。
29日，中央人民政府指派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为全权代表，与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团进行谈判。李维汉提出要以《关于以十项条件为和平谈判及进军基础给西藏工委的指示》（《约法十条》）为谈判的基础。《约法十条》的基本内容为：驱逐英美侵略势力，西藏人民回到中国大家庭；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实行宗教自由；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西藏现有军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的一部分；发展西藏民族语言文字及学校教育；发展西藏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的生活；有关西藏各项改革事业，完全按照西藏人民的愿望，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员协商解决；对于过去亲英美和国民党的官员，只要脱离关系，不进行破坏、反抗，一律继续任职，既往不咎；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巩固国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