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比卦》也为我们揭示了这个道理。坎上坤下为比。这里的比也就是相互亲附。只有彼此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但这种差距不是很大，是在可容忍的范围之内，才能形成这种亲附关系。坎为水，坤为土。水在上，土在下。浸润下土的水在上，容留下浸之水的土在下，这就是亲附。如果水是水，土是土，二者不相及，比如把坎定义为云，那也就不是比了。云在天上，土在地上，两不相及，也就不可能有亲附关系。
在企业组织内部，成员相互之间亲附关系的创造是形成团队合力的前提条件。如果想谋求团队合力，真正使企业变成一个团队整体，在组织架构上也就必须避免因为差距过大而造成分裂、瓦解组织。
可能有人会说，有一个特别出众、能力特别强的人，存在于这个企业组织之中，难道也要把这种巨大的差别磨平缩小吗？
这里的问题是，这种假设是不是成立。人们常说，鹤立鸡群。现实的问题是，鹤真的能够立到鸡群中来吗？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不同类，性质差别过大的事物是无法凑到一块来的。鹤立鸡群，可能鹤乐意，但鸡可能不愿意。鸡怕鹤来欺负它们，或者群起而拒之，或者逃而避之。
在世界企业发展史上，20世纪中叶之前，劳资关系都甚为紧张，往往就是因为独立投资的老板，立到了单个力量薄弱的工人之中，剥夺了工人的利益所至。20世纪70年代之后，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职业经理阶层出现了，这才改变这种局面。在企业组织内部，尽管差距仍然存在，但这种差距是以一种梯度的形式存在的，而且每个梯度之间的差距并不大。所以，彼此之间也就容易达成和解。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中叶之后，劳资关系明显有所缓解，这除了工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有所改善之外，在组织架构上的调整缩短了相互之间的差距也是一个原因。
据《圣经·出埃及》记载，以色列人的祖先最先是在埃及定居。到摩西这一代时，他们与当地人之间的矛盾激化了，他们请求离境。法老不准，摩西率领众人连夜逃出埃及。法老发现后派兵围追。以色列众人由摩西一人率领，没有组织。他就成高立鸡群的鹤了。
可他无法有效地带领这一群乌合之众，行动缓慢，面临重重危险。摩西的岳父给他提出了一个类似组织架构的建议，摩西立即采纳。他把每十个成年男子及其家人和随从分为一个组，十人设一个十人长，百人设一个百人长，管十个十人长；千人设一个千人长，管十个百人长……这十人长、百人长、千人长，全都从以色列男子中挑选来担任。一伙乌合之众由此就形成了存在差距有限的组织。组织活动指令层层下达，一层保证一层。所有小问题都分别由这十人长、百人长或千人长处理，仅仅非常重大的问题才提交给摩西剖析解决。十人长、百人长、千人长，直至摩西，在这个以色列人社会中就是地位、作用、权力、价值各不相同，也正是这种不同，以色列人行动的速度和效率一下提高了很多倍，才走出了埃及，有了意志和智慧都出众的犹太民族。
四、为组织成员创造“惧法朝朝乐”的惧
指引人的意志行为方向的只有两个东西：一是欲，二是惧。
欲，就是有所求，就是有所期望。一个人有所求也就会为了所求的满足而努力。这所求也就为他的意志行为指明了方向。
惧就是害怕，就是担心，就是有所顾及。这就是怕失去原已获得的某种东西。一个人有所惧也就会为了避免失去而付出努力。这所惧也就为他的意志行为限定了方向。
哀莫大于心死。心死也就是没有欲求，对未来不抱任何希望了。这对人却是最大的悲哀。心一死，人也就成了行尸走肉。对于这种人是不可能通过激励实施管理的。
“人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人到了连死也无所畏惧的时候，也就不可能用惩处约束来实施管理他了。但也只有心死的人才无所顾及。人们常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这是因为光脚的无所失。但穿鞋的心死了，光脚的心没有死，光脚的就会怕穿鞋的。
而人的乐趣在于欲望的满足。有欲望需要满足，他才会有所顾及。无所欲也无所惧的人，是感觉不到人生快乐的。所以，企业组织架构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让人有所欲有所惧。只有形成了能让人有所欲和有所惧的东西，才能把独立的个人溶为一个组织整体，由众多的私变为一个统一的公。这也就是赋予组织架构所形成的制度规范，具有法律一样的权威性不容动摇、不容怀疑、不容随便更改，有任何形式的违犯都将受到惩处。因而只有在企业组织成员心中形成了“惧法朝朝乐，欺公日日忧”的心理约束，企业才可能有组织竞争力。
组织存在本身不是目的，组织是为组织成员所寻求目标的达成服务的。正是需要达成组织成员所寻求的目标，才需要组织，才需要人。
当然，这种目标也是由人制定的，是这个组织之中的人制定的。这二者之间尽管表面上看起来是蛋和鸡的关系，很难分辨清楚究竟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但当这个组织已经存在时，组织要达成的目标也就有了统领的作用，组织也就变成了达成这个特定目标的工具。
所以，企业组织架构，就必须保证这些事务工作，事事有人做，并且事事都能做到位。这也就是组织架构把要求通过岗位流程工作标准把岗位员工做工作的具体标准，包括：要做什么工作、每一项工作要做到什么程度、需要什么能力素质、给我什么条件支持、在什么地方完成、在什么时候完成、接受谁的指导、向谁寻求帮助、从哪些方面进行考核、工作不达标会蒙受什么处罚等十个方面的内容，都具体明确地界定出来，使之在达成做好工作的标准上形成惧。有了这种惧，才能保证事事有人做、事事做到位。
五、通过强化约束为组织成员创造机会
为组织成员创造“惧法朝朝乐”的惧，就是约束。但这种约束并不是拘禁，而是为之提供一种机会、创造一种舞台。正是因为人有易反易复的一面，意志行为不稳定，有了约束，这种约束也就不仅仅是束缚它，而是使他把意志行为稳定下来，朝向特定的方向持续不断地努力。前面已经作过说明，组织就是绳索，并且不仅仅是绳索，而且是由绳索结成的一张大网。组织的每一个成员也都仅仅是这个大网上绳结之间所拴的蚂蚱。但组织这个网并没有拴住蚂蚱的翅膀和双腿，只是给它设定了一个活动的范围框框，它们只能在这个框框里蹦跶、飞舞。
这个框框很显然就是一个约束，任何想突破这个框框的行为都难免碰得头破血流，达不成组织给他的要求一定会受到剥夺其所希望的价值满足条件的惩罚。同时，企业组织又会对应于他的努力和贡献，给他以欲望需求的满足。这种约束框框相对这每一个蚂蚱，也就都成了机会。就像动物园的老虎，关在笼子里面每天定量提供食物。这种约束和机会就是并存的。相反，若把老虎从笼子里赶出来，这是还它自由了，但也没有人再给它饮食血肉的供给保障了，它就只能自己寻找猎物充饥。如果它找不到足够的猎物，它就只能忍饥挨饿，甚至饿死。这个笼子，对它而言也就是十足的机会。
相对于意志多变的人更是如此。很多聪明的人终生无所作为，一个重要的原因，也就是他们缺少约束，意志行为多变，使他无法朝向一个稳定的方向不断努力下去，结果是难有所成。
20世纪80年代初的神童，现已进入中年，几乎都没有成就与他们的智商成比例的事业。据《南方周末》记者李海鹏2005年7月21日在该报发出题为《26年再审视：“神童”到中年——宁铂、谢彦波、干政等这些当年最为耀眼的神童今归何处》的报道：
“宁铂2岁半时已经能够背诵30多首毛泽东诗词，3岁时能数100个数，4岁学会400多个汉字，5岁上学，6岁开始学习《中医学概论》和使用中草药，8岁能下围棋并熟读《水浒传》。”这个戴眼镜的神奇少年被媒体一报道，几乎一夜之间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神童”。1978年3月，他来到了中国科技大学，成为少年班的学生。他多才多艺，兴趣广泛，不仅擅长围棋、中医，同时他也早熟。尽管他有一个神童的美名，可按当时中国科技大学男女生11︰1的比例而论，以及他比别人更小的年纪，和他矮小的身材，根本没有实现他浪漫的机会。
“本科毕业之后，他留校任教，并在19岁成为全国最年轻的讲师。不过，这已经是他能创造的最后一个纪录了。1982年他第一次报考研究生，但报名之后就放弃了考试。第二次，他前进了一步，完成了体检，然后放弃了。第三次，他又进一步，已经领取了准考证，但是在走进考场的前一刻又退缩了。他很少做物理学科的研究，却把大量时间用于围棋、哲学和宗教。”“1989年、1990年、1991年，他连考三次托福，均未过关。”“1988年结婚之后，他练习气功、吃素，与常见的生活习惯渐行渐远。1993年，因为与妻子的一次小口角，他跑出家门，四处游荡了半个多月。”“2002年，宁铂前往五台山出家，很快就被中科大校方找了回去。”2003年他离开了中科大，到2005年记者采访时也没有找到他。“在一家网站上，记者找到了宁铂建立的一处同学录，成员只有孤零零的一个，就是他自己。网站记录的建立时间表明当时他已出家为僧，不知身在何处。那是2004年元旦的晚上。”
与宁铂齐名的还有谢彦波和干政。
谢彦波年龄最小，他1982年提前一年大学毕业，15岁在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跟随于渌院士读硕士，18岁转随中科院副院长周光召院士读博士。可他没能处理好与导师的关系，博士没有毕业，转而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跟随大名鼎鼎的诺贝尔物理奖得主菲利普·安德森教授学习。在普林斯顿，他又与导师不睦。恰在这时，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北大留学生杀死美国教授的事件。中国科技大学让谢彦波回了国。因为此前有传闻说，谢彦波曾用手枪或菜刀威胁过安德森。
他两入学术高门，两次都没有拿到博士学位。
同样铩羽而归的还有干政。他与谢彦波的轨迹惊人的相似：都是在普林斯顿大学，都是学理论物理，都是与导师关系紧张。回国后，物理系的一位主管老师找到了干政，表示他可以回科大读博士。令大家惊讶的是，干政拒绝了。几年之后，在家赋闲已久的干政又表示想到中科大工作。这一次中科大没有同意，这时中科大聘用教师的基本条件要有博士学位。
神童又怎么样？不知道管束自己，管不住自己，甚至连一般常人也不如。组织架构的一个作用，就是帮助不知道管束自己的人管住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