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冀豫区文教联合机构，所以冠以“晋东南”的称谓，是由于居于太行山区的晋东南地区，是晋冀豫边区的腹心地带和直辖区，再加上出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绩的考虑，团结以阎锡山为代表的晋绥派系。因此，晋冀豫、晋东南乃至太行、太岳等名称就相互通用了。
在“文救总会”成立大会上，与会人士分析了抗战形势及抗战以来根据地学校教育、新闻出版、社会教育、文化艺术、政治宣传等方面的发展情况，研讨了战时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方向和日后的工作方法；制定并通过了“文救总会”的宣言、章程、工作纲领。大会制定的文总工作方针：一是促成文化统一战线，使本区文化人、知识分子团结起来，群策群力，以特殊武器贡献抗战；二是推动组织各文化团体、各级文化组织，以组织力量进行推动工作；三是对敌伪进行有计划有领导之宣传战；四是发展深入的大众文化运动，提高大众文化政治水平，推进识字运动，提倡义务教育，辅助政府实施文化教育政策；五是提倡理论研究；六是沟通敌后方与我后方之文化工作。大会选举了执行委员和名誉委员，执行委员有朱光、李伯钊、高沐鸿、王玉堂、史纪言、郝汀、张柏园、王振华、李棣华、崔斗辰等及团体会员华北新华日报社、黄河日报、华干、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民族革命通讯社、胜利报社、剧协分会、青记分会等团体、个人共23席，名誉委员有马君图、薄一波、戎子和、杨献珍、刘济荪、李墨卿、吴松涛。
5月7日，执委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推举王振华、史纪言、王玉堂、高沐鸿及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为总会常务委员，制定了总会工作计划：一、提高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坚定持久抗战与增强保卫晋东南抗战必胜的信心。
二、发展与提高抗日的、民族的文化
宣传教育工作。三、广泛开展宣传战，粉碎敌人的欺骗宣传。四、协助政府推动、统一并巩固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宣传事业。五、推动并协助各文化团体开展工作。六、推动并协助边区各地文化教育工作者组建文化教育救国会。七、普及社会教育，扫除文盲；完善学校教育；发展新闻出版事业。八、开展敌占区的宣传教育工作与争取敌伪军的工作。九、创办综合性机关刊物《文化动员》。
在文艺工作方面，总会提出了更为具体的工作方针：一、动员一切艺术团体和文艺工作者为抗战服务。二、提高文学艺术的理论水平。三、各文艺团体及文艺工作者要密切合作，共同建设根据地新文化；要注意运用旧形式，创造新形式；提倡活报剧、街头剧；协同政府组织旧剧改良委员会，改造旧剧、旧剧团及旧艺人；创建各区、村模范剧团。
1939年秋，文救总会移驻武乡县下北漳村，在这里领导全区的文化运动。此时，文救总会主要有王玉堂负责，王博习、蒋弼等担任编辑。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宣传部进行业务领导。
在文救总会的领导和推动下，晋东南基层的文化领导机构也相继建立起来。自总会成立后至1940年8月，太南、太北、太岳、冀西各地先后成立了“文总”办事处，后又逐渐发展为各分区的“文救会”，各县也纷纷组建起“文救会”，区、村建立了“文救”小组。至此，一个遍及晋冀豫边区的抗战文化网基本形成。
根据地文艺界各专业系统，为了发展壮大专业队伍，培育专业人才，提高艺术水平，也都纷纷组建了各自的协会，主要有：1939年1月4日，成立了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太行山区分会筹委会，2月28日在长治正式成立了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太行山区分会，简称“剧协分会”；1939年3月27日，组建了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太行山分会，简称“美协分会”；1939年5月1日，中华全国歌咏协会晋冀豫分会，简称“歌咏分会”筹委会成立；1939年11月28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晋东南分会，简称“文协分会”在武乡县下北漳村召开成立大会，会议同时决定分别在太南、太岳、太北、冀西等区建立文艺通讯站，开展文艺通讯员活动，号召文艺青年拿起笔来扩大抗日文艺宣传，并计划出版文艺刊物。
各专业协会的建立，不仅使文救总会有关方面的工作部署落到实处，也促使文化艺术各个门类得以稳步发展。“文救总会”和各专业协会之间互相配合，密切协作，使晋冀豫边区文化教育事业呈现出日益发展的态势。
1940年底，由于日军连续不断“扫荡”武乡东部，文救总会迁到辽县（今左权）。
太行根据地是华北各个根据地中文化人比较集中的地区。这些文化人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随同八路军各机关进入太行山的文化人；二是根据地建立后，从延安及大后方来到太行山的文化人；三是太行区的老文化人和根据地自己培养起来的文化人。这一大批文化人，都是坚持抗战和建设根据地的骨干，这支文化大军活跃在根据地文艺战线上。
为了更好地组织广大文艺工作者有序地参与文化运动，在1939年元旦，八路军机关首先在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戏剧工作者中提出了抗日根据地剧运统一组织的问题。当时举行了一个剧人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各党各派各友军的戏剧工作代表，经过大家的商谈，决定成立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晋东南分会的筹备会，经过两月余的筹备工作，2月28日，中华戏剧界抗敌协会太行山区分会在长治召开成立大会。到会代表60余人，共代表了67个大戏剧团，大会举行了剧团工作、化装表演、创作、舞台装置、音乐等座谈会，选举出太行山剧团等13席团体执委。
“剧协”分会的成立，代表了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剧运统一，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中华戏剧界抗敌协会太行山区分会成立，主要讨论和解决了抗战剧运发展方向问题。
（第六节）中华戏剧界抗敌协会太行山区分会
第一是剧团建设问题，以当时到会的剧团来说，都是40～80人的大剧团，剧团内部的组织是各式各样的，里面的成员，儿童的数量很大，生活管理上的事宜多过戏剧本身的问题，于是便有不少的代表提出各个剧团内部的组织、管理、生活、工作应统一的问题。在讨论中，大家否定了这一提议，因为剧团不是一般群众性质的团体，按它本身的性质来说是一个艺术集团，因此它的组织、生活、管理、工作应任其自由的方式去发展，不必拘束在一种呆板的方式中，只要各剧团的组织能适合他本身的工作需要就够了。
第二是讨论了如果开展农村剧运问题，组织农村剧团，大家认为敌后的剧运没有广大的农民和士兵参加，只靠几个先进剧团是组织不起来的。会议决定由部队和地方的大剧团分区来带动、帮助农村剧团，以展开群众性的戏剧运动。
剧协分会没有专门的办事机构，在大会选出的13席团体执委中，大家一致推选由晋冀豫省委领导的太行山剧团来主持日常工作。
1939年9月间，中共晋冀豫区委在武乡县东堡村筹备并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为了给大会助兴，太行山剧团也奉命来到武乡，驻扎在桥南村，团部住在马保云家。这也代表着剧协分会进驻武乡。
为了搞好演出，剧团的人员每天徒步奔波于剧团驻地与党代会开会地址之间，为大会进行演出助兴。
剧团的演出受到了上级首长的表扬，会议结束后，剧团还在武乡的蟠龙、洪水等地进行了巡回演出，同时，他们还深入到武乡农村的剧团中进行业务辅导，使全县的农村剧团有了大规模的发展，总数达到140余个，这些剧团大多以演出抗日新剧目为主。
抗战初期，日本侵略军的主力在华北，华北是全国抗战的中心，而山西又是华北抗战的中心，若山西丢失，冀豫晋察将不能坚守。着名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先生，看到八路军正在奔赴山西前线，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迅速，群众情绪高涨。这些都是争取全民族抗战胜利的希望所在。他基于整个民族利益和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于1937年8月29日来到太原。
当时，阎锡山正在组织大同会战。日本侵略军已于8月26日侵占了南口，27日又占领了张家口，逼近雁北。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在天镇、阳高、大同布防，准备会战。李公朴在大战前夕会见了阎锡山等军政要人，还在太原八路军办事处拜会了周恩来同志。根据周恩来同志的安排，李公朴参加了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并任宣传部部长。宣传部下设宣传科、印刷科、《战地动员》刊物编委会，还有电台、剧团、宣传队等。在太原期间，李公朴还创办了全民通讯社，自任社长，创办《全民周刊》。
（第七节）抗战建国教学团
上海失陷后，李公朴转移到汉口。1938年1月，李公朴偕夫人张曼筠冒着严寒来到临汾，出任阎锡山主办的民族革命大学教授兼顾问。李公朴在民族革命大学任教的消息很快传开，全国的抗日青年，北至长白山麓，南至珠江流域，还有归国的华侨青年，川流不息，蜂拥而至，民大的教职员工猛增至5000多人，不得不在运城等地设立分校。李公朴利用民大这个难得的讲台，讲授抗战、民主和进步理论，为动员民众振臂高呼。4月，李公朴回到了武汉，与沈钧儒、钱俊瑞等人参加全国抗战救亡总会的筹备工作。
为了把抗战教育与发动群众结合起来，把宣传和教育结合起来，李公朴筹备成立抗战建国教学团，他还拟定了教学团的组织大纲和工作纲要。但此项工作需要社会各界人士和机关团体在人力、物力以及工作条件等方面的支持，而他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言行处处受到限制，唯一的办法，是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所在地——延安，取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支持。1938年11月24日，李公朴乘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汽车去延安。沿途看到三五成群的青年，背着行李，唱着革命歌曲，向延安进发，他深受感染，情绪昂扬，和青年同声高唱。当时的延安已遭敌机轰炸，断墙残垣，满目创伤，但人们仍在紧张地工作、学习、战斗着。大小商店，还照常营业。
李公朴又一次到山西各地进行了考察，回到延安提出了“教育和生活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抗战教育主张，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特从“抗大”、鲁艺抽调干部，组成抗战建国教学团，交给李公朴率领。为了他的安全，毛主席还通知罗瑞卿，抽调了一名红军老战士担任李公朴的警卫员。1939年6月，李公朴率教学团一行10人，从延安经晋西北前往晋察冀边区。临行时，金城、续范亭以及文化界许多人都来送行。续范亭是李公朴最要好的朋友之一，他当场赠诗送别：武乡，敌后文化的中心吴蜀同心破曹瞒，周郎意气要争先。欲收赤壁鏖兵效，子敬还须苦周旋。
李公朴一行经绥德、神木，跨过黄河到达晋西北。每到一处，便开办短训班，即教即学，即学即用。他把教学团的宗旨拟了一首歌词：“我们把学校送上门来，既当先生，也当学生。必须首先当好学生，然后才能当好先生，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就是我们第一课的教材。我们的课堂就是战场，战场就是我们最好的课堂。”
抗战建国教学团先后在晋西北、晋察冀做了大量工作，1940年5月4日，李公朴等一行离开晋察冀边区，几经周折，辗转百里，于20日来到武乡县王家峪村八路军总部。
为迎接抗战建国教学团，野战政治部专门召开了欢迎会，会上，李公朴先生作了敌后考察报告，并作了关于战时教育工作之演讲。李公朴还参加了6月3日的晋冀豫边区宪政促进大会，并应邀作了演讲。7月9日，他参加了太北地区军政民万人大会，纪念抗战建国3周年，并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李公朴与抗战建国教学团在武乡活动3个月时间，准备再次进入晋察冀，走访八路军建立起来的第一个模范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总部参谋处曾赠送一幅毛笔绘制的《百团大战战役部署略图》以作纪念，落款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八月二十八日于山西省武乡县”。同时附信一封，信全文如下：
公朴先生鉴：
兹奉上百团大战战役部署略图壹份，请查收为荷。此致
抗战胜利之礼
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部参谋处（章）启八月廿八日
此后，李公朴率抗战建国教学团离开武乡，再次到达晋察冀边区。
9月初，百团大战初战告捷，在万人庆功大会上，李公朴先生书写了致朱德、彭德怀、聂荣臻、贺龙、关向应、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文：综观历日辉煌战绩，我军伟壮阵容实为空前壮举，值此国际形势错综，日寇轰炸行都之时，不仅一新国人观听，更予全国军民无限兴奋与信心，西北赖以屏藩，抗战更划一新页。
1938年12月，着名电影演员陈波儿在中共驻重庆办事处工作人员的支持下，组织了华北敌后妇女儿童考察团。该团由陈波儿任团长，吴竞任副团长，团员有王紫非、宋迪夏、常华（常之峰）、陆耕。
妇女儿童考察团组建以后，便立即从重庆出发，前往陕北、晋绥、晋察冀、晋冀豫等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广泛的考察、宣传、采访。她们用了一年多时间，行程万里，妇女考察团成员多次穿越日本侵略军的封锁线，深入敌后的广大军民之中，采访、调查，写了不少内容丰富的调查报告和文艺作品。
1939年2月，考察团离开延安，前往晋西北、晋察冀、晋冀豫抗日根据地，考察了解抗日救亡的工作、军民大生产情况、妇女解放运动和解放了的妇女们在抗日救亡工作中的贡献。她们调查了解得非常细致而全面，历经山西、河北、河南、陕西等省，两次渡黄河，几次冒生命危险冲过敌人封锁线，多次遭遇敌人包围，均被八路军赶来解了围，时间长达一年零三个月才结束。
（第八节）妇女儿童考察团
考察团到达河北阜平时，陈波儿同志代表全团给重庆的妇女界领袖史良、沈兹九写信报告了考察工作的情况，沈兹九同志在她主编的《妇女月刊》上，加了附言公开发表了这封信。
她们在晋察冀的一个月中，走过了几个重要地方。她们生活很紧张，每天除了列席代表大会外，还忙于写作。陈波儿曾说，我们应该反映这里的经验，不但使后方，还要使全世界，使各地华侨知道边区是怎样建立的，怎样抗战的，用以坚定他们的抗战的信心，使他们在经济上多多地积极地给我们以援助。最后她说，我们相信全中国无论任何地方都是在进步，我们希望这里与后方各地更密切地联系起来，互相交换工作经验，督促各方面工作更快地进步，顺利地克服抗战第二阶段的困难，达到最后胜利的目的。
1939年10月19日，考察团一行来到武乡。八路军总部以文艺习作会的名义召开了欢迎会，并与考察团成员们进行了座谈，讨论现阶段文艺运动民族化与民间化问题，以及以后如何巩固文艺习作会的组织，同时也邀请陈波儿作了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