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新华社华北总分社
新华社的前身是红色中华通讯社，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成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最早的新闻机构。1934年10月，红色中华通讯社随中央红军长征。1937年1月，为适应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根据中央的决定，在延安更名为新华通讯社。更名后，新华通讯社与该社编辑出版的《新中华报》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即在一个组织内，分担两种不同的业务，既出版报纸，又发布新闻。因此，也可以说是一种联合组织形式。
随着中国革命事业的不断发展，这样的组织形式，已经担负不了新的历史任务，鉴于这种情况，1939年初，党中央决定新华通讯社脱离《新中华报》，单独成立组织机构，直接归中央党报委员会管理。这时，新华社的组织也略具雏型，不仅有翻译部门，而且有了自己的编辑采访部门，有自己的通讯记者网和分社组织，也有能保证需要的印刷机构。它的业务，除收集和发布人民所需要的新闻，起党中央的喉舌作用外，对于国内的重大事件，都能及时地、经常地反映各界舆论。
为建立新华通讯社在各地的记者网络，中共中央提出了在华北根据地建立新华通讯社分支机构的意见。那么，作为华北最大的新闻机构——华北《新华日报》就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这一重任。
《新华日报》（华北版）创刊后，北方局随即指示：应该努力使报纸真正成为全华北性的机关报，帮助各地报纸，与全华北加强联系，使报纸成为华北新闻文化事业的中心。
华北《新华日报》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不是单纯出报纸，正如报纸发刊词所说：本报愿作文化粮食之供给者，愿作华北文化抗日统一战线之创导者与组织者，将全华北文化战士，紧紧团结在本报周围，为开展敌后之文化运动而与敌寇们苦斗到底。为了团结文化人，繁荣文艺创作，报纸先后办了多种文艺副刊：《新地》、《新华文艺》、《新华增刊》、《戏剧》、《敌后方木刻》、《华北青年》、《抗日军人》等，出版了《通讯与读者》和《抗战生活》。
当时由于民众文化素质很低，能写文章的人极少，报社主要靠记者采写报道，极大地限制了报纸新闻的普及性，为了培养一批基层通讯员，促进有文化的战士、民兵、群众都来为报社写稿投稿，创办了《通讯与读者》，该刊是业务性刊物，主要是作为通讯员与各地业余作者与编辑之间的沟通和纽带。
华北《新华日报》为开展敌后抗日文化运动，针对当前任务，经常发表社论，阐述敌后文化运动的方针与任务，要求文化工作者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为开展敌后抗日文化运动而献身。报社积极推动和参与发展扩大文化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报上及时报道各个文化团体的活动，派业务干部参加这些组织的领导工作。报社经常接待从大后方来的各个文化代表团和从敌后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名记者、名作家，广泛进行文化界的统一战线工作。
为了把华北新华日报社建成一座敌后的文化堡垒，组成政治、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一支劲旅，1940年，北方局采取进一步措施，充实报社的队伍。先后把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黄河日报》、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北方办事处和《晋冀豫日报》并入报社。
为了落实党中央关于建立新华通讯社分支机构的指示，迅速传播华北敌后的抗战消息，北方局党报委员会经过了认真的讨论和研究，决定采用报社合一的形式，来设立新华通讯社分支机构。
1939年10月19日，新华社华北总分社在武乡县大坪村正式成立，新华日报社社长、总编辑何云兼任总分社社长兼总编辑，新华日报社副社长兼总编辑陈克寒兼任总分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报社与通讯社是两块牌子一套机构，由报社编辑科（后由电讯科）肩负起向延安总社发送新闻稿的任务。
新华社华北总分社，是华北敌后新闻通讯的总机关。在新华社华北总分社的领导下，华北所有报纸的新闻稿，均采用“华北新华社”或“新华社华北分社”的电头向延安新华总社和华北各抗日根据地播发。
不久，新华日报社及新华社华北总分社机关搬迁到安乐庄村。在这里，报社全体成员，不仅编辑、排版、校对、印刷、发行《新华日报》，也同时将华北前线的新闻稿件，以“新华社华北分社”的名义，用电台向延安总社以及国统区的新闻机构拍发电稿。百团大战期间，许多发自华北前线的电稿，对宣传八路军在华北浴血奋战、打击日军起到了极大的轰动效应。
报社与通讯社的工作人员全部是一身二任。1942年何云同志在反“扫荡”斗争中牺牲，陈克寒同志继任《新华日报》华北版和华北总分社社长兼总编辑。1943年《新华日报》华北版改为太行版，新华社华北总分社亦改为新华社太行分社。
华北总分社在敌我斗争尖锐复杂的形势下，紧密联系当时的形势和斗争实际，深刻揭露了日伪军在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连续不断的“扫荡”、围攻“中的暴行，及在其占领区开展的”强化治安“奴化教育”的情形，充分反映了华北敌后军民浴血奋战，坚持抗战所取得的胜利战绩，系统报道了华北各个抗日根据地进行的各项建设事业，有力地宣传了我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和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基本方针。它成为华北通讯的最高组织领导机关。
（第二节）晋东南鲁迅艺术学校
为培养宣传文艺骨干，1939年，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从各单位抽调艺术骨干，在壶关县与晋东南第五专署联合，以统战的形式在敌后根据地试办了第一所综合艺术学校——民族革命艺术学校。分音乐、戏剧、美术三个系，教务、总务两个处，由北方局文艺科科长、戏剧家李伯钊任校长，并建有党支部，专职支书是赵迪之同志。搞音乐的有朱杰民等同志；搞戏剧的有伊琳、陈克等同志；搞美术的有杨角、张晓非和拧∧；教务由朱丹、洪荒负责。
学校成立不久，太南上党地区的军事形势就开始恶化，因而学校很难开展正常工作，北方局只好把这一批党员干部调回太北另行安排，民族革命艺术学校也就这样不宣而散。
到1939年秋冬，此时，有许多原延安鲁迅艺术学校东迁时过来的干部来到晋东南。延安鲁艺，成立于1938年4月，1939年夏，根据中共中央决定，鲁艺与陕北公学、工人学校、青训班合并，组成华北联合大学开赴前方，鲁艺师生组成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沙可夫任院长，吕骥任副院长，开赴晋察冀办学。在开赴晋察冀途中，有一部分人员来到晋东南。
根据这一情况，北方局决定在太北重新筹建一所艺术学校，有不少鲁艺同仁建议，学校就叫鲁迅艺术学校。北方局同意了这一建议，并委派北方局文艺科科长李伯钊同志具体负责，开始筹建鲁迅艺术学校。
经过紧张的筹备，鲁迅艺术学校准备正式成立。这时，从延安传来消息，1939年11月28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留在延安的鲁艺部分师生恢复组建了鲁迅艺术学院，院长为吴玉章，副院长为周扬。为了与延安鲁艺名称有所区别，北方局决定在原定校名前增加“晋东南”冠名，学校的名称就称为：晋东南鲁迅艺术学校，简称“晋东南鲁艺”或“前方鲁艺”。
前方鲁艺的办学方针是：团结与培养文学艺术的专门人才，以致力于新民主主义的文学艺术事业。校训是毛泽东亲题的：紧张、严肃、刻苦、虚心。
学校于1940年1月1日在武乡县下北漳村正式成立。
学校设立有校务委员会和党支部等机构，由李伯钊任校长兼总支书记，陈铁耕任副校长。下设音乐、戏剧、美术三个系，还有一个文学研究委员会，教务、总务两个处，另外附属一个实验剧团和一个京剧团。教务主任由拧∧担任，总务主任由军队干部刘海潮同志担任。实验剧团由吕班、伊林同志任团长，京剧团由裴东篱任团长，还有陈德京同志等；文学研究委员会由作家王玉堂同志负责；音乐系主任由音乐家常苏民同志担任；戏剧系先后由严熹、洪禹同志担任；美术系由杨角、张晓非任正副主任，美术教员有画家汪占非同志和自学成才的艾炎同志；还设有校刊编辑委员会，编辑《鲁艺校刊》。中间曾准备成立文学系，后因条件不具备未成事实。这所学校的干部和师资队伍、专业力量、学术水平是很强的，有的在苏联长期钻研艺术工作，有的到日本深造过，绝大部分住过各种艺术学校，是科班出身的。
学校一开始由中共北方局领导，后由北方局与野战政治部共同领导，1941年后由野战政治部单独领导，鲁艺也就实质上成了部队艺术学校。在编制上是部队营级的建制，这祥，学校平时的校长、总支书、主任，在战时又分别成了营长、政委、参谋了。学校的师生员工一律是军人打扮，每人都是一身军装、一条皮带、一双草鞋，高度军事化是“前方鲁艺”的一个特点。在教育内容上，与党的方针政策和军事形势紧密结合，是“前方鲁艺”的另一个特点。习惯的教学方法是：根据这些现实内容直接进行创作，或将主要精神纳入课程。再一个特点，是坚决依靠群众办学；地处敌后战争环境，比较动荡，不必要也不可能兴建固定的专门校址，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校址。村镇上大的房屋可借作教室，场院上、树林里也是很好的露天教室、画室和排练场。最后一个特点就是教学方法方式的机动灵活性，平时可以安全集中进行教学，战争时期则分散深入群众，用学到的艺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这无疑是对教学效果的检验。同时，在战争结束时，又可把亲身深入群众的见闻和感受带回学校，这又成了创作或教学的有用素材。
学校的生活既严肃紧张又生动活泼。每天早晨吹号起床之后全体出操跑步。白天上课和工作，晚间自由活动。在街上刷新标语，张贴墙报；或给老乡扫院、担水和打扫街道；或到学校开辟的小菜园劳动以补给伙食的部分蔬菜，或到山上打柴资助解决燃料。校务会、班务会、支部会等，也在这个时间里交错地进行。
为解决吃粮问题，由后勤部门安排分配到附近的村里去背粮。每个星期日多半是全校动员出发，到20里外的韩壁等地去背粮。在背粮的路上，学员们一个个精神抖擞，一路上歌声与口号声不断，互相挑战应战。到了灌粮时却不搞平均主义：体质较弱的只准给背四五十斤，棒小伙子会主动灌到100斤左右。回来的路上，学员们热汗淋漓，歌声暂时少了；直至缴卸完重负，才又一群群跑到河边，洗脸洗脚洗衣服，欢声笑语一片。
由于抗战时期物质生活相当艰苦，有的同志起先不惯于吃小米或高粱米干饭，常患便秘的毛病，渐渐习惯了也就适应了。而学员们的精神生活却得天独厚。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的领导同志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要挤出时间来给学员作报告。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副参谋长、杨尚昆同志、傅钟同志、罗瑞卿同志、陆定一同志，还有李大章、刘锡五、何云、漆克昌、孙泱、朱光等同志，都先后来讲过课。
每次首长来讲课，所有学员都集中在一片浓阴覆盖的大树林上大课。同学们则坐在小凳子上，就着膝盖做笔记，课后进行讨论。这些讲话和讨论，启迪着他们的觉悟，开阔着他们的眼界，滋养着他们革命的信念与理想，成为学员们最丰富的精神食粮。
李伯钊同志对工作精益求精，善于把党的意图贯彻到学校的实际生活里，在各种会议上，她都要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进行民主讨论。对于正确的意见，对于同志们的各种优点或艺术创作上的进步和成就，她都热情地给予赞扬，对于某种缺点她也常及时地中肯地提出有说服力的批评及改进意见。比如有一次，实验剧团新创作的一个话剧在试验演出时，末场的场景是一个青年女性投环自尽悬起在半空中的惨象。李伯钊看了排练后，马上下令停演，指出这种处理很不妥当，它太刺激人的感官，甚至有“艳尸”的庸俗气味。应该处理在暗场，给观众以暗示，引起人们对于悲剧的深思才好。作者接受这个意见并进行了修改，成为一出效果较好的戏。又如，有的学员画老太太总是一双小脚，李伯钊就指出，这种封建历史遗留的惨痛现象，既不能代表老太太作为人的本质，又不符合新社会的健康审美要求，不宜自然主义地去描绘，以后这种画法就改过了。当时还有一支颇为流行的曲子，其中的两句词原来是这样：八路军啊爱护老百姓，老百姓也要拥护八路军。“李伯钊认为这第二句不确切，应把”也要“二字改为”坚决“二字，才能充分表达出军民鱼水情谊，融洽无间的亲密关系。从此这支歌就改为”老百姓坚决拥护八路军了。
学校剧团把本校师生创作的剧团排演出来，经常深入农村进行演出，每到一地演出时村里就像赶会一样，邻近村庄的群众都不惜爬坡越岭地来观看。这是宣传抗日思想、政府法令的大好时机，学员们不仅有嘹亮的歌声，也有新颖的壁画，各种各样的宣传内容都牢牢地吸引着他们。这充分证明，虽然话剧在农村是一种新事物，但只要内容贴近于他们的生活又有精湛的表演技艺，农民是同样能接受和欢迎的。
1940年夏，敌人占领了武乡段村，在这里扎下了据点，从此不断出来骚扰、“扫荡”，严重地干扰了学校的正常教学工作，为了保证学校安全和继续教学，学校曾一度转移到大陌、城底等地，等敌人撤回据点后，又转回到下北漳村。8月间，我八路军总部发动了百团大战，学校组织宣传百团大战英勇事迹文艺活动，深入部队慰问演出。百团大战结束以后，由于战争形势变化，八路军总部与北方局等机关转移到了辽县，前方鲁艺也跟着转移到了辽县上武村。
1941年底，李伯钊同志回延安，由陈铁耕同志代理校长，野战政治部罗瑞卿主任和宣传部王东明部长直接参与学校的领导。
1942年5月反“扫荡”以后，根据前方严重的战争形势，野战政治部决定，撤销前方鲁艺，合并入延安鲁艺，一部分同志回了延安，还有一部分同志分配到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团体。1943年4月，鲁艺并入延安大学。1950年4月，又从延安大学抽调原鲁艺教职工，组织成立了中央戏剧学院。
（第三节）西北战地服务团
西北战地服务团于1937年8月12日在延安成立，是八路军领导的一支宣传抗日的革命团体。
七七事变发生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又一次大规模侵略中国的野蛮行径，引起了全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极大愤慨，全国的抗日高潮一浪高过一浪。着名文学家丁玲和抗大的吴奚如等青年经过商议，准备成立战地记者团，奔赴抗日前线，其口号是：只要很少的人，花很少的钱，走很多的地方，写很多的通讯。抗大成立战地记者团的消息传开后，抗大的同学们纷纷报名要求加入，希望一起上前线去，为抗日战争做贡献。根据这一实际情况，上级指示，决定将“战地记者团”扩大为“战地服务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