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照骞
……
我们在太行山上，
我们在太行山上，
山高林又密，
兵强马又壮。
敌人在哪里进攻，
我们要他在哪里灭亡……
1938年春，伴随着这雄壮激越的歌声，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出任一二九师政委，挺进太行山区，与刘伯承师长一起指挥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
在八年抗战中，他历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太行军政委员会书记、太行军区政委（兼）、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书记、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晋冀鲁豫军区政委。特别是1943年以后，在彭德怀、刘伯承及大批党政军领导人调往延安学习的情况下，他主持中共北方局、八路军总部、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区党、政、军的全面工作，领导全区军民奋斗不息，浴血奋战，开创了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等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我国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在他70多年伟大光辉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中，就有整整十个年头在这群峰壁立的太行山度过。
当年，曾是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师部所在地的武乡县，正位于这太行腹地的千山万壑之中。这里的山山水水，无不闪耀着伟人的光辉足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铭记着伟人的丰功伟绩……
设伏神头岭
1938年1月5日，中共中央决定，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接替张浩任一二九师政委，并于18日到当时的师部驻地辽县（今左权县）西河头任职视事。
此时，一二九师主力已在邯（郸）长（治）路以北集结，伺机出击邯长公路上的日军，以破坏一〇八师团西进补给线，策应晋西八路军主力作战。
3月5日，邓小平政委、刘伯承师长和徐向前副师长，率师部翻越武乡岭（板山），到达武乡韩壁村三八六旅旅部驻地，和陈赓旅长一起研究作战方针，并派人侦察敌情，了解地形。6日，以营召开党员大会，以连召开军人大会，进行政治动员和军事动员，邓小平到七七一团，刘伯承到七七二团，徐向前到补充团。
3月8日，在得到2000余日军由临汾向太行山开来的情报后，刘伯承当即带李达参谋长南下，到邯长大道上的潞城一带察看地形。
10日，刘伯承回到师部，与邓小平、徐向前研究，决定以“攻其所必救，歼其救者”的战术，佯攻黎城，引潞城之敌出援，在神头岭予以伏击；作战方案同时上报总部朱彭总副司令。
12日，根据朱彭总副司令电报指示，邓小平、徐向前到总部汇报工作，刘伯承赴前线指挥神头岭战斗。
16日神头岭一战，歼敌1000余人，俘敌8人，缴获长短枪550余支，击毙与缴获骡马600余匹，日军统帅部称之为“典型的游击战”。这是“吸敌打援”最好的战例之一，同时也是邓小平到任后参与部署的第一个着名战斗。
激战响堂铺
日军遭受重大打击后，为确保邯长大道运输线，在黎城以东的东阳关增设据点，加紧运输，以支援晋南、晋西日军向黄河渡口的进攻。
1938年3月24日，朱德总司令在沁县小东岭召开东路军将领会议，通知刘伯承师长参加。在刘伯承赴会之前，邓小平和他及徐向前就研究了敌情，决定在邯长大道上再打一次大仗，袭击日军运输线，以牵制日军向晋南、晋西的进攻。
之后，刘伯承参加东路军将领会议，邓小平坐镇师部，徐向前到邯长大道上察看地形。两日后，徐向前返回师部，邓小平与他研究，决定在涉县响堂铺设伏，袭击由黎城经东阳关过响堂铺之敌。
26日，邓小平率师部从韩壁出发，经西营、下良，进驻晋豫交界处的佛堂沟，徐向前将前沿指挥所设在响堂铺路北后狄村的小山坡上，并一起到七六九团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作战斗动员。
31日上午9时，响堂铺战斗打响，激战两小时，烧毁敌汽车180辆，缴获步枪300支，轻重机枪10挺，迫击炮4门，还有大量弹药。下午5时，日军出动飞机轰炸，邓小平、徐向前率部队转移至秋树垣一带。
在这次战斗中，参加东路军将领会议的100多位将领，应朱总司令的邀请，一直站在黎涉公路上的一个叫后秋峪的山头上观战。他们看到战斗的胜利，无不交口称赞八路军的游击战术。
响堂铺战斗，是伏击战斗的典型范例之一。
急袭长乐村
1938年春，自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三战三捷”后，日军深感太行山对其的威胁太大，遂出动重兵三万，分九路围攻晋东南，妄图以“分进合击”的手段，一举歼灭我八路军主力与首脑机关，摧毁初创的晋东南抗日根据地。
为粉碎敌人的九路围攻，朱德于4月4日以东路军总指挥的名义，向所属各部通报敌情，要求各部紧急动员，作好反围攻准备，并确定了“以一路兵力钳制多路敌人，集中主力击破一路”的反围攻作战总方针。因一二九师是日军围攻的重点，所以朱彭总副司令特别要求刘邓首长要做好反围攻的充分准备。11日晚，邓小平于和顺赶回辽县桐峪镇师部，和刘伯承、徐向前共商反围攻作战计划。
15日，刘伯承、邓小平奉总部命令，亲率一二九师主力由辽县桐峪星夜赶至武乡西北的东、西黄崖与东、西胡家垴一带，师部驻长庆凹。16日晨，刘伯承、邓小平在合德甲师临时指挥所，指挥七七一、七七二、七六九、六八九4个团的兵力，对在榆社扑空，沿浊漳河东窜的敌一〇八师团一一七联队，实施平行追击，在长乐、里庄、马庄10华里长的漳河谷地，以急袭的手段围歼该敌。血战竟日，歼敌2200余人，并击退东返的援兵。叶成焕团长及手下800将士壮烈殉国。之后，各路日军纷纷回窜，刘伯承、邓小平又指挥所部，乘胜追击，连克18%座县城，将日寇赶出晋东南，为创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我军向冀南、豫北发展创造了条件。
20日，邓小平、陈赓陪朱总司令在八路军总部驻地寨上村参加祝捷大会、接见作战部队和参观战绩展览后，连夜赶回师部。
4月下旬，根据党中央关于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和八路军总部命令，刘伯承、邓小平坐镇师部，徐向前副师长率领三八五旅七六九团与一一五师六八九团，以及第五支队挺进冀南；三八六旅陈赓部向豫北发展，进行大的战略展开，开辟冀南、豫北抗日根据地。
反击朱怀冰
1939年后半年，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进入1940年后，时局更加恶化。
1940年1月12日，邓小平参加了中共北方局在王家峪驻地召开的扩大会议，讨论了统一战线与反摩擦斗争的策略和政策，强调执行自卫原则，对来犯者坚决打击。
为使广大指战员，特别是各级干部站在全局高度认识当时妥协、投降的反共逆流，提高抗日反顽的自觉性，一二九师召开干部大会，邓小平作了《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他在分析目前出现反共逆流和妥协投降危机的原因后，指出：“中国今天的抗战，正处在十字路口，正在激烈斗争中，时局尚未最后绝望。我们的任务是争取时局好转。我们全体指战员和根据地的干部，都应该有高度的警惕性，准备应付随时可能到来的突然事变。突然事变可能有两种形式：一是全国下大雨，一是部分地到来。无论哪种突变，我们仍然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立场。”在王家峪总部向朱彭总副司令汇报时，邓小平说：朱怀冰是进攻我们的急先锋，根据目前顽军态势，我们的作战意图应该是：“集中主力歼灭朱怀冰部，监视鹿钟麟和孙殿英部，尽可能争取他们中立。”朱彭总副司令同意他的策略，命令刘伯承坐镇师部，邓小平指挥反顽战役。
3月5日至8日，邓小平亲赴前线指挥，以13个团的兵力，在磁（县）、武（安）、涉（县）、林（县）地区，一举歼灭“摩擦专家”朱怀冰3个师约13000余人，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挽救了抗战危局。
反顽战役结束后，邓小平进驻黎城。4月11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北社和东西黄须召开了太行、太岳、冀南高级干部会议。会议由邓小平主持并作了重要报告，提出建党、建军、建政三大建设与积极打击敌人“囚笼政策”的任务，明确了晋冀豫区转入深入巩固的建设方针。
破击白晋路
1939年7月，日军占领长治，打通了白（圭）晋（城）线。
白晋铁路，是太原日军大本营向我上党地区运送军火物资的补给线。日军以白晋线为界，把初创的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分割为太行、太岳两大块，企图以恶毒的“囚笼政策”，摧毁我抗日根据地。
1940年4月6日，邓小平听李达汇报敌修筑白晋铁路的情况后说：“敌人是要用白晋铁路把晋东南劈为两半，将来再修一条从临汾到邯郸的铁路，把晋东南划成‘田’字形。”邓小平还说：“为了让全区军民对这点有足够的、清醒的认识，我看可以提出五个字的口号：面向交通线！”当刘伯承完全同意邓小平的意见后，邓小平又接着说：可以定下来。我和蔡树藩同志先草拟一个破击白晋铁路政治训令，还要强调几条纪律……
5月3日，刘伯承、邓小平发布了《一二九师白晋路北段战役计划》，提出此战役任务是：协同民众连续破击铁路，搬完铁轨，烧完枕木，炸毁桥梁涵洞，打破敌人修通白晋铁路的企图，坚决消灭大队以下由据点出击之敌，夺取与烧毁敌人的军用品，救出、争取修路工人。
为打击敌人的“囚笼政策”，刘伯承、邓小平亲自部署和指挥了白晋铁路北段大破击战役。5日，战役打响，师部当夜进驻西周村，6日又迁至南关附近的前庄。
因战役部署正确，组织严密，破袭突然，激战两昼夜后，占领了敌武乡南关兵站等咽喉要地，歼敌1000以上，解放路工2000多人，破坏铁路公路200余里，大小桥梁涵洞300余座，搬运回铁轨1000余根，缴获炸药1000余箱，各地参战民众30000余人，武乡5000名自卫队队员和民工支援了这场破击战。
白晋战役后，刘伯承、邓小平在榆社谭村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总结了白晋战役，召开了祝捷大会。白晋战役不仅取得了打击“囚笼政策”的重大战果，而且创造了破击战斗的经验。白晋战役后，破击白晋路的任务交给地方部队，直至百团大战。可以说白晋战役是“百团大战”的前奏。
强攻关家垴
1940年7月上旬，八路军总部左权副参谋长，向刘伯承、邓小平传达了彭德怀副总司令关于彻底破坏正太路，截断敌人交通线的设想后，邓小平说：“这个设想我看行，可以这么干！”并当即吩咐师参谋长李达说：“打破敌人‘囚笼政策’，这一着棋太好了，彭总设想的很好。在正式命令下达之前，一切战役准备工作可以提前搞。这个大仗，越快越好。”
7月19日，邓小平在一二九师指挥员会议上，简明扼要地讲了执行朱彭总副司令作战命令的重要意义，他说：“对正太路破坏的越彻底，我们就越主动。这一仗必须打好，坚决粉碎敌人的‘囚笼政策’，扩大和巩固抗日根据地，克服投降危险，振奋全国军民抗战胜利信心，提高我军战斗力。”他还特别提出：“这个战役打好了，不仅对推动全国抗战，提高有志人士坚持抗战的信心有重大意义，而且对国际反法西斯的斗争也会有重大影响。”
8月20日，总部向华北我军下达作战命令。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一二九师部队，在正太线上的榆次、阳泉段发动攻击，先后克复芦家掌，大战狮垴山，激战卷峪沟，并亲自指挥了攻打阳泉以西的桑树掌、阳泉大桥的战斗。
9月23日，百团大战第二阶段榆（社）辽（县）战役发起后，邓小平亲自指挥一二九师主力，在狼牙山伏击敌军，击退日军增援榆社城的部队。
9月24日至10月3日，邓小平参加了在砖壁村召开的中共北方局高级干部会议，会议进一步贯彻黎城会议精神，保证了百团大战的彻底胜利。
1940年10月6日，日军在“百团大战”第一、二阶段遭受重创后，对华北地区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扫荡”，百团大战进入第三阶段的反“扫荡”作战。11月4日，日军纠集重兵两万，对辽县、涉县、武乡一带的中共北方局、八路军总部、一二九师所在地发动了大规模的报复“扫荡”。此时，师部移至武乡东部山区的刘家嘴村。
10月25日，刘伯承、邓小平等领导在广志村召开了高级军事干部会议，部署“反扫荡”作战。28日，率师部人员连夜行军到达宋家庄，每人发步枪一支，准备人自为战。
29日，东犯黄崖洞之敌在蟠龙遭七六九团侧击后，窜至关家垴高地。彭德怀与刘伯承、邓小平在石门村召开紧急会议，部署关家垴战斗后，冒雨赶到东庄、三角坡高地指挥战斗。当时后勤发生困难，邓小平便亲自召开地方干部会议，动员群众运送给养，抢救伤员，保证了战役的顺利进行。战斗打响后，陈赓旅长看到部队伤亡很大，心里十分着急，电话请示师部撤出战斗，另找战机歼敌时，邓小平在电话里严肃地对他说：“全局！全局！一定要顾全大局！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把关家垴拿下来！打大仗不可能无伤亡，关键是要把火力组织好，一鼓作气，减少伤亡！”
陈赓听了表示坚决服从命令，毫不犹豫地继续指挥部队反击。邓小平以我军铁的纪律，保证了关家垴歼灭战的彻底胜利。
关家垴一战，歼敌冈崎大队500余人，毙敌中尉大队长3名，中少尉军官各4名，缴获轻重机枪20余挺，步枪500余支及大量军用物资，胜利地结束了敌人的疯狂“扫荡”，予敌重大打击。我军在此歼灭战中也负出了沉重的代价。
关家垴战斗后的11月3日，刘邓首长指挥一二九师主力与总部特务团，在西营、东堡、烟里、大陌一线与合击总部之敌展开激战，掩护总部向辽县武军寺一带安全转移，史称“砖壁保卫战”。
12月5日，历时三个半月的“百团大战”胜利结束（近年有五个月的提法）。邓小平曾着文评价道：百团大战给了晋冀豫边区各方面工作以最大的考验，也给了一二九师以最大的考验。百团大战证明了晋冀豫边区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以及党和群众工作上，都有了相当的基础，足使敌伪胆寒，足使全体军民具有充分的信心走向抗战胜利的道路！
巍巍太行，一座高耸入云的历史丰碑！
滔滔漳河，一首永远唱不完的伟人颂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