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在明朝的历史上，值得一提的是晋商，鼎盛时期的山西商人，足迹遍布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极大地推动了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在这些家族中，涌现出了很多优秀的子弟，他们不仅使家族商业更加兴旺，同时也为国家的和平稳定和繁荣昌盛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出身于蒲州王氏家族的王崇古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王崇古（1515—1588），字学甫，号鉴川，山西蒲州（今永济西）人，他是文官出身，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将领，熟知边疆兵事。曾历任宁夏巡抚、宣大总督、兵部尚书、太子太保。他不仅在抗击倭寇时立下了赫赫战功，还极力推动“隆庆和议”的成功，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为明代的边疆稳定、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1节出身官商结合的盐商世家
正德十年（1515），正值明王朝中期，富甲一方的蒲州盐商王瑶喜得他的第三个儿子，在此之前，他已经有了两个男孩，长子王崇义，次子王崇祖，第三个儿子就是王崇古。王氏一族的先祖曾居住在汾阳，自明朝洪武（1368—1398）初年起就迁居到了蒲州，自王冲文、王彦纯、王秉信、王景严、王荣，传到王馨。弘治年间（1488—1505），王馨曾官居邓州学正，他的两个儿子，长子王现（字文显），少年时一度也读过书，但科举上并不顺利，后来出去经商贩盐，游历了40多年，足迹踏遍半个中国，历经了种种艰难困苦，生意终于有了一定的起色，他支撑起了这个门户，在家乡修建了新房，还大力资助几个弟弟读书、成家立业。不幸的是，王现一生都在为生意奔波，四处游历，最后竟然客死于郑家口。明代李梦阳《空同集》卷44记载：
（王）现初为士不成，乃出为商，尝西至洮陇，逾张掖、敦煌，穷玉塞，历金城，已转而入巴蜀，沿长江下吴越，已又涉汾晋，践泾原，迈九河，翱翔长芦之域，竟客死郑家口……商四十余年，百货心历，足迹且半天下……善心计，识重轻，能时低昂，以故饶裕。与人交信义秋霜，能析利于毫毛，故人乐取其资斧，又善审势伸缩……以商起家，乃大室庐，备宾祭，毕婚嫁，四弟各成立。
王现的弟弟，就是王崇古的父亲王瑶，早在父亲王馨任邓州学正时，王瑶就开始了自己的行商生涯。他往来于邓州、襄阳、陕西等地，获得了可观的利润。作为一位极为精明的商人，王瑶为人很仗义，好义轻利，不仅很有心计，还十分讲求诚信，做事一丝不苟，遇事也能分清轻重缓急。他转运货物，行走天下，家族的产业被经营打理得更为红火兴旺。而且，王瑶酷爱读书，即使是在行商的旅途中，也常常手持书卷，边走边读，称得上是一位儒商。明人韩邦奇《苑洛集》卷五称赞他：
公（王瑶）蒲善士，为养而商也，生财而有道，行货而敦义，转输积而手不离简册。
正德年间（1506—1521），王瑶进一步扩大了自己行商经营的范围，将货物转运到了甘肃张掖、酒泉一带，并遍及江淮、苏杭、湖州等地，获得了丰厚的利润。随着贸易的发展，家族势力也逐渐兴旺，王氏也一跃成为山西蒲州的大商户。
与此同时，他们还联络本地的其他商业家族，通过联姻的方式形成巨大的商业团体势力。在晋商家族中，最显著的现象之一就是他们彼此之间的姻亲关系，这种关系使他们在事业上互相扶持，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在当时，蒲州最大的商户当属王氏和张氏，而这两大家族又以联姻的方式将政治和经济利益捆在了一起，形成环网相扣、坚固牢靠的官商家族势力。在王崇古的姐妹中，长姐嫁给了沈江，是当地著名的盐商沈廷珍的长子，《条麓堂集》卷28载，王崇古之舅沈廷珍“以家务服贾……故南帆扬越，西历关陇”；王崇古的二姐嫁给了张氏家族的张允龄，生子张四维，四维官至内阁首辅；三姐嫁给了阎一鹗；四姐嫁给了监生宁夏；五姐嫁庠生刘一直。虽然这些人的具体情况现在难以考证，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王崇古的伯父王现、父亲王瑶、大哥王崇义、从弟王崇勋、舅父沈廷珍、姐夫沈江等都是商人。张四维的母亲是王崇古的二姐，而张四维的父亲张允龄、叔父张遐龄、弟张四教、岳父王恩、妻兄王海等，也都是以善于经营而致富的大商贾。
§§§第2节进士及第，参与边务
万历年间（1573—1620），随着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商人子弟已经获得了正式学籍，有了参加科考的资格。这一转变彻底打破了商人子弟不得为官的传统，提高了商人在社会政治上的地位。同时，商人家族也往往希望能借助政治力量巩固并扩大他们在商业上的成就，形成官商结合的家族模式。这种例子在明清两代很多，如清初考据大师阎若璩的家族，就是盐商子弟通过参加科考终于演变为官商一体的大户。王崇古、张四维家族就很典型。
嘉靖二十年（1541），王崇古26岁时，他凭着自己的天资，一举考中了进士，给这个已经相当富裕的家族带来了更为繁荣兴盛的希望。随着家族生意的扩张，商人们往往希望本族中弟子能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朝廷。对做生意的人来说，提前预知朝廷政局的发展方向，官商结合对于做生意来说无疑是如虎添翼。这一点，是王崇古的伯父王现的最大愿望，早在崇古之前，他就不懈余力地支持自己最小的弟弟王珂发奋攻读，王珂倒也很顺利地考中了进士，官至中书舍人，但不幸的是，他身体不好，很早就去世了。王崇古的科举登第，无疑是给这个家族带来了锦上添花的喜讯。
自从进士及第之后，王崇古在仕途上极为顺利，他官运亨通，历任刑部主事、郎中，后外放为安庆知府，不久改任汝宁，随即就升迁到了常镇兵备副使的位置上。当时东南沿海的倭寇十分猖獗，王崇古跟随名将俞大猷出征，立下了赫赫战功，升任陕西按察使、河南布政使。长期以来，明朝北部边境一直受到蒙古部落的侵扰，嘉靖四十三年（1564），朝廷以王崇古熟悉边情、能守善战，任命他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宁夏，从此之后，他就一直镇守北部边镇。在这里，王崇古的军事天才得到了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不仅对边境地形了如指掌，还身先士卒，亲自带兵出征，捣毁了敌兵的巢穴，打了不少胜仗。隆庆（1567—1572）初年，屡建奇功的王崇古升任兵部侍郎，总督陕西、延宁、甘肃军务，成为一位封疆大吏。后来，为了加强京畿地区的守护，朝廷将宣府、大同、山西三镇的军务也一并交给了他。
§§§第3节力排众议，促进隆庆和议的达成
王崇古的仕途可谓一路畅通，在浙江时，他作为俞大猷的副将出击倭寇，大获全胜，不断升迁，直到后来被委派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职务——宣大总督。明代著名的哲学家、军事家和政治家王守仁曾分析道：“大明虽大，最为紧要之地四处而已，若此四地失守，大明必亡。”他所指的这四个地方，就是宣府、大同、蓟州、辽东，均是明代边界最让当局者头疼，也最难防守的重要据点。所以自明代中期后，它们被分为宣大和蓟辽两个独立军区，由朝廷直接委派总督任指挥官，这是兵部尚书以下最高级别的军事长官，超越各级总兵，向来只有最富军事经验的将领才拥有这个资格，而王崇古正担任着这个重要的职位。分析起来，王崇古之所以能够在明朝的朝廷上拥有一定的地位，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他的特殊身份，既是科场得意的进士出身，又是鼎鼎有名的武将，既有文化，又会打仗，加上长期在北疆征战，对蒙古各部族的动向摸得很清楚，所以才具有很高的声望。
多年以来，王崇古一直总督宣大军务，立下了不少战功，但若论他在北疆任指挥官时的最大贡献，则是促成了与蒙古俺答的封贡议和。隆庆四年（1570），把汉那吉主动归降明朝，朝廷尚还犹豫不决，王崇古凭着自己对边境事务的熟悉，力主议和，提出了著名的“封俺答，定朝贡，通互市”的“朝贡八议”。在他的极力坚持下，明朝与俺答部落结束了长达200年的敌对战争状态，化干戈为玉帛，走上了握手言和、通商互市的道路。北疆数千里军民由此过上了安居乐业、团结和睦的生活。
就当时的边境形势来看，由于蒙古少数民族游牧生活的特殊性，他们非常需要中原的粮食、布帛、铁锅、茶叶、药材等商品，但从开国皇帝朱元璋开始，明朝对蒙古就一直采取防范态度，只允许有限的、朝贡式的贸易，根本满足不了需要。既然不能购买到想要的必需品，蒙古部族干脆就采取了更为直接的办法，他们常常率军入关，抢劫财物、骚扰百姓，以致双方长期处于紧张的敌对状态。事实上，正如美国学者亨利·赛瑞斯先生所指出的：“明朝在边境任过职的高级官员清楚，蒙古对纺织品、某些食品、工具、铁器以及家庭用具的需求，是边境麻烦的根本原因。”
王崇古出身商业世家，在军事策略上，他也充分体现了与生俱来的商人的精明和谋略。他对蒙古人采取了分化、拉拢的态度，严厉禁止杀害俘虏和降兵，并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给三镇各级将领刊发文件，还在沿着边境的各方道路关隘处设立木牌，上面明确公布优待俘虏的新政策，“有力者或杀获虏酋，例得加官进爵，赏银各千百两……有谋者或劝导诸人归顺，数多亦同爵赏……其余独力不能谋为者，各窥机便或马步投边，或率众归正，自有应得赏恤。如仍畏避执迷，甘为虏中奴仆，或听诸逆反役虏地耕纳……将来进兵，尽从剿杀”。
可以说，王崇古实行的分化和优待政策起了很大作用，遏制了蒙古贵族的势力发展，减少了他们对明朝边境的骚扰。在这些政策的影响下，当地居民和蒙古族人民对明朝的态度发生了分化，有很多蒙古人拖儿带女地投奔归顺了汉族，一年之中竟然多达2000多人。与此同时，王崇古还使用了贿赂敌军、收买间谍，以获取情报的办法。他还给边防士兵每人每月发放3两银子作为经费，用于探听对方的动向、收集情报等，以了解蒙古贵族的最新动态。这些措施使王崇古成为一名知己知彼的将领。当把汉那吉向明朝投降的时候，对方的虚虚实实都被他了解得一清二楚。在这种情形下，他才有机会成功地说服皇帝，最终达成和议。
历史的发展常常出人意料，正在王崇古在宣大总督任上大展身手的时候，蒙古部落首领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向明朝投降了。这是一个戏剧性的变化，虽然事件的起因直到今天还在让历史学家们争论不休，但有些史料表明，这件事起源于这样一个偶然事件：
把汉那吉是蒙古族鞑靼部首领俺答汗的孙子，隆庆四年（1570）十月，当爷爷的俺答见孙子把汉那吉的未婚妻“三娘子”很漂亮，就占为己有，惹恼了把汉那吉，在极度愤怒的情形之下，他又听人说王崇古有优待降人的政策，于是，率领着妻子、儿女和十几个部属直接跑到明朝的大同城外，敲开城门，表示要归附明朝。时任大同巡抚的方逢时也是一位很有远见的将领，他一面派人接待把汉那吉，一面急忙请示上司王崇古。由于把汉那吉自幼丧母，由俺答的妻子伊克哈屯一手养大，感情很深厚，在妻子的日夜吵闹之下，俺答不得不亲自率领十几万蒙古骑兵出征，到处搜索把汉那吉的人影，“分道人犯，索把汉甚急”。对把汉那吉的归附，究竟是接受还是拒绝？此时将这个尖锐的问题摆到了王崇古面前，可以说，这是个千钧一发的时刻，一旦处理不当，就会引起明朝与当时蒙古族中最强大的鞑靼部之间的一场恶战。
所幸的是，此时的军事将领是王崇古，而他素以精明谨慎而著称。得到这个消息之后，他以长期与俺答打交道的经验，做出了一个十分英明的决定，他命令全体部下进入战备状态，但同时又明令副将（副总兵级别）以上的军官一律不得外出作战，这样一来，敌人就抓不到任何绑架高级别军官作为人质来交换的机会。王崇古与方逢时进行一番商讨之后联名上奏朝廷，他认为这是打破僵局的最好机会，提出了处理把汉归附事件的上、中、下三策：上策就是给把汉那吉很好的待遇，豪宅美食，但严禁出入；中策是以要杀把汉那吉为借口，逼迫俺答退兵；还有一个不错的计策就是将把汉那吉安置在边境外，让他招降自己的部众，享受汉朝的属国乌桓国的同等待遇。等到俺答老死后，让他和俺答的儿子辛爱去争王位，待双方僵持不下时，明朝正好坐收渔利。同时，王崇古认为，最好的策略就是应该接受把汉归附，赐给他房屋田舍，授以官职，发给丰厚的俸禄，让他心悦诚服地待在明朝，但不允许他随意离开，如果俺答来要人，就拿他做人质来交换此前投靠敌人的叛徒，“宜给之宅舍，授之职衔，丰其汽禀，易其服用，以悦其心；严防出入，禁绝交通，以虞其诈。岁月既久，果无异心，徐为录用，俾其自效。若俺答果肆勒兵，近边索取，则明行晓告，许其生还，谕以祸福，因与为市”。
这一番筹划可谓十分周详，在袭扰无效的情况下，俺答只得与明军和谈，王崇古派出了使者鲍崇德前往俺答军营谈判。为了促成和谈，王崇古给皇帝上了一篇著名的《确议封贡事宜疏》，文中陈述了先前禁止马市等边境贸易时，蒙古部落由于需要生活用品不断骚扰劫掠边民，而明军被迫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来加强防备等状况，提出允许把汉那吉归顺的请求：
在虏既未遂安生，故游骑不时近边，扰我耕牧，大举每岁窥逞，劳我慎防，在我亦无时解备，华夷交困，兵连祸结，故思一容通贡，各遂保全。审时度势，万非昔年开市之比，今部科之议乃以禁例为援。夫先帝禁复开马市，未禁北虏之纳欵，今虏求许贡后容伊买卖。如辽东开元广宁互市之规，夷商自以有无市易，不费官银，不专市马，亦不过通贡中之一节，非复请开马市也。臣等虽至愚，苟无利于国家，有违于禁旨，何甘身冒重辟，而为虏请乞？但历查俺酋父子兄弟之横行各边者凡四五十年，而累犯蓟镇者三五次，当其震惊宸严、流毒畿辅之时，孰不欲饮其血而食其肉？然发言盈庭，文移充栋，空抱灭胡之志，未收遏虏之功者，虽势力之未能，亦缘议论太多、文法牵制，使边臣无所措手足耳。昨岁秋时，老酋纠众东行，三卫绰风传报京城戒严，至倡为运砖聚灰之议，拥门城战之图，率以为御虏长策，其不至贻笑于虏者几希矣。今虏酋纳欵乞贡内附，乃必欲定久要，守尺寸以可保百年无事，它日有失，究首事之罪，岂惟臣等所不能逆料？虽俺酋亦恐能保其身而不能保其弟侄，能要诸酋于目前而不能制诸酋于身后也，夫拒虏甚易，执先帝之禁旨，责虏酋之难保，数言可决。虏必发愤逸去，身在宣大而遥算各边，此亦边臣识度所不能及也。在宣大近以遣降之恩，兵马之力，或可保数年之不侵。
在奏疏中，王崇古还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