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一直有强调实录的“求真”精神，也就是强调实事求是和无征不信，五四以来的求真则始于对学术独立的追求，和对学术研究自身的尊重。梁启超说学者应该“为学问而学问”，学问的价值“在善疑，在求真，在创获”。他以“求真”、“求博”、“求通”为标准来衡量治学，其中又以“求真”为首位，那么，何以求真？五四时期，因蒙受西方之影响，形成了输入西方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的热潮，以及史学科学化的要求，将“科学方法”与中国传统的考证学相联系，是当时学术界结合中西的主要呼声和趋势。
对科学方法的宣传和提倡，以梁园东先生的老师胡适最著名，影响也最大。胡适一生不断地宣传倡导“科学方法”。他自述说：“我治中国思想与中国历史的各种著作，都是围绕着‘方法’这一观念大转的。‘方法’实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来所有的著述。”胡适借古人“鸳鸯绣取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的诗句，强调“科学方法”就是金针，是打开治学门径的钥匙。他多次提到这样的观点：“我的唯一的目的是要提倡一种新的思想方法，要提倡一种注重事实，服从验证的思想方法。”与此同时，五四时期还有许多史家也都在不断强调科学方法对历史研究的重要作用。对中国史学影响最大的古史辨派担纲人顾颉刚也说：“我们研究的主旨在于用了科学方法取驾驭中国历史的材料。”所以，有学者说：“五四时期的史学，对中国现代史学最具有意义的，应是提出方法与方法论的优先性。在传统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当中，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五四时期这般对方法与方法论如此兴致盎然。”
正是在时代学术潮流的裹挟下，梁园东先生对史学方法的探讨和应用也是“兴致盎然”。而他的“兴致盎然”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接受和采纳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对北大哲学系毕业的梁园东先生来讲，其影响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不仅成为了他研究学术的方法，更成为他人生实践的准则。这种直至今天仍保持着先进性的哲学理论，早在发轫之初就以其不可替代的真理性，在梁园东先生的思维深处根深蒂固了。
在梁园东上世纪30年代的史学论文里，论及史学方法的最重要一篇，当是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连载两期的长文《古史辨的史学方法商榷》。
《古史辨》是以顾颉刚为首的疑古派作为疑古运动的阵地，自1926年第一册出版开始至1941年止，15年间先后出版了七册，发表了学术论文350余篇。参加讨论的学者之多，讨论的涉及面之广，对古史探讨之深，在当时都是空前的，这一兴起于五四时期，活跃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史学流派（即古史辨派），所形成的疑古思潮，成为20世纪影响最大的思潮。在当时，乃至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古史辨派的疑古思潮几乎笼罩了全中国的史学界，在海内外形成了巨大的影响。
梁园东先生的《古史辨的史学方法商榷》，主要是针对1926年和1930年出版的前两册《古史辨》而言的。梁先生的老师胡适在介绍《古史辨》时说：“这是中国史学界的一部革命的书，又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书，此书可以解放人的思想，可以指示做学问的途径，可以提倡那深彻猛烈的真实的精神。”他甚至还说：“在中国古史学上，崔述是第一次革命，顾颉刚是第二次革命，这是不须辩护的事实。”尽管如此，梁先生却不迷信权威，不迷信时风，大胆诘难，对古史辨派研究历史的方法，对100多万字的顾颉刚《古史辨》，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
全文分引言、整理古史方法上传统的错误和《古史辨》、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质疑三个部分。
引言部分提出问题，“我们读顾先生这两本书，当然最好只从顾先生所用的研究方法上看，尤其是经顾先生确实声明不注结论的时候，我们更只能从他所用的方法上，以看他的研究”。然而，“我把《古史辨》打开一篇一篇读下去，不料无论怎样也找不出顾先生的办法来”，“读古史辨的人，最易注意到也最易把捉住的，首先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这样一个奇妙观念！这个观念的奇妙，是把那本稀烂的账簿（指上古史），一页一页把‘前面的’整理到后面去”，“这是顾先生的发现”，“顾先生是用什么方法发现，而且敢确实断定这本账簿完全是假造的呢？原来顾先生是把汉学家的法宝，应用到这本账簿上来了”。
第二部分“整理古史方法上传统的错误和《古史辨》”则对“汉学家的法宝”，即汉学家研究历史的方法进行整理，即批判。他举出司马迁和崔东璧（清代历史学家，其著作《考信录》对后世史学影响很大）两人研究历史的方法，梁先生以为所谓司马迁整理古史的方法，按他自己来讲是：“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就是“以雅驯做标准，其言雅者始著录，否则不取”。这其实是“‘没方法’，于没方法中才不得不‘找办法’，去‘请教古人’！这古人即是荐绅先生，是儒者，是孔子孟子的书”，而这“即成了中国历史家、哲学家到没办法时，想办法的唯一法门”。
而写《考信录》的崔东壁虽然“仍是走的司马迁原来的法门”，“却更比司马迁坏多了”。司马迁选用史料时的这条错误的标准，即“雅驯”，而“雅驯”之言，就是“荐绅先生”或“儒者”所说，这样就把许多儒者不说的重要资料都排斥了。崔东壁更进一步，连一般儒者的“雅驯”之言也不行，而只信几部经典，即使是“传”，也只作参考。所以，“从方法上看，崔述（崔东壁名述）更比司马迁坏多了”，因为司马迁是“经验判别不来时”才这样做，而崔述则认为“真正儒者之言，就是信史”，“明明在经验上可判别来百家言也有可信的事实时，他也绝不敢采取”。崔东壁的“脑中自然也有雅驯的观念（如他也不采取百家言），但他并不是以儒者之言来判定雅驯”，崔东壁是“太信了儒家一点”，他认为“可靠的古经就是可靠的古史”，以至于他所编出来的上古史只是一部“儒家观的上古史”。虽然“其结果，亦不失为是一部可信的纯粹古代儒者一家之言的上古史”，但他在方法上仍然产生了“恶影响”，“他不应该假定：可靠的‘古经’就是可靠的‘古史’，这样就把‘古经’和‘古史’混淆起来，使后来研究历史的人，稍不留心就会走上一条更大的歧途”。
梁园东先生以为，顾颉刚虽然批评崔述的尊经卫道、太信儒者，但顾颉刚走的还是清儒崔东壁的老路。顾颉刚先生的研究方法，“完全和司马迁、崔东壁‘殊途而同归’，司马迁和崔东壁是‘相信’了真的和好的‘古书’上，自会告给他们可信的古史，他们遂根据‘儒者之言’，编出认为可信的上古史；现在顾先生也是‘相信’了真的‘古书’上，自会告给他一种可信的东西，不过现在告诉出来的这个‘可信的东西’，和司马迁、崔东壁的改了样，是一个‘不可靠’，于是顾先生也根据上编出他的不可靠的‘伪古史’。表面上看起来是改了样，但毫无疑惑的是那些古代史料并未被整理，却是真的：司马迁和崔东壁从‘古书’上取了‘可信’的方面，顾先生是从‘古书’上取了‘不可信’的方面！其没有自己的方法完全相信古书的态度，司马迁、崔东壁和顾先生正是一脉传来的家法”。
所以，顾氏的“辨伪”和崔氏的“考信”，竟“殊途同归”，走的是同一条路，不过顾氏比崔氏放宽了一点。也就是说，崔氏以“真古经”为研究古史的起点，而顾颉刚则以“真古书”为研究古史的起点。
第三部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质疑”首先引用了胡适先生介绍的《古史辨》的“基本方法”，即“凡是一件史事，应当看最先是怎样的，以后逐步逐步的变迁是怎样的”。而顾先生据此方法研究古史中发现的“三件事实”，即“第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愈长”，如“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在这上既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梁园东先生认为，虽然胡适先生所言“正是顾先生研究古史数年成功出两册《古史辨》的原因”，但也是“顾先生从此再不能整理古史下去的原因”。
因为，“顾先生究竟是整理‘古书’，不是整理‘古史’”，顾先生注意了史事的‘变迁’，因史事的有变迁而认为‘不可靠’，因其‘不可靠’而更认定必出于“伪造这也是一个一误再误不可救药的错误”，“要如顾先生的看法，还是不要说变迁的好，只是传说有炫染，有增添的成分”，“古史固然多传说，但对于人类必有经历的传说，那能和受时代反映出来的歌谣故事等量齐观”。
“顾君‘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这种观念，既不是用正确的方法发现，也没有证明的确当理由，在我看完全是一种‘臆测’，是一种‘捉摸’！以好学深思的顾君，所以竟弄成这样，或是为‘疑古’的成见所蔽，或是‘歌谣史观’的结果”。
他认为《古史辨》在史学研究方法上完全是错误的，是沿袭了司马迁和崔述整理上古史的方法，“走上了他们的错路，而且自己更把这个错路扩大，简直走到一条绝路上去”。
梁先生指出“依赖古书的真伪”，“来判古史的真伪”，根本不是史学方法。顾氏本以为“真古书”所记，一定是“真古史”，哪知研究的结果，却发现“真古书”十分凌乱，全“不可靠”，于是从崔述的“考信”变成了他的“辨伪”。结论是，古史全是孔丘以下的一类人伪造的“伪史”。而伪造古史的过程，则是“层累地造成的”。至此，顾颉刚等人全盘否定了古史的记载。在他们的“考证”下，不但尧舜以前所有的传说全被抹杀，连“禹”也成了“一条虫”！鲁迅在小说《理水》中讽刺的“鸟头先生”，正是对此而发。这与现今史学界比较客观的说法，不谋而合，“把中华民族号称五千年文明的早期历史一笔勾销，这绝不仅仅是一个另每个中国人难以接受的民族情感问题，对史学界来说，它还是一个治史态度和方法论的问题。疑古一派的辨伪，其最根本的缺陷就在于以古书论古书，不能跳出在书本上做学问的框框”。在30年代初期，“疑古派”风靡一时，连章太炎的大弟子之一的钱玄同，文章署名竟用“疑古”二字代替了钱姓，而署名为“疑古玄同”。梁园东却能抓住“疑古派”错误的要害，而予以有力的批评。实在说明了他的远见卓识。
梁园东既反对只在古书里打滚的史学方法，也反对以所谓“辨伪”的方式否定古书的态度。他对所谓的“伪书”之所以被认为“伪”，作了精辟的分析，从而肯定了古书和考古学相辅相成的关系。（见《伪书讼冤导言》）他在否定他的老师胡适大力推荐的崔东壁的《考信录》的同时，另举出清代俞正燮的《癸巳存稿》和《癸巳类稿》，认为俞的史学方法“更正确”，“俞正燮实是一个极有特殊眼光而又极精严的历史学者”，“他是真能不以古况今或以今释古的”，认为俞正燮具有更正确的历史家的态度。
这种态度实在是中国历史家中所极少见的。中国的历史家向来都是引古以况今的，不唯那些极端推崇古代，以为古代文物制度已经怎样完备，远非后世所能比拟的人；如今连以古况今，即怀疑古书，以古书所载都是伪造的人，亦多半犯了这种毛病。正因为疑古的人把古书上所载的事项，也看成和后世的那些事情一样，而同时又设想古代绝不会有，遂不免说那些书都是伪的……信古、疑古之分其实都是犯了俞正燮所谓“不达”的毛病。（见《俞正燮的史学》）。这种见解确比胡适高出一筹。梁园东之所以能有如此的真知灼见，则是因为他初步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具有了社会发展史的观点，因而目光如炬。
在《处理中国上古时代史料的方法问题》一文中，在对“史记以来儒家观点下研究古史的方法”、“用考证法辨别古书真伪作为研究古史研究方法的错误”及“以考古学方法研究上古史之限度”分别进行分析之后，梁先生主张“以社会发展史的观点处理上古时代史料”。他以为“儒家的整理只是根据儒家片面的传说，并没有什么方法。考证学家要用辨别古书真伪的方法以求得真史料，即据以为信史。殊不知书的真伪，并不等于所载事迹的真伪，纵然是真书，决不能确定就是真史。考证方法并没有解决了古史的问题，也是事实。因为考证方法失败的结果，很多人又倡导考古学，以为掘得的古物自是可靠的，根据古物写出来的古史自然是信史。但又不知古物固然是可靠的，但古史上的问题，决不能全靠古物解决，古代极丰富的神话传说，宜如何整理研究还是问题。即使有了大量的古物，整理古代史料的方法问题，依然是存在的”。所以，“只有用社会发展的观点，才能解决上古史的问题”。他还进一步主张“不唯古代事迹的分析研究，要用社会发展史的观点，即古书及其所载事迹的真伪，神话传说的真象，也必须用这种观点辨别”，比如对“感生帝”一说，对尧舜禅让一事，对古代结绳记事，以及对《越绝书·宝剑篇》关于“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禹之时以铜为兵，当今之时以铁为兵”的解释，都是“循此途径，谨慎探索”，从而“发现上古时代真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