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武讲作战最好是“上兵伐谋”，即运用谋略夺取战争全胜的问题；指出了“乱军”的原因，提出了“知胜”的条件；揭示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著名战争规律。
【原文】
孙子日：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修橹赖蹙，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堙，又三月而后已。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城之灾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
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守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
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
故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则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司三军之政者，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司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
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
故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今译】
孙武说：凡是用兵方法，使敌国全部降服为上策，击破这个国家就差一等；使敌军全军降服为上策，击溃这个军队就差一等；使敌人全旅降服为上策，击溃这个旅就差一等；使敌人全伍降服为上策，击溃这一伍就差一等。因此，百战百胜，不是好中最好的，只有不战而使敌军屈服，才是最好的。
所以，优秀的军事家是用政治谋略战胜敌人，其次是用外交手段孤立敌人，再次是用军事力量征服敌人，最下等的是强攻敌人的坚城，攻城的方法，是因为不得已。修造飞楼和攻城用的巢车，准备攻城用的云梯，要几个月才能完成；构筑攻城用的土山，又要几个月才能完成。将领忍不住愤怒，指挥士兵像蚂蚁一样往上爬，士兵被杀伤三分之一，而城还是攻不下来，这是强攻坚城的灾难。所以，善于用兵的人，降服敌军，不是靠硬打；夺取敌人的城寨，不是靠强攻；灭亡敌人的国家，不是靠久战，必须以万全的谋略争胜天下。所以，我军不受挫折，却能得到全部的胜利，这就是用谋略战胜敌人的原则。
所以，用兵方法，十倍于敌就包围它；五倍于敌就进攻它；倍于敌就分散它；势均力敌要设法战胜它；少于敌人要能摆脱它；不如敌人要能回避它。所以，弱小的军队坚持硬拼，就会被强大的敌人俘虏。
作将帅的是国君的辅佐。辅佐得周全国家就会强盛，辅佐有缺陷国家就会衰弱。
所以，君主可能给军队带来的祸患有三种情况：不了解自己的军队不能进攻，而偏偏命令进攻；不了解自己的军队不应撤退，而偏偏命令撤退；这叫做束缚自己的军队。不了解自己军队的实际情况，却硬要干涉三军的指挥，就必然使将士疑惧。三军将士思想混乱而又疑惧，这样诸侯乘机进攻，我们的灾难就来了，这就叫做自乱军心，导致敌人的胜利。
所以，预知胜利有五种：知道可以打和不可以打的，就能胜利；知道兵多怎样打和兵少怎样打的就能胜利；上下一心的就能胜利；用自己的有准备对付敌人的无准备的就能胜利；将帅有才能而君主又不加牵制的就能胜利。这五条，是预知胜利的方法。
所以说，既了解敌方又了解自己的，百战都没有危险。不了解敌方而仅仅了解自己的，一胜一败。既不了解敌方，又不了解自己，每次打仗都要失败。
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故日：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译为：既了解敌人，又了解自己，就能百战百胜；不了解敌人，只了解自己，胜败的可能各一半；即不了解敌人，又不了解自己，那就会每战必败。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是孙武关于兵家制胜的指导思想；也是知和战关系的战争认识论思想。“知彼知己”从狭义范畴来理解，是指对敌我双方情况的掌握；从广义方面理解，就包括知己以外的各种相关情况。
孙子很重视“知”，全书用了78个“知”字。他对“知”十分强调，认为“知”是作战的前提，是胜利的基础。他还提出“先知”：“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用间篇》）他认为只有“先知”，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作战才能有取胜的把握。本段提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也是这个意思。
孙子提出战略决策应以熟知敌我双方道、天、地、将、法等各方面情况为基础，将帅要懂得各种“用兵之法”。这些都必须以“先知”为条件。为了达到“知”，他主张“示形”、“五间俱起”、“策之”等各种手段并用，千方百计察明敌情、地形等情况，达到“知彼”；在“知己”方面认为同样重要，知“知吾卒之可以击”、“不可以击”、“得地之利”、“得人之用”等，真正为“知己”。
应当说，“知彼知己”包含的内容相当广泛，不仅有对敌我双方各种客观条件的了解，还有对战争的指导规律和各种作战原则的认识和理解；不仅揭示了对彼己情况的了解与战争胜负的关系，而且也指明了找出作战指导的规律，并按这些规律战胜敌人。因此，他这儿讲的己是知与行、学习与使用之间的关系问题，具有普遍的认识论价值。
“知彼知己”，不但是兵家制胜的谋略原则，而且已成为科学的真理。历史上用兵的人凡是遵循了这条原则。，就取得成功；否则，便招致失败。
《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锦囊妙计正说明了这个问题。当时赤壁之战，孙、刘联合抗曹，大破曹军，暂时解除了北方的威胁。之后，孙、刘之间开始了荆州的争夺。当时，刘备中年丧偶，失去了甘夫人。周瑜得悉这一消息，便向孙权献上一计，请派人前往荆州向刘备说媒，假意将孙权之妹嫁给刘备，然后骗刘备至东吴招亲，扣为人质，逼还荆州。孙权派吕范前往提亲，刘备“怀疑未决”。但诸葛亮胸有成竹，料知东吴之谋，让刘备答允这门亲事，而且会使“吴侯之妹，又属于公；荆州万无一失”。然后。诸葛亮坐镇荆州，派勇将赵云带500兵士，保驾刘备招亲。临行前，诸葛亮授与赵云三个锦囊，并嘱咐赵云按囊中“三条妙计，依次而行。”赵云牢记军师嘱咐，依锦囊所授之计而行，使刘备东吴之行化险为夷，顺利招亲，得了“佳偶”，而且安全返回荆州，使孙权、周瑜落得个“赔了夫人又折兵”的结局。
人们佩服诸葛亮料敌如神，计谋高超绝伦。其实，诸葛亮是在完全了解吴国君臣的心计情况下订立的妙计。首先识破“提亲”是骗局，便将计就计，大造舆论、声势，搞得沸沸扬扬，搞成既成事实，迫使孙、周哑巴吃黄连，只得弄假成真。其次，他深知刘备戎马半生，丧偶又得佳丽，会沉溺安乐，“乐不思蜀”；同时又深知孙、周会因此利用荣华安乐、声色犬马软禁刘备，因此设了第二条计。其三，他料定刘备逃出，孙、周绝不肯善罢干休，会派兵追回刘备等人，因此设立了第三条计，让刘备请出孙夫人出来退兵。
刘备招亲过程中，刘备、赵云等人能够处处主动，步步占先，就在于有诸葛亮的三条锦囊妙计。诸葛亮之所以能在事情发生之前预先定下应付妙计，是由于他对事态的发展有着高度准确的预见。他这种先见之明，绝非来自主观臆断，而是来自对己方和彼方情况的深入了解以及对事态发展的符合逻辑的透彻分析。
抗日战争时期的平型关大捷，也是由于“先知”决定的。聂荣臻元帅在回忆录中说：“平型关一战应该得力于情报的猎取和地形的选择。”打仗前，作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进犯平型关的敌军是日本名将坂垣征四郎率领的精锐之师第五师团。为了打好这一仗，选择了平型关作为设伏歼敌的地方。从平型关到河南镇，是一条东西向的狭窄沟道。沟道中段地势最险要，长十余里，深数十丈，沟底通道仅容一辆汽车通行。这正是一个理想的设伏阻击地域。八路军正是利用这有利的地形，加之战士英勇奋战，打了日军一个措手不及，我军取得毙敌千余名、缴获大量武器弹药的胜利。
当今商场，“烽烟”四起，厂家林立，竞争激烈，若欲站稳脚跟，也必须“知己知彼”。
商战比兵战更为复杂，各种因素不是那么明朗清晰，相关的各种条件含混不清，只能通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分析，才能使经营活动顺利发展。因此，更要强调“知己知彼”，才能达到“百战不殆”的目的。
“己”指的是自身条件和内部环境，包括财力、物力、人力、技术、经营场地、地利条件、商品种类、商业信誉、商品来源等等。“彼”既可指竞争对手，又可指贸易伙伴，总之，与之进行业务往来的团体或个人，都可以称之为“彼”。“知彼”，就是要通过各种方式、方法、手段，了解对方的经济实力、商业信誉、人员素质、技术力量、管理水平、发展趋势、经营动态等等。若是竞争对手，“知彼”更要探明对方的强弱虚实、长短优劣，我们便可避实击虚，扬长避短，攻击其弱点。
我们和外商是公平的贸易合作关系。和外商打交道，要坚持原则；同时，千方百计探明对方的经营状况、合作目的、合作担保，不能一见面就把自己企业的全部经营情况全盘托出，结果使对方抓住了弱点，造成讨价还价、施加压力的可乘之机。据说在“文革”期间接待友好人士时，对我国特有的景泰蓝和宣纸生产技术，厂方又是讲工艺流程，又是让其拍录像。结果，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国粹精品，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友好”地窃走了。所以，和外商打交道更要做到“知己知彼”。否则造成的将是无法挽回的损失。
1985年我国渔业部门同非洲某国合资办了两个渔业公司。我国向这两个公司提供的人力、财力、物力等条件是相同的。但后来这两个公司经营状况却大相径庭：一个管理好，效益高；另一个管理混乱，亏损严重，短短的几个月，就破产倒闭了。原来这后一个公司是个空壳公司，负责人是个不懂技术的莽汉，其他人也都是临时凑合的，因为事前未能做到“知彼”，不了解其底细，盲目与之合作，所以造成了损失。
在国外，利用“知彼”，摸清底细，从而大发横财的事例不少。1894年11月，美国财政部的库存黄金大量外流，市面上出现了抢购黄金风潮，形势相当危急。美国总统只得求救于大金融家摩根及大银行家贝尔蒙。摩根经过调查研究分析，探明了此股抢购黄金风潮是与各地工人为争取8小时工作制有关，政府已到无计可施的地步。于是，他同贝尔蒙拟定了一个计划，由他们两家组织一个辛迪加，承办黄金公债，一则可解财政危机，二则可换取高额利润。因这条件太苛刻，国会和总统都不接受。于是，摩根又通过各种手段，探明国库存金只剩下900万元时，便威逼总统道：“总统先生：据我所知，××先生手中就有一张总额为1200万元今天到期的黄金支票，如果他今天要兑现，那么一切都完了！”总统走投无路，不得不答应摩根提出的条件。当然，摩根便取出大量美元交给财政部，帮助政府渡过了危机。但摩根向政府承包的公债价格与市场差一转手，便赚取了1200万美元。
从以上实例分析，使我们看到“知己知彼”对于经营成功与失败是何等的重要。
二、上兵伐谋，以谋制胜
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孙武的意思为：最好的用兵方法就是打击敌人的作战谋略，其次是在外交上瓦解敌人的联盟，再次是用军事力量征服敌人，下策是攻打敌人的城池。
这是孙武以谋制敌，力争全胜的战略思想。全段突出了一个“谋”字，强调以谋制谋。
“上兵伐谋”，有两种含义：一个是指自己有高妙的战略性决策，在谋略上胜过敌人；另一个是在战争中用谋略胜敌。“上兵伐谋”既可以用于战略，也可以用于战役战术；既可以运用于进攻，又可以运用于防御。无论是战机的创造、兵力的部署、战法的使用、地形的利用、目标的选择等等，都是谋略发挥的天地。
在孙子看来，从事战争，使敌人屈服有“智胜”和“力胜”两种方式，相应的也出现“全胜”和“破胜”两种结果。“智胜”代价小，“力胜”代价大；“智胜”可以“安国全军”，“力胜”难免国弊兵疲。所以，孙子主张以智谋来运用军事力量，智、力结合，力争做到“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故兵不顿而利可全”（《谋攻篇》）。这就是孙子所说的谋攻之法。
商灭夏，伊尹就是采取的以谋胜敌的策略。公元前1763年，伊尹审时度势，决定以谋略胜敌。为了探测夏桀的力量有多大，伊尹向商汤献策说：桀的军力有多大、号召力有多大，很难看出，可以采取抗贡的手段，看看桀还有多大军力和号召力。商汤接受了伊尹建议。第一年不给桀进贡，桀大怒，调九夷之兵伐汤。伊尹说：桀还有号召力，不宜和桀作战，赶快赔礼道歉，补送更加优厚的贡品，以息桀怒。第二年汤又抗贡，桀更怒，又想调九夷之兵，九夷反对连年用兵，师劳、财竭，大都不听调动了，桀只征集了部分三夷之兵伐汤。这时，伊尹献策说，桀已经没有号召力了，三夷之兵战斗力也不强了，士气也不高了，可以对桀宣战了。于是商汤联合诸侯军队，埋伏于山西安邑的鸣条，诱敌出战，夏桀被商汤一举打败建立了商王朝。史称“鸣条之战”这一著名战役，就是伊尹审时度势，待机歼敌的典型谋略战。
从革命战争看，建立根据地战略就是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上兵”。从井冈山到陕甘宁边区根据地就是中国革命克敌制胜的法宝，也是人类战略思想宝库中的瑰室。一些善于经营管理的企业家，遇到市场疲软或需要逐步扩展时，建立了自己根据地的势力圈，将自己置于势力圈中心抵挡危机四伏的外部世界，以求站稳脚跟，待机扩张势力，发展事业。
放眼全球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互成鼎立之势的“三大经济圈”的竞争：西欧共同市场、北美经济圈，东亚经济圈。从一个国家的经济战略来说，就应当建立自己稳固的经济地位去竞争发展。企业家的眼睛不能只看眼前和周围市场，要有战略眼光，瞄准国际市场去努力开拓。
三、不战而屈人之兵
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译为：用兵的法则是，能使敌国完整地降服是上策，击坡敌国就差一些；能使敌人全军降服是上策，击破敌军就差一些；能使敌人全旅降服是上策，攻垮这个旅就差一些；能使敌人全卒降服是上策，打败敌卒就差一些；能使敌人全伍降服是上策，打垮这个伍就差一些。因此，百战百胜还不是好中最高明的，不战而降服敌人才是优胜中最高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