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杰伊·库克已成为了世界最出名的银行家，在美国到处可以听到对他的赞美之声，“没有库克的贡献，联邦政府很难实现统一”。事实上，库克通过承销国债也获得了丰厚的收入，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富有的银行家之一。据统计，在战争前后，库克总共为政府承销了超过10亿美元的国债，而这些国债的佣金是相当可观的。所以此后又有人大骂杰伊·库克，说他是“满嘴爱国主义，却在国家危难之际还不忘发战争财的阴谋家”。
一战中的美国银行家
战争给了我们这些在华尔街混饭吃的人投机的机会，说是浑水摸鱼也好，趁火打劫也罢，证券交易所确实是一个挣大钱的地方。
——华尔街金融家丹尼尔·德鲁
1914年6月28日，年仅19岁的塞尔维亚青年普林西普在萨拉热窝刺杀主张吞并塞尔维亚的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夫妇。这原本是一件性质单纯的复仇行动，却被政治家冠以民族问题的高帽。不久之后，奥匈帝国以刺杀事件为借口，出兵塞尔维亚。1914年7月23日，奥国在德国无条件支持下，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包括拘捕凶手、镇压反奥活动以及罢免反奥官员等，虽然塞国除涉及内政项目外悉数同意，但奥国依然将行动升级。1914年7月28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挑起了这场涉及30多个国家，直接参战人数达6500多万人，伤亡人数约为3000多万人的世界大战。
此前，法国与德国之间已爆发过数次战争，从普法战争到摩洛哥危机，再到巴尔干战争，两国积怨颇深。20世纪初，德国成为欧洲第一强国，德强法弱的局面已然成立。为了共同遏制德国，英国、法国以及对德国也颇为忌惮的俄国组成协约国，而德国与奥地利组成同盟国，两大敌对阵营剑拔弩张。此后，双方不断扩军备战，据统计数据显示，在一战爆发之前，德国陆军超过87万人，法国陆军扩充至80万人左右，奥匈帝国陆军人数达到80万人左右，俄国陆军人数甚至超过了140万人。虽然各国军队人数、素质差异明显，但为了维持常备军，各国政府都陷入深深的债务泥潭。为了筹集资金，各国政府都将目光投向了阔绰的银行家们，其中有罗斯柴尔德家族以及远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金融巨头们。此时，狡猾的美国政府不愿意淌浑水，在欧洲问题上一直保持中立态度，隔岸观火。这可急坏了那些想发战争财的美国金融巨头们，他们联合起来，打算利用刚刚成立的美联储给美国政府施加压力。
有人说，没有美联储就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确实有点危言耸听，但美联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起的作用却是毋庸置疑的。在1913年美联储成立后，人们对它的组成结构怀有疑问，“是谁在操控美联储呢？是美国政府，还是私人银行家？”美国作家尤斯塔斯在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研究后，在其著作《美联储的秘密》中揭示了作为美联储系统实际控制者——美联储纽约银行的股份构成，其重要组成由下表所示：
美联储纽约银行重要组成数据来源于《货币战争》，第77—78页。
机构名称占股份数纽约国家城市银行约3万股纽约国家商业银行约21万股第一国家银行约15万股汉诺威银行约102万股大通银行约6000股汉华银行约6000股这些银行中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拥有最多股份的纽约国家城市银行是由洛克菲勒与库恩—娄布公司所控制，纽约国家商业银行属于保罗·沃伯格，第一国家银行属于JP摩根，而汉诺威银行由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担当董事。此外，根据1914年9月3日的《纽约时报》，美联储成立初期的股份发行情况如下：
美联储发行情况数据来源于《货币战争》，第78—79页。拥有者数额詹姆斯·斯蒂尔曼47898股乔治·贝克23408股JP摩根22300股威廉·洛克菲勒11540股玛丽·哈里曼5650股保罗·沃伯格3000股雅克布·希夫1000股从上述数据中，人们可以清楚发现，这些鼎鼎大名的金融巨头一直操纵着美国经济的命脉，将美联储变成了他们的私人公司。在美联储成立后，JP摩根手下的戴维森立即来到英国，与当时英国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商谈美国为英国提供贷款一事。随后，摩根银行与英国达成信贷协议，摩根银行在贷款业务中收取1%的手续费，而这笔贷款总额最后竟达到令人震惊的30亿美元。靠着这单生意，摩根家族稳赚了3000万美元的好处。这时候，华尔街已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融资场所，各主战国的金融债券在这里交易，共有60多家债券承销商和1570家金融机构卷入其中。
战争期间，参战各国的物资消耗巨大，每个国家都在想办法筹措资金，而美国金融市场则成为各国最喜爱的融资渠道。此时，美国信贷极度膨胀，随着战火的蔓延，巨大的利益诱惑让金融家们兴奋异常。但是美国民众似乎对战争债券存在好多疑虑，尤其在美国中西部地区，当地居民不愿意将自己辛辛苦苦积攒的财富投到欧洲的战火中，他们认为这一切都与自己没有什么关系。这可急坏了那些想要大发战争财的金融投机者们，他们想尽办法来劝说民众加入到金钱游戏中来，并保证他们的利益不会受到损害。然而，这些都是不够的，这些贪婪的家伙想到了美联储，想到利用美国独立的中央银行来达到他们的目的。
战争持续到1917年，为了资助欧洲战争各国的债券发售，美国政府大量发行美元，致使美元的货币信用出现危机。美驻英国大使佩奇在给美国总统的信中指出：“我认为正在到来的信用问题已经超越了摩根家族提供给英法贷款的承受能力，除非我们对德宣战，否则我们无法再向盟国提供信用。”于是，银行家们开始给政府施加压力，他们将迅速增加的国债转变为抵押票据向公众发放，同时，还不断打压地区票据抵押政策。在他们的操控下，国债被确定为美国市场可以流通的惟一抵押票据，他们由此控制了整个美联储系统。在银行家的指示下，美联储大量吃进美国国债，并将积累的金钱送入欧洲战场，导致美国国债价格直线上升。由于国债都是以美国人民的未来税收作为抵押，这就将美国政府与银行家们的利益绑在了一起。由于利益关系，美国被迫带入这场疯狂的战争中。
随着战争的深入，协约国一方的反击越来越猛烈了。1918年7月，德国军队在马恩河和亚眠地区遭受重创，其战争劣势已显现出来。从前线不断传来的坏消息，使得德国国内矛盾加剧。9月，德国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向德国议会提出停战请求，却遭到德军最高统帅的坚决反对。后来，由水兵最先发起的起义在海军及德国全境蔓延开来。11月9日，德国首都柏林亦发生十一月革命，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被迫退位，逃至荷兰，德国社会民主党组成临时政府，宣布成立魏玛共和国。随后，11月11日，德国签订《贡比涅森林停战协定》，宣布投降，至此历时4年零3个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终。
整个欧洲早已被战争摧残得面目全非，社会千疮百孔，经济停滞不前，政治状况也极不稳定。同时，各国的货币飞速贬值，明显的通货膨胀态势就像脱缰的野马一样，一发不可收拾。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混乱，使欧洲信贷风险始终维持在一个非常高的水平上，这就给欧洲国家的战后恢复借款带来了巨大的阻力。当时德国经济情况对欧洲经济的复苏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由于法国坚持要求德国偿还战争债务，使得德国国内经济资源面临枯竭。1923年，法国和比利时的军队开进德国莱茵省，准备用武力去征收德国的战争赔款。德国经济处在崩溃的边缘，其通货膨胀率更是达到了天文数字。
虽然一战结束了，但精明的银行家们并没停止他们攫取财富的脚步。1923年12月，为了解决德国总额为1034亿美元的战争赔款问题，由法、比、意、英、美5国代表组成的国际专家委员会在德国商讨解决方案。1924年4月9日，美国银行家CG道威尔拟定了一套解决赔款问题的计划，史称“道威尔计划”。按照“道威尔计划”，自1924年起，德国首年赔付10亿金马克，金额逐年增加，此外，英国、法国和美国联合向德国政府提供一笔总额为2亿美元的贷款。由于美国政府无法支付这笔资金，便要求包括JP摩根银行、花旗银行等在内的多家金融架构联合组成一个财团来承担这笔贷款。其中，花旗银行成为了该贷款项目的主力，其贷款额达到了当时美国政府承担总量的15%。据悉，截至1929年，花旗作为主承销商为八家德国借款人发行了总数近5亿美元的债券。这些借款人包括德国通用电气公司、莱茵西伐利亚电力公司、埃斯尔钢铁公司等德国龙头企业。由于花旗银行在战争赔款事务中的积极参与，这些企业在纽约市场发行的债券绝大多数都是由花旗独家承销的。1925~1929年，德国债券发行成为花旗国外业务的第三大支柱，承销和配售外国债券赚得的净利润占到花旗公司净利润总额的43%。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以摩根、花旗为代表的美国金融巨头们，确实靠着战争赔款等赚取了巨额的利润，犹如一只贪婪的吸血虫，不断蚕食着战后欧洲国家的经济。
根据“道威尔计划”相关条款，自1924年9月到1931年7月，德国共需支付赔款110亿金马克（相当于27亿美元），而同期德国从美英等国得到的贷款约为210亿金马克（约合50亿美元）。不久之后，德国声称国内发生经济危机，财政赤字严重，无力按照原协议支付赔款，要求减免。美国同意了德国的要求，银行家杨格（ODYoung）策划制定了“杨格计划”，取代了原先的“道威尔计划”。协约国为执行“杨格计划”，按照海牙国际协议，决定建立国际清算银行以取代原来的战后赔款委员会，并执行对德赔款的分配和监督德国财政。
1930年1月20日，以摩根银行为首包括纽约花旗银行和芝加哥花旗银行在内的三家美国银行和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比利时等国的中央银行在海牙会议上签订国际协议，成立了国际清算银行。从此以后，摩根、花旗等美国金融机构便逐渐成为德国债券市场上的主要参与者之一。
美国政府想借助国际清算银行掌握德国经济，并将欧洲各国偿还美国债务问题置于自己的监督之下。其中，美国金融巨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通过战争赔款、国家贷款等方式赚取了大量钱财。1944年，根据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决议，国际清算银行的使命已经完成，应当解散，但美国力排众议将它保留下来，使之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附属机构。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保持美国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则维护了金融巨头的利益，并为他们送去了源源不断的财源。于是，政治家和银行家又走到了一起。
凯雷集团：“反恐”战争的大赢家
偷税而起的凯雷集团
凯雷集团成立于1987年，是一家总部设在美国华盛顿的私募资本投资公司，其主要业务包括企业购并、房地产、杠杆财务以及创投，投资产业范围遍及国防、消费零售、能源、医疗保健、科技、电信、媒体与运输业等。凯雷集团的起家就是一个关于政客、商人和爱斯基摩人的故事。
作为凯雷集团创始人之一，斯蒂芬·诺里斯相貌堂堂、充满自信，但因其傲慢的态度而与人很难相处。同时，自大的诺里斯有着超于凡人的商业头脑和干大事业的敏锐嗅觉。1986年底，诺里斯就职于万豪集团（Marriot）旗下的合并与收购部门，其工作主要是搜索税法，寻找各种途径帮助公司节省税收。诺里斯从中积累了丰富的税收知识。
一次偶然机会，诺里斯发现了一个关于联邦政府的税收漏洞。这一切要追溯到1971年，美国土著与联邦政府之间由于历史问题而存在严重的矛盾，其中最突出的矛盾就是因英殖民侵略而产生的土地问题。为了缓解矛盾，联邦政府便向土著居民发表声明，愿意归还从土著居民手中掠夺的部分土地。大部分善良的土著居民听信了政府的鬼话，不再起诉政府，然而，生活在阿拉斯加州的爱斯基摩人并不买美国政府的账，他们拒绝美国政府关于土地的补偿办法，要求政府以现金方式进行赔偿，并用这笔钱来创办属于自己的企业和公司。事实上，爱斯基摩人并不善于经商。起初他们开办的公司大多围绕着渔业、木材和石油工业这三个方面，因而错过了阿拉斯加最为繁荣的时期。而在出师不利的情况下，许多公司又将资金投向了轮胎制造、混泥土生产和服务业等领域，这更大大地阻碍了他们的发展。到后来有传闻说，那些由爱斯基摩人创办并靠政策扶持的公司到最后只有1家处于盈利状况。这种局面真的到了很严重的程度。
为了拯救这些陷于苦海的土著居民，更为了拉到他们的选票，1983年，阿拉斯加参议员泰德·史蒂文斯在下一年的政府法案中增加了一项关于税收的条款，其重点在于，如果一家阿拉斯加人开办的公司在一个财政年度亏损100万美元的情况下，它可以用自己的损失减税指标换取另一家公司的70万美元的现金，而出钱的这家公司却可以享有30万美元的减税优惠。换句话说，这项政策就是拿国家的钱来补贴这些办公司的土著居民，但它又成为一项很严重的税制漏洞。诺里斯在这项政策中看到了发财的机会，但他还需要先认识一些享受政策的爱斯基摩人，更需要找到合适的帮手。这时候，戴维·鲁宾斯坦出现了。
1973年，戴维·鲁宾斯坦从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毕业后，便迅速在政界崭露头角。当人们谈起戴维·鲁宾斯坦的时候，得到最多的评价是，聪明、勤勉、不知疲倦。勤奋的鲁宾斯坦曾经在华盛顿的绍尔、皮特曼、波兹&特罗布里奇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并在他27岁的时候成为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的副国内政策助理。1981年，里根总统上台之后，这位昔日年轻的政治新星不得不黯然退出政界。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有着广泛政治人脉的鲁宾斯坦随后加入到政治游说者的行列，这份工作对于年轻、富于理想的鲁宾斯坦来说无疑是一种侮辱，他不能忍受这种无为的生活。当时愤怒的鲁宾斯坦说过：“我发现这工作有失身份，它其实只不过是合法化的行贿。”但是他不知道，游说成为他一生最大的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