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知行，苟况也有一段比较具体的阐述。他在《君道》篇中说：“故校之以礼，而观其能安敬也；与之举措迁移，而观其能应变也；与之安燕，而观其能无流慆也；接之以声色、权利、忿怒、患险，而观其能无离守也。”意思是说：用一定的道德标准去考察，看他能不能坚守本分，有无自我慎独的精神；给他变换一下生活环境，看他能不能应付事态的变化；给他创造安逸、舒适的生活条件，看他能不能做到不流于淫荡；连续让他听各种糜烂的歌曲，接触妖艳妩媚的女人，掌握一定的特权，激起满腔的愤怒，经历患难和险恶的环境，看他能不能拒腐蚀，保持住高风亮节。显然，用今天的处事标准来衡量，上述知行方法，有不少仍是可取的。
相比之下，唐朝魏征提出的“六观”，要比苟况所说的“四观”，显得隐蔽、稳妥。他不主张通过采取各种行动，甚至是耍弄权术，去主动考察下属，而是主张静观不同人的现实表现，来被动地了解下属。他说：“贵则观其所举，富则观其所养，居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贼则观其所不为”（《贞观政要》卷三，《择官第七》）。采用“六观”的方法来知行，也许需要一个较长的认识过程，但其所获取的观察结果，往往是比较真实的。
对知言和知行提出比较全面看法的，是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他在《心书》一文中讲知人之道有七条：第一，“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即考察其判断是非的能力和将来的志向；第二，“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即提出尖锐的难题诘难他而看他的观点有什么变化，能否随机应变；第三，“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即询问他的计谋、策略看他的见识如何；第四，“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气”，即告诉他艰难、祸乱将至而看他有无克服困难的勇气；第五，“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即以美酒待他看他的品性如何；第六，“临之以利而观其廉”，即给以金钱利诱看他是否廉洁；第七，“期之以事观其信”即托付他办事而看他的信用如何。总之，识别下属，应该从志、变、识、勇、性、廉、信等几方面进行考察。
一般地说，每一个人的言行都有他的动机（或有意识的或潜意识的）。每个人的同一种言行的动机是不一样的。同样是当兵，有的是为了学技术，有的是为了考军校，有的真是为了保家卫国；再如勤奋工作，有的是真具有敬业精神和讲奉献，有的是为了多受表扬，有的是为了争取入党等等；同样，在生活和工作中，许多人有时说的话并不是真心话，只不过是客套、敷衍或自谦。如果带兵者在还没有确实弄清对方每一言行后面的真正期待是什么，不清楚对方真实想法的情况下，就简单行事或仓促了结，那就难免会给工作带来被动，或者还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因此带兵者要洞察同一种言行后不同的动机，并加以因势利导。作为带兵者，还必须随时透过部属的外在表现，运用各种形式，细致地做工作，及早准确、全面地掌握部属言行的真实动机，这是做好工作的基本条件，也是一名优秀带兵者必备的素质。带兵者还要正确领会领导的真正用意，一些聪明的领导说话更是含蓄、点到为止。
认识一个人，不但要听其言、观其行，还要看他有什么动机、是什么人。
用人之长
俗话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骏马能历险，犁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舍长以就短，智者难为谋。生材贵适用，慎勿多苛求”。有才干的人往往恃才自傲；有魄力的人容易不拘常规；谦和的人多胆小怕事等等。这说明不同的人各方面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没有十全十美、各方面都很强的人，尤其是在当今这个高科技主导下的、分工越来越细和高度社会化的时代更是如此。选拔人才首先要看那个人的特别所长与任务是否适当，他的特别所短是否影响他完成这个任务，绝不能过多地考虑你是否喜欢他的个性，或考虑他的个性是乖戾、还是温顺柔和等等。
因此带兵者要用人所长，要用七分心血去发掘部属的优点，三分心思去挑剔部属的缺点，才能集合用众人之志、智。汉高祖刘邦在谈到他成功的经验时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镇国家，抚百姓，我不如萧何；带领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吾能用之。”
《水浒》中的时迁，其短处非常突出——偷鸡摸狗成性。然而，他也有非常突出的长处——飞檐走壁的功夫。当他上了梁山，被梁山的环境所感化、改造，他的长处就派上了用场。在一系列重大的军事行动上，军师吴用都对他委以重任，时迁成了使这些军事行动成功的重要人物。有此可见，即使对毛病很多的人，也首先要看到他的长处，才能把他的才干充分利用起来。
一般地说，才能出众的人也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或毛病，人无完人。而怎样使他的缺点没有表现出来的机会呢？那就要在积极发挥他长处的同时，认真帮助他克服缺点或毛病，使他在你领导下，发挥其长，大显身手。
如何用人所长呢？一是按特长领域区别任用：主观和客观的局限性，决定了任何人只能了解、熟悉和精通某一领域（或某几个领域）的知识和技能，一个人不管多么卓越，也只能在他所适应的领域内具备特长，因此用人必须依据人的特长领域性，坚持区别对待。二是按特长的变化而任用：人的特长领域不是一成不变的，是有转移性的，可以从一个领域转移到另一个领域，发展的结果往往是新领域特长超过原领域特长；特长转移的人往往是勇于创新的难得优秀人才。如新闻记者休斯发明电炉，画家莫尔斯发明电报等等。发现人的特长转移后，要及时调整对人的使用。三是把握最佳状态，用当其时：人的特长随着人的年龄变化，如人的精力可能增长，也可能衰退，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因此最好要在他精力（特长）最高峰值时用他的所长。四是善于开发、挖掘和培养人的特长：人的特长有用进废退和隐性的性质，因此，要通过给部属授权压担子、提挑战的办法，使特长潜能有增强和展现的机会。五是要懂得“强中更有强中手”，“山外青山楼外楼”的道理。
要防止长处变短处
人的长与短都不是绝对的，任何时候都没有静止不变的长和短。在不同的情境和不同的条件下，长与短都会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长可以变短，短可以变长。这种长短互换规律，是长短辩证关系中最容易被人忽视的。因此，任何时候对任何一个人都不要僵化地看待他的长短处，努力创造使他的短处变长处的条件，同时也要防止长处变短处的情况发生。
神机妙算的诸葛亮就曾经在这一点上因考虑不周而造成用人不当。诸葛亮错用马谡，就是对马谡这个人的长处、短处会发生互换没有料到。马谡自幼熟读兵书，有主见，谈起军事理论滔滔不绝，这是它的长处。这种长处用在当参谋能发挥优势，所以在街亭之战以前，诸葛亮曾成功地采纳他所献的反间计，使曹魏一度弃司马懿不用。可是环境变了，条件变了，他的长处却变成了招致失败的短处。熟读兵书变成了纸上谈兵、教条主义，有主见变成刚愎自负、独断专行。马谡从参谋位置到了主将之后，因读兵书多而看不起有实战经验的王平，因迷信军事理论就擅自更改诸葛亮的战役部署，听不进旁人的不同意见，一意孤行，结果失了街亭，落了个兵败身亡的下场。
要善于短中见长
优秀的带兵者用人的高明之处，还在于短中见长，善用部属的短处。部属某方面的能力在这个位置上是短处，在那个位置上可能就是长处。清代思想家魏源指出，“不知人之短，不知人之长，不知人长中之短，不知人短中之长，则不可以用人，不可以教人。”
清朝有名将军叫杨时斋，他认为军中没无用之人。聋子，可安排在左右当侍者，可避免泄露军事机密；瘸子，可命令他去守卫炮台，他很难弃阵而逃；瞎子，听觉特别灵敏，可命他战前在阵前探听敌人的动静……这一说法有些夸张，但说明了任何人的短处之中必定蕴藏着有用的长处。
《贞观政要》记载有唐太宗李世民的短中见长之术。李世民说：“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直者以为辕，曲者以为轮，长者以为栋梁，短者以为拱角，无曲直长短，各种所施。明主之任人亦由是也。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故良将无弃才，明主无弃士。”
唐代文学大家柳宗元写过一篇文章叫《梓人传》，说是有个木匠，家里什么工具也没有。去看他的床吧，床腿坏了，也没有去修理。这么一来，邻人四舍都说他是一个无才之人，徒有一个木匠的虚名。后来，这位木匠去负责营造一座大型建筑。只见所有的木匠都听他指挥，工作进行得井井有条，效率高，质量好。待到一座巍峨的宫殿展现在大家眼前的时候，人们面对平日看不上眼的木匠，个个目瞪口呆：他就是那位连自家床脚也不修一修的穷木匠吗？
有位连长既善于用人之长，又善于用人之短。比如：遇事爱较真、钻牛角尖者——安排他去监督粮油副食的采买。处理问题头脑呆板者——安排他去考勤。脾气太犟、争胜好强者——安排他去当攻坚突击队长。办事谨慎、婆婆妈妈爱蘑菇者——安排他去做安全保卫监督员。能言善辩喜聊天者——安排他去搞公关，接待地方共建单位的人。
谨防“以短掩长”。有的人之所以被人视为“无长”、“无用”，是因为人们只看到一些表面现象，没有看到人才的真正本事。因此，使用人才，还有个“发掘”的任务。要知道，晶光闪闪的水晶石刚从土里刨出来的时候，是一块黑乎乎的东西，只看表面，准会把它当废物扔掉。俗话说：真人不露相，露相非真人。有的人真是藏龙卧虎，不显山不露水，最易被人视为无用的人、少才的人。作为用人者，切勿轻易得出结论，说某某无用，某某废物。“垃圾是放错了位置的宝贝！”以短掩长是用人的大忌。优秀的带兵者应树立“天下没有一无是处的人”的信念，要有兼容并蓄的气度。
特点并非缺点
经常有这样的例子，连队中某战士原来是“刺头兵”，谁也管不了，可换了连领导不久，“刺头兵”却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各项工作积极主动，显示出很好的素质，被评为优秀士兵，有的甚至还立了功。这说明新的连领导抓住了“刺头兵”的特点，挖掘出了“刺头兵”的特长，扬长避短地调动了“刺头兵”积极性。
带不好兵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把部属的特点当缺点：部属思想活跃，遇事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就把他的自信当作自大、狂妄；部属有正义感，敢于批评，喜欢提意见，就视为服从意识差、刺头等等。对部属的缺点用放大镜看，优点却视而不见，这无形中就打击了部属的上进心，随之就产生了对立情绪，以至于积怨越来越深，影响连队建设。
带兵者要辩证地看待部属的特点，把部属的特点挖掘出来、特长发挥出来，并利用好，这样才能扬长避短地克服其“缺点”。不能把特点当缺点，不能把“老实”、“听话”、“顺从”视为可靠，不能将那些有主见、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视为“不听话”、“有毛病”，要知道“奴才好用没有用，人才有用不好用”。周恩来总理说：“与有肝胆人共事。”我们就是要挑选那些有肝胆和个性，渴望负责和敢冒风险的人担当重要职务。
有特点的人才能不能脱颖而出，与求才者本身的智略、见识有关，也与用人者的水平有关。用人就像用马一样，有时得到了千里马却不知道，有时知道是千里马，自己的才能却又驾驭不了它，这样无怪乎人们就喜欢驽马的便利、安全，而排斥那些刚烈伟骏的骐骥了。特别是相对高层的带兵者一定要是能驾驭有个性、有肝胆的将才之人。
那些年，军人的档案里好评语差不多都是：“服从领导”“谦虚谨慎”，“团结同志”，“带病坚持工作”，“埋头苦干”，而很少表扬“工作有创造性”“敢于对领导提出批评”，而“个性强”总是被当作缺点提出来！这种观念显然跟不上时代潮流。
唐太宗李世民就是一个不把部属的特点当缺点的优秀领导者，他就是因为起用了一大批极有个性、特点的人才，虚怀若谷、闻过则喜、从善如流，所以开创了贞观之治。
公元六二六年，唐太宗派人征兵。有个大臣建议：不满十八岁的男子，只要身材高大，也可以征。唐太宗同意了。但是诏书却被魏征扣住不发。唐太宗催了几次，魏征还是扣住不发。唐太宗大发雷霆，派人把魏征叫来，训斥道：“那些个头高大的男子，自己说不到十八岁，其实可能是故意隐瞒年龄，逃避征兵。我已发布诏书，你为什么扣住？”魏征不慌不忙地说：“我听说，把湖水弄干捉鱼，虽能得到鱼，但是到明年湖中就无鱼可捞了；把树林烧光捕野兽，也会捉到野兽，但是到明年就无兽可捉了。如果把那些身强力壮、不到十八岁的男子都征来当兵，以后还从哪里征兵呢？国家的租税杂役，又由谁来负担呢？”唐太宗觉得魏征说的有道理，可还是不服气。魏征接着说：“陛下的诏书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征召十八岁以上的男子当兵，现在不到十八岁的男子也得应征，这不是说话不讲信用吗？”唐太宗吃惊地问：“我什么时候不讲信用？”魏征说：“陛下刚即位的时候，曾经下诏：拖欠官府东西的，一律免除，可是官吏们照样催收，这是不是说话不算数？陛下曾明令规定：关中百姓免收租赋二年，关外百姓免除劳役一年。如今已经服了劳役或交了租赋的又被征当兵，这是不是说话不算数？陛下一向说要以诚信待人，为什么征兵的时候怀疑百姓作假？无缘无故怀疑人，这能算讲信用吗？”魏征的一席话，说得唐太宗哑口无言。好半天，唐太宗才说：“我过去总以为你固执、不通情达理，今天听你议论国家大事，才知道我的过错很大啊！”于是，又重新下了一道诏书，免征不到十八岁的男子。这以后，唐太宗更加信任魏征了，并且提升他担任了太子太师这样高级的官职。
有一次，唐太宗从长安到洛阳，中途在昭仁宫（现在的河南省寿安县）休息，因为对他的用膳安排不周到而大发脾气。魏征当面批评唐太宗说：“隋炀帝就是因为常常责怪百姓不献食物，或者嫌进献的食物不精美，遭到百姓反对，灭亡了。陛下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兢兢业业，小心谨慎。如能知足，今天这样的食物陛下就应该满足了，如果贪得无厌，即使食物好一万倍，也不会满足。”唐太宗听后不觉一惊，说：“若不是你，我就听不到这样中肯的话了。”
贞观中期以后，唐朝经济更加繁荣，政治也很安定，朝廷大臣都尽力歌颂太平盛世。只有魏征不忘过去的艰苦，给唐太宗上了一道奏章，指出他在十个方面的缺点，希望他警惕，保持贞观初年的好作风。唐太宗把这个奏章写在屏风上，早晚阅读，引为戒鉴。他对魏征说：“我现在知道我的过错了，我愿意改正，否则，我还有什么脸面和你相见呢？”
上述故事我们可以看出魏征极具个性、特点，有肝胆、主见，不惟命是从，甚至敢于“犯上”，而李世民从魏征骨鲠的个性上看到有助于事业成功的闪光点，并开掘其闪光点，用其所长，发挥其作用，从而收到了很好效果。
允许非自身素质原因的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