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2义利双行
“义利之辨”是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命题。
《论语？子罕》说：“(孔)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孟子？梁惠王上》也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儒家先哲勇于言义而羞于言利。但是作为商人，其经营的最终目的：不外乎一个“利”字，与“义”似乎无缘。如何调和这里的矛盾呢？聪明的富人们打出了“以义为利、利缘义取”的旗号，并把它作为自己经营道德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他们认为，“钱”就好比是“泉”，如果“因义用财”，不仅是流而不竭，而且能广开财源，收到赚大利、发大财之效。在商场中，以义为利，利缘义取的现象非常普遍。
据《休宁碎事》记载，休宁县有一位商人刘淮，曾在嘉兴、湖州等地购囤粮食，某年当地遇灾荒，有人为刘淮庆幸，劝他“乘时获利”，狠狠赚上一笔银两。但刘淮却说：“如此做法，怎比得上让这里的百姓度过灾年，重新复苏呢？这才是大利啊！”结果，刘淮将囤积的粮食全部“减价以贸”，同时还命人煮粥免费提供给饥民。刘淮减价出售粮食，从经营角度来看，虽然放弃了暴利的机会，但自然还是有利可图的，不过，刘淮这种利益的获得，又与其“义举”联系在一起。
这是徽商“利缘义取”、“义中取利”的典型一例。又据光绪《婺源县志》卷三十四《人物？义行》记载，婺源县庆源乡有一位因家贫而“弃儒服贾”的商人詹元甲，在外出经商时结交了当地太守陈其崧。其年当地大灾，严重缺粮，太守陈其崧出府库银20余万两，委托詹元甲去外地采办粮食。既至，旅店主人告诉他：“此地买米，例有抽息(回扣)，自数百两至千万两，息之数视金之数。今君挟巨资，可得数千金。此故例，无伤廉。”詹元甲毫不心动，说：“今饥鸿载途，嗷嗷待哺，予取一钱，彼即少一勺，瘠人肥己，吾不忍为。”在詹元甲看来，采办粮食，为的是解救饥民，因此“抽息”实属不义之财。“利”既非由“义”中所取，则与经营道德相违背。所以，尽管唾手可得数千金，詹元甲最终还是“宁可失利，不可失义”，拒绝了金钱的诱惑。
奉承义利双行理念的富人们，不仅在经营中坚持“以义取利，为义让利”，就是在合作伙伴之间，他们也是既保持平等竞争，又保持相互支持与关照。特别是生意上有关系的合作伙伴，他们会竭力维护，哪怕明明知道与对方做生意不赚钱，也不会分道扬镳、中途绝交。万一对方倒闭了，自己的债务收不回来，他们也就听之任之，只当是交了学费。
民国初年，双盛公财东杨老五欠了复盛全6万两银子，因为无法偿还，杨老五只是给乔映霞磕了一个头，就算了事；还有大顺公绒毛店欠复盛全1000块大洋，只是还了一把斧头加一个箩筐，这样就两清了。
类似例子数不胜数，这种“为义让利”的宽阔胸怀，足以让现代好多商人无地自容。
创业者要遵守最起码的商业道德，本着“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游戏规则，这样才能实现利益的增长和企业的壮大。而且在成功之后，还应该有“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雅量、胸襟和社会责任感。
俗话说：“信义通商”、“义招天下利”说的就是义和利之间的辩证关系，在经商中以仁经商，义中取利，对待合作伙伴为义让利，生意自然没有不兴隆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