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日报·华北版》的头两期报纸就明确宣传了党中央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有团结，有斗争。对于国民党当局抗日的一面，拥护它，团结它，采取联合它的政策；对于它反共的一面，揭露它，反对它，跟它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采取孤立它的政策。但是，对于党所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广大群众、中间力量以及国民党中多数爱国人士开始是不易理解的。囿于正统观念，人们看不清蒋介石的真面目，报纸就随着时局的发展，结合实际斗争，通过“反汪拥蒋”运动，通过反“摩擦”斗争，通过反对投降妥协的群众运动，教育群众，提高群众，团结群众，争取中间力量。在对日寇、汉奸、亲日派亡我中华的毒计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和在坚持对反共顽固派长期合作、长期“摩擦”、反对投降妥协、挽救时局危机、团结到底、抗战到底的过程中，体现出我党是在怎样复杂和艰难的条件下担负起了抗日战争的领导责任。翻阅《新华日报·华北版》创刊之初的前几期，不难看出其内容是经过周密考虑和安排的。
一、拥蒋反汪反对投降妥协
1939年1月1日，《新华日报·华北版》创刊号第一版的头条新闻，报道了晋冀豫拥蒋大会的盛况，刊登了十八集团军野战政治部副主任陆定一题为《拥护蒋委员长》的文章，阐明拥蒋运动的意义，指出在南京、武汉失陷之后日寇曾先后两次诱降，汉奸、亲日派每次都从抗战阵营内部响应，诬蔑抗战，散布投降妥协的言论，蒋介石于1937年12月17日、1938年10月31日两次发表声明，反对妥协，表示了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的决心，打击了日寇策动诱降的阴谋诡计，从而说明了为什么拥护蒋委员长。但是，拥蒋不能停留在口头上，文章指出：“我华北军民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是以坚持敌后抗战以及在各抗日根据地真正实行三民主义的实际行动，拥护蒋委员长坚持抗战。”同日，报纸还刊出蒋介石驳斥敌内阁首相近卫1938年12月22日的诱降声明。1939年1月3日，报上发表《拥护蒋委员长、国民政府》的社论，提出拥蒋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号召全国团结一致，诚心诚意拥护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反对敌人的一切毁谤，揭穿敌人的一切造谣，为争取民族的独立而奋斗到底。
创刊号的《国内版》第二版以头条位置，刊登了“河北千万民众，通电要求保持冀南行政公署，请蒋委员长转饬鹿钟麟（按：鹿钟麟是蒋介石委任并专门派到抗日根据地来反共的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省府主席），收回取消冀南行署的成命”。这是由于鹿钟麟当了河北省府主席以后，到了冀南就制造“摩擦”，同抗日民主政权相对立，设立第二政权，造成“双专员、双县长”的奇怪局面。1939年11月，竟以省政府主席名义贴出布告，取消冀南行政主任公署。这是冀南人民绝不答应的。报纸就选登了冀南各界来电中的一份，电文首先历述了“自去年（1937年）日寇进攻华北，冀南即成混乱状态，各县县长畏寇潜逃，汉奸土匪相继螽起，日寇到处奸淫掳杀，人民痛苦不堪言状”。这就揭露了国民党的军队和官吏不战而逃，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幸有杨秀林（按：即杨秀峰）奋起抗战，宋任穷冒险东来，驱狂敌扫逆愤，恢复失地，解民倒悬。冀南同胞乃得重见天日，不胜欢欣鼓舞”。“当时冀南民众由切身体验中感到树立抗日政权之迫切需要，遂发动建立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并公选杨、宋二氏为正副主任。公署成立，忠实执行抗战建国纲领，刷新政治，为民造福，政绩卓着”。像这样为人民所选出、为人民所拥护的抗日政权，本应受到积极扶助和奖励，但是“不料最近河北省府主席鹿钟麟特下令取消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各界认为此种措施违背民意，且足以削弱抗战力量，要求蒋委员长转饬鹿主席，收回成命”。河北人民理直气壮地拒绝了鹿钟麟的反动命令，并且直接要求蒋介石加以制止。蒋介石怎么可能接受冀南人民的恳切要求呢？这样，就可以使人民从而逐渐明白，指使和支持“反共限共”的正是蒋介石。正因为如此，在报纸题为《拥护蒋委员长、国民政府》的社论中，提出了拥护蒋委员长的第二个任务是“号召全国，团结一致，坚决拥护国共合作和全国团结，提倡公平合理、互助互爱的精神，消除‘摩擦’和消除分歧，警惕敌人和汉奸、亲日派在我国内部的挑拨离间，制造‘摩擦’”。
在报纸创刊之际，发生的另一起大事件是亲日派头子、国民党第二号人物汪精卫通电对日求和，叛国投敌。
1938年12月，日寇发动了一个“和平”攻势，放出一个接一个的诱降气球。12月22日，敌阁首相近卫亲自出马，发表了又一个诱降声明，提出中日“满”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缔结“中日共同防共协定”，“中日经济提携”。汪精卫初则假借中央军事委员会名义，私下与敌议和，阴谋不逞后逃往香港。汪于12月30日，以国民党副总裁身份发出通电，附和近卫声明，向敌屈膝求和，公开叛国。报纸遵照党的指示，抓住这一事件，展开反汪运动，坚决打击汉奸汪精卫和一切投降妥协活动。
1月3日，报上刊登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月1日举行的临时会议，决定永远开除汪精卫的党籍，撤除其一切职务。蒋介石发表了讲演，驳斥了汪精卫求和的谬论。报纸于当日发表评论，赞扬了国民党的决定，拥护蒋介石坚决抗战到底的表示。2月10日，刊登了十八集团军朱德、彭德怀将军给蒋介石的电报，拥护蒋委员长和中央政府的决定，要求严惩汪逆，整饬纲纪。报上也发表了国民党将领和全国各界同胞、海外侨胞声讨汪精卫，拥护抗战国策的大量电文和声明。
近卫诱降阴谋又一次失败，于1月4日倒台。1月11日，报上发表社论《汪兆铭开除党籍与敌内阁改组》，指出，抗战阵营内的亲日分子、动摇分子，每遇抗战遭到困难的关头，就乘机挑拨离间，酝酿分裂，破坏团结，进行“和平妥协”的阴谋活动。这次汪逆与日寇勾结策划的求和诡计，使这类出卖祖国的行为发展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报纸指出了汪逆求和投敌，不是偶然发生的个别汉奸的卖国行为，而是在亲日派和动摇分子暗中进行的“和平妥协”活动不能得逞的情况下，日寇为加强政治进攻，破坏我国抗战采取的更加毒辣的手段。但是，事与愿违，汪逆出走叛国，激起了全国人民对汪逆的切齿痛恨，提高了对抗战阵营内“和平妥协”活动的警惕性，同仇敌忾，掀起反汪运动，又一次显示了全国人民团结抗战的坚强意志。近卫玩弄的新阴谋遭到惨败，内阁被迫辞职。近卫的倒台，反映出日本国内各派在执行灭亡中国的方针上的矛盾，代之而起的是走向法西斯化的日本少壮派的平沼内阁。评论指出，平沼必将更加疯狂进攻中国。
为了提高广大军民对汪精卫叛国事件危害抗战的严重性的认识和阐明反汪拥蒋的作用，报纸特约陆定一同志撰写长文《汪兆铭开除党籍与吾人应有之认识》，自1月21日起连载3期。陆定一从历史上揭露了汪精卫的反革命面目，揭露了汪精卫在抗战爆发后一再策动“和平妥协”的活动，指出汪精卫是亲日派头子。文章并系统地驳斥了汪逆求和投敌的谬论。一是诋毁中国人民神圣的抗日战争，向日寇屈膝求和；二是在“共同防共”的掩盖下灭亡中国；三是附和近卫提出的“经济提携”，也就是把中国的经济命脉拱手让给日寇操纵，任凭日寇掠夺中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扩张侵略。文章联系到抗战阵营内少数分子在干着亲痛仇快的勾当，喊着“防共”、“反共”的口号，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挑拨离间，制造“摩擦”，污蔑抗日游击战争，诬蔑抗日救国为“赤化”，摧残抗日政权，惧怕抗日的民众运动，压制和解散抗日民众团体，反对适当改善民生，甚至袭击抗日军队，收缴抗日游击队枪械。指出，真正反对汪精卫、拥护蒋委员长，必须制止这些现象的发生。
以后几个月里，报上报道了华北各抗日根据地采取各种方法、方式，开大会、小会、座谈、讲演、演剧，在民革室，在夜校组织读报和讨论，出墙报、黑板报，深入反汪宣传，使广大军民认识到汪逆所散布的种种谬论，什么“共同防共”、“和平救国”，都是为了推行日寇灭亡中国的毒计，认识到隐藏在抗战阵营内的亲日派时时刻刻妄图从内部攻破我国抗战堡垒；广泛地开展了“打倒公开的汪精卫，要求铲除暗藏的汪精卫”的群众运动。
平沼上台以后，在加紧对华北敌后大“扫荡”的同时，利用汪精卫加紧推行“以华制华”的政策。5月间，汪逆去东京，签订了“汪平沼协定”，汪逆打出了“反蒋灭党”、“共同防共”的旗号，献计于日寇先攻占长沙、宜昌、西安、兰州，南宁，再同时从西北、华中、华南三个方面进攻重庆，期于1939年8月结束“中国事件”。汪逆并着手组织20万伪军。报纸就此指出，汪逆这个大阴谋穷凶极恶，这个“协定”也就是日寇灭华的毒计，又一次证明，日本帝国主义亡华的基本方针是不会改变的。
汪逆的新罪行，激起全国更大规模的反汪怒潮。5月17日，我们的报纸代表华北亿万军民发表评论，要求国民党中央政府对“汪平沼协定”表明严正立场，缉拿汪精卫及其党羽法办。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国民党中央政府于6月8日，通令全国缉拿汪精卫。11日，朱德总司令发表谈话，拥护通缉汪精卫，号召掀起深入讨汪的群众运动，彻底粉碎敌人“以华制华”的毒计。同日，报纸发表社论《拥护政府明令通缉汪精卫》，指出这一通缉令是对于日寇和汉奸汪精卫及其党羽的一个沉重打击，必须坚决肃清汪逆“反蒋”、“反共”、“防共”等一切灭亡中国的反动思想，消除抗战阵营内一切“磨擦”事件。
当日寇企图勾结英帝国主义制造“东方慕尼黑”阴谋时，汪逆精卫也加紧活动。8月28日，在上海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发宣言、定政纲，计划“剿共灭党”，推行“新生的三民主义”，即实行“和平建国”、“反共”、“经济提携”、“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出卖祖国的“三民主义”，串通暗藏在抗日阵营内的亲日派，策动“反共”、投降妥协活动。
报纸于10月19日，发表《开展深入的群众动动》的社论，明确指出，在华北开展反汪群众运动，必须反对放弃敌后抗战、制造“摩擦”、反对共产党和八路军、分裂团结、破坏抗战、排斥进步势力、实行倒退的各种思想与主张，因为这些思想与主张就是汪逆的思想与主张。要努力提高人民对汉奸和汪精卫的警觉与认识，反对“摩擦”，加强团结，才能坚持抗战、坚持进步，才能巩固抗日根据地、克服投降妥协的危险。
1940年1月27日，报上报道了日寇与汪逆精卫在1939年12月20日签订的“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揭穿这个密约的主要内容是由汪逆组织伪中央与敌签订的卖国条文。这个条约中更规定承认华北傀儡政权“独立”，出卖全华北。报纸于1月29日刊出“日汪密约”全文，并发表社论《亡国灭种的协定》。社论针对在日寇政治进攻面前，反共顽固派产生的种种幻想，什么日本会“觉悟”、“谅解”，寻求在“平”中求“和”，能够得到“光荣的和平”等。忠告反共顽固派，现在日汪明明白白地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要的只是奴隶的和平，幻想日寇“觉悟”，给予“平等的和平”、“光荣的和平”是绝对不可能的。恳切地忠告反共顽固派打破幻想。正如报上特载的重庆《新华日报》题为《全国同胞起来，反对汪逆卖国条约》的社论中明确指出的：“目前，在中国人民面前，只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坚持抗战的道路-中国人民所走的道路，也是中华民族的生路；一条是对日投降的道路-汉奸汪精卫及其他投降分子所走的死路，也是中华民族的死路。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而且也不可能有的。”
1月31日，延安《新中华报》在《卖国条约》的标题下评论说：“‘日汪密约’就是使我亡国灭种的实施方案，它将使全国人民更进一步地认识日寇和汪逆的真面目，认识投降妥协的结果。目前我国内部存在的有三种人，第一种，是在抗战营垒中暗藏着汉奸、汪派、反动派；第二种人，他们也反对汪精卫，但事实上他们所做的事情却和汪精卫有许多相同，同样在抗战营垒中进行‘反共’、‘防共’，进行‘摩擦’分裂，我们今天诚恳地规劝他们改变方针，不要做任何仇快亲痛的事情，必须根本放弃‘反共’‘防共’的阴谋行动，停止一切‘摩擦’。‘反共’、‘防共’、‘摩擦’的最终结果，必然使他们走上汪精卫的道路，像汪精卫一样，遭到全国人民的抛弃和反对。第三种人，就是全中国真正的抗日力量和人民大众，主张国共团结，亲密合作；主张和全国民族的团结，坚持抗战到底。”
2月9日，应报社约请，陆定一同志撰写了《坚决铲除明的和暗的汪精卫》的文章，指出，“日汪密约”的公布，使我们认识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就是亡国的代名词，“平等的和平”、“光荣的和平”，就是中国完全灭亡。暗藏的汪精卫与公开的汪精卫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们还挂着抗日的招牌，便于进行破坏抗战。
这几篇评论和文章，明确区别了汪精卫、亲日派与反共顽固派的界限，我们党号召坚决铲除公开的和暗藏的汪精卫，对于反共顽固派则采取了恳切劝告的方法，希望他们认清形势，日寇灭亡中国的基本政策不会变，全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的决心也不会变，劝其改变政策。谁如果执迷不悟，走上汪精卫的道路，就一定要被中国人民所抛弃，所打倒。
一浪高过一浪的反汪运动，发扬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砥砺了全国人民抗战到底的斗志，使广大民众清楚地认识到“防共”、“反共”是日寇灭亡中国的毒计和诱降的毒饵；是公开的汪精卫为虎作伥、“以华制华”的毒辣手段；是暗藏汪精卫破坏团结、制造分裂、策动投降妥协的阴险诡计，也是反共顽固派准备投降妥协的具体步骤。这就随着反汪运动的深入，兴起了全国人民反对“摩擦”、反对投降妥协的群众运动。
从反“摩擦”斗争到反对投降妥协的群众运动，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提高广大军民对反共顽固派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反动政策的认识过程，也是一个认识到争取中间力量必须打退反共顽固派的进攻才能抗战到底、团结到底的过程。报纸正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宣传了这个斗争的复杂、曲折的过程。
二、“摩擦”四起投降妥协危机日益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