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迎接敌我相持新阶段的到来，在1938年冬，我党的六届六中扩大全会总结了“七·七”抗战以后15个月的经验，就制定了相持阶段中的任务、方针和政策。我们的报纸从1939年1月15日起，连载毛泽东同志《论新阶段》的报告以及党的六届六中扩大全会的总结，都从抗战15个月的实践中，充实和丰富了《论持久战》的指导思想和方针，规定了具体政策。这些重要文献中，强调提出了我们要认真研究战争和统一战线的规律性，认清抗日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会怎样从过去的基础上向前变化发展，据以制定政策。
一方面，研究和掌握战争的规律性，把抗日战争放在我们自己的控制之下，决定为战争服务的一切战略、战术、政策、计划和方案。实现对战争的战略指导，创造出为战争所需要的条件，引导战争向我们所需要的方向走去，争取最后胜利。为此，毛泽东同志在会议的结论中，还详尽地论述了《战争和战略问题》。
另一方面，要研究和认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规律性，有效地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使统一战线为抗战的胜利起支柱作用。毛泽东同志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论述我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阐明了“有团结，有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原则；制定了“放手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政治路线，进一步明确了我党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地位，要肩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
整个相持阶段中，我党正确地、坚定地、纯熟地和机智地运用了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两大法宝，在最困难、最复杂的条件下，坚持了华北敌后抗战，八路军、新四军成为抗日战争的中坚力量，华北敌后解放区战场成为全国抗战的主要战场，并首先在敌后展开了局部反攻，最后转上反攻阶段。同时，又一而再，再而三地克服了国民党统治集团所造成的投降妥协的严重危机，迫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欲降而不敢降，并且直到抗战最后胜利也不敢发动全面内战。我党成功地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维护了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战到底，团结到底，迎来了反攻阶段，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报纸于9月13日，刊登了陆定一同志的专文《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9月17日，报上发表时论《帝国主义大战与中国抗战》；9月19日，刊登了洛甫同志写的《反对第二次世界帝国主义大战》，反复深入地宣传和解释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有关论点。
10月17日，报纸发表了彭德怀同志10月3日向十八集团军干部讲演的文章《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指出，日寇的诱降政策、国际反动派的劝降和抗战阵营内部反动派成为我国相持阶段的主要危险。我们要动员全国舆论，打击国内反动派，把中华民族团结得像铁球一样，才能在新的国际环境中站稳自己的脚步，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10月17日，报纸针对干部和群众对相持阶段到来的一些认识问题，发表社论《论相持阶段》，再一次讲清楚，相持阶段的到来并不是由于我国的力量已生长到了能与敌人的力量平衡，而是在国际环境、日寇困难的增加、我们绝不妥协的条件下发生的转变。我们在第一阶段中力量增长得还不够，现在要加倍努力，增长新的力量。但在目前相持阶段中，并不是双方都按兵不动，相反的，敌人会不断作战役进攻，我们就必须作战役反击。尤其在敌后，由于敌人加紧“扫荡”，将会特别的困难和艰苦。我们在敌后的任务，必须更加奋发前进，击破敌人的一切军事、政治、经济的进攻，确保抗日根据地的日益巩固与扩大，加速敌人的崩溃，培植新生力量，准备进行胜利的反攻。
报纸反复地着重地向读者说明，相持阶段的表现，在正面战场与敌后是不相同的。在正面是相持的增加，而在敌后则是更残酷、更频繁的“扫荡”和反“扫荡”的拉锯战。我们必须依靠华北军民现有的伟大的抗日力量，粉碎敌人的“扫荡”，坚持华北抗战，直到最后胜利。
（第五节）“华北”“新华”开拓敌后党报事业
一、《新华日报·华北版》的两个特点
《新华日报·华北版》是党中央在敌后创办的第一份铅印报。它是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办的公开的全国性大报新华日报总馆直接派出得力干部来华北敌后创办的。当时，对外讲是《新华日报》的地方版，报社称新华日报华北分馆。它在华北战场的环境里，继承和发扬了《新华日报》的光荣传统和优良报风，开拓华北敌后的党报事业，有力地加强了党在敌后解放区战场的文化思想阵地。
《新华日报》（先在武汉，后在重庆），是由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的，南方局的书记是周恩来同志。《新华日报》在全国范围内对宣传“坚持抗日战争，坚持持久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起了伟大的作用。党的方针政策，通过它传达给全党，传播到全国、全世界。《新华日报》在战斗的历程里，形成了它的光荣传统和优良报风。而这种珍贵的党报传统和党报作风，又是周恩来同志长期栽培的，也是在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它具有坚强的党性，为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所表现的原则性坚定而灵活；全馆同志对党是无限忠诚，紧密团结，为党报事业鞠躬尽瘁，表现出共产主义战士的高风亮节，在国民党反动派严密统治和特务迫害的险恶环境中，以大无畏精神，沉着机智，进行着一种向特殊困难的斗争，人人以能为《新华日报》的一个工作人员而自豪，他们热爱“新华”。这种党报的光荣传统和优良报风，通过总馆派来主办《新华日报·华北版》的何云同志，移植到华北分馆，产生了能以压倒残暴敌人、战胜一切困难的精神力量，坚持和固守了华北敌后的党报事业。至于从组织上来说，总馆与分馆并无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新华日报·华北版》是受中共中央北方局直接领导的。
在华北敌后办报，赋予《新华日报·华北版》的任务，不仅仅是抗日战争期间所有党报的共同任务：坚持、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抗战到底，团结到底。而且有敌后环境赋予的特殊任务：它同敌人“总力战”的整个毒计直接搏斗着，为粉碎敌人的“扫荡”、“治安肃正”、“以华制华”、“以战养战”而斗争。它鼓舞着华北军民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映华北军民抗战的英雄史迹，发扬与传播华北敌后抗战的经验，号召华北军民在“扫荡”与反“扫荡”拉锯式的苦战中克服一切困难，巩固、发展与坚持华北抗日民族根据地。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于《新华日报·华北版》诞生周年的日子说：“它是随着敌后的特殊环境诞生与成长的，有它的特点存在，它不同于一般报纸。它是诞生在敌人铁蹄蹂躏的废墟上，随着游击战争的流动而壮大起来。它是建立在华北敌后所有一切抗战进步的政权与民众组织的基础上，享有广大群众的热爱和拥护。因此，我敢说，《新华日报·华北版》今天已经成为不可挫败的力量。敌人与反共顽固派，企图对它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污蔑、捣乱、破坏，都是徒劳无益的。”
二、《新华日报·华北版》的筹备与创刊
到敌后出版中央一级的党报是没有先例。在险恶的环境中，在物质条件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艰苦创业，只有共产党才能办到。
《新华日报·华北版》的筹备工作，始于何云同志受命之日。第一步就是给报纸在敌后的出版准备最低限度的必要条件。其一是准备建立印刷厂，从西安置办了一台四开铅印机和多副铅字、铸字机等印刷器材和设备，组织一支精干的技工队伍，从排字、铸字到印刷；其二是为报纸准备一个“知识库”，精选一套图书报刊。何云同志于1938年10月初，带着这支精干的队伍和笨重的机器、图书渡河北上，先到晋东南阳城待命，何云同志即赶往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十八集团军总部，接受党的指示，商定办报方案。第二步，在北方局和十八集团军总部领导和支持下，着手筹建《新华日报·华北版》的报社，组织队伍，建立印刷厂。北方局决定将晋冀豫区党委机关报《中国人报》并入华北分馆，报社办起一个《新华日报》记者训练班，又从延安前来华北的抗大、鲁艺、陕公的毕业学员中挑选适合做新闻工作的调给报社，组成一支来自东南西北的青年队伍。总部先后派指导员、管理员和文书各一人，带领从河北动员来的一批印刷工人，连同来自冀南南宫一所小印刷厂的全部设备和器材，先到指定地区沁县后沟建厂。这支先遣队于10月底到达目的地，11月初，即开始安装机器，准备排字房，11月11日，已安装好第一台四开铅印机，11月23、24两日，何云、陈克寒同志率领大队人马和设备、图书从阳城到达后沟。经过高度紧张的工作，克服重重困难，不到一个月，工厂已初具规模。在有把握出报以后，党报委员会批准了1939年元旦创刊《新华日报·华北版》。遵照党报委员会的决定，于1938年12月19日，召开了报社全体人员的大会，宣告新华日报华北分馆（以下简称报社）正式成立。管理委员会主任兼总编辑何云同志，向大会宣布了《新华日报·华北版》为隔日刊，每期四开四个版一大张。第一版刊登社论，以晋冀豫新闻为主的华北各地新闻；第二版为《国内版》，刊登以华北战况为主的全国各战场战况，《国内要闻》刊登陕甘宁边区要闻；第三版为《国际版》，刊登国际新闻、国际评论、外国报刊译文，第四版理论、副刊版。
报社初建时是按照新华日报重庆总馆的体制组建的。由董事会（即北方局党报委员会）领导，报社的领导机构是管理委员会，何云同志任主任（当时没有设社长），下设编辑委员会和经理部。何云同志兼总编辑，陈克寒任副总编辑。机构很精干，由总编辑直接领导四个版的编辑。第一版编辑陈克寒兼，第二版编辑李竹如，第三版编辑左漠野，第四版编辑何云兼。2月，调来副总编辑韩进，兼编第四版。经理华民、副经理王显周，负责印刷、材料、供应、发行、总务等工作。
1938年12月20日，印出《新华日报·华北版》创刊号的试样。
12月31日，报社在沁县举行招待会，邀集晋冀豫区各界代表举行座谈。何云同志报告了办报方针，分赠了先期印出的《新华日报·华北版》创刊号。代表们极为兴奋，表示全力支持报纸工作。正是通过他们把《新华日报·华北版》诞生的喜讯传遍全区，为报纸发展通讯员和发行工作打开局面。
三、党报委员会的坚强领导
中共中央北方局十分重视自己的机关报，积极发挥它紧密联系党和群众的纽带作用。通过报纸，最迅速地准确地把党提出的任务、方针、政策同各级党组织、全体党员和广大群众见面，又紧紧依靠群众，发挥群众的自觉性、创造性来实现党的号召，报纸成为北方局的重要渠道之一，借此了解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检验党的决定、方针和政策是否切合实际，及时加以充实，发现和改正缺点，纠正错误，总结群众的经验，集中起来，坚持下去，领导坚持华北敌后抗战，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
领导《新华日报·华北版》党报委员会的工作，一直是由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亲自主持，第一任是杨尚昆同志，第二任是彭德怀同志，第三任是邓小平同志。北方局宣传部部长李大章，从报纸创刊到终刊，长期代表党报委员会主持报纸的日常工作，贯彻执行北方局的决定和指示，字斟句酌地修改每篇社论。敌后的战斗环境，使报纸从宣传战争、指导战争到参与反“扫荡”，从报纸的物资供应到安全转移，都离不开八路军从总司令部到各部队上上下下的支持和帮助。十八集团军正副总司令、副总参谋长、政治部主任或副主任，都是党报委员会的成员。朱德、彭德怀、左权、傅钟、陆定一诸同志，以及1942年以后的刘伯承、滕代远、罗瑞卿等同志，都参加了领导报纸的工作。他们都曾悉心培育报纸的成长。
党报委员会对报纸的领导是坚强而具体的，决定报纸的任务、制定宣传方针、审定每个月的社论计划、审定社论和重要稿件、解决资金和物质上的困难、确定主要干部的任免调动。每次党报委员会都首先听取何云同志的详细汇报及检查工作、讨论提出的问题、确定任务、帮助报纸排忧解难。党对报社工作上的要求是严格的，同时又给予热切的鼓励和生活上的关怀。
北方局领导同志经常给报纸撰写重要文章，就重大事件发表讲演和谈话，宣传形势和任务，解释党的方针和政策。由于领导同志享有的威望，他们的文章影响大而广。对于动员、组织和鼓舞群众，统一干部群众的思想和行动都有明显的作用，也是党领导群众、联系群众的一个有效方法。
据不完全统计，1939年1月到1940年3月（有些没有署名的社论、新闻已无法查核），报纸发表文章近60篇。下面是他们写的文章的题目：
朱德同志：《迎接一九三九年》（1939年1月1日）、《云南起义回忆录》（1月3日）、《我们一定要胜利》（7月1月）、《纪念抗战两周年，八路军的当前任务》（7月7日）、《纪念“八一”》（8月1日）、《纪念“八·一三”两周年暨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大会上的演讲》（8月19日）、《在武乡士绅名流座谈会上的演讲》（9月27日）、《纪念“双十”节二十八周年-在十八集团军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0月21日）、《纪念“十月革命”节二十三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演》（11月21日）、《迎接一九四〇年》（1940年1月1日）、《为晋东南阳城等6县发生严重事件，朱副司令长官对记者发表谈话》（1月3日）、《反汪拥蒋，坚决拥护政府明令通缉汪精卫》（6月11日）。
杨尚昆同志：《论目前政治形势与坚持华北抗战》（1939年11月9日）、《论敌寇之所谓“治安肃正”》（11月29日）、《阅读党报与推销党报应当是每个党员的责任》（1940年1月1日）。
彭德怀同志：《反汪拥蒋，坚持抗战》（1939年3月9日）、《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8月21-23日）、《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10月17日）、《纪念〈新华日报·华北版〉一周年》（1940年10月1日）、《论目前形势的特点》（1月25日）、《提高警惕性，肃清抗战阵营中的汉奸》（2月13日）、《打倒背叛孙中山先生遗教的明暗汪精卫》（3月9日）。
左权同志：《半月华北战况》、《一个月华北战况概述》共14篇、《从打死阿部中将说到敌寇又一次围攻晋察冀边区》（1939年12月11、13、15日）、《论目前华北战局》（1940年1月1日）。
傅钟同志：《华北人民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伟大旗帜》（1940年1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