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人无论他离家多久、身居何职，都不会忘记家乡那片热土。家乡是每个人的生命之根。
一、我的家乡
1932年农历七月初一凌晨，我出生在河北省平山县的三汲乡访驾庄村。
平山县位于河北省西部，太行山东麓，西扼冀晋之咽喉，东开平原之通衢，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发源于山西繁峙的滹沱河奔腾不息，纵贯全县150余公里，滋养着两岸的沃土和人民。有山有水的平山，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县境内古迹遗址众多，比如水帘洞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仰韶文化遗址、西门外商始祖发祥地遗址、战国中山国都城遗址、唐代文庙、后唐太子墓塔群等。其中，战国中山国都城遗址灵山夕照（何克宁摄）就在我们三汲乡，后唐太子墓塔群就坐落在我出生的访驾庄村西北面。
我出生的这个村子，距离县城13公里，位于滹沱河北、东灵山南，村庄地势自北向南倾斜，在当地是个大后唐太子墓塔群村，有二三百户人家。村子始建于五代后唐时期。关于村名的来历，一直说法很多。据元至治、明崇祯年间重修灵山万寿寺石碑记载，后唐天寿太子（李昶）曾出家于灵山万寿寺。相传，朝臣潘、何二丞相曾赴灵山万寿寺访问太子遇此地，故建村时以史事取名访驾庄。20世纪70年代，在村北古墓中发掘出青铜器等不少战国前期的珍贵文物，据说对研究神秘的中山王国很有价值。
其实，真正让平山闻名中外的是西柏坡。我一直认为，解放战争时党中央之所以选址西柏坡，与这里坚强的党组织和深厚的群众基础是分不开的。平山是革命老区，早在1931年就有了共产党的组织。于光汉①、栗再温②、王昭③等，是平山第一代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当时党组织秘密领导平山人民开展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如下口砸盐店、木盘分粮等，都产生过不小的影响。也正是从那时起，平山的老百姓对共产党有了初步的认识，知道共产党领导革命是为了让穷苦百姓翻身解放过上好日子，因此对党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抗日战争时期，平山是晋察冀根据地最坚强、最活跃的根据地之一。中共中央北方局，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及二、四军分区，北岳区党委，华北联大，野战医院，兵工厂，都长期驻扎在这里。为摧毁这块根据地，日军在这里制造了33起惨绝人寰的惨案，屠杀我无辜平民14000多人。为抗击侵略，平山人民送公粮、抬担架、救伤员，积极参军参战，可说是不畏牺牲，前仆后继。平山县曾组织了著名的"平山团"、回舍大枪班，还涌现了戎冠秀等拥军模范，被誉为"抗日模范县"，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解放战争时，党中央移驻西柏坡村，在这里召开全国土地会议，指挥"三大战役"，召开七届二中全会，作出了一系列意义深远的重大决策，孕育了新中国的诞生。西柏坡因此成为与井冈山、瑞金、延安齐名的革命圣地。
解放后，在平山境内兴建了岗南、黄壁庄两座大型水库。曾被聂荣臻元帅称为"晋察冀边区的乌克兰"的13万亩良田被淹，128个村、10万多人由富饶的滹沱河畔迁到了高岗旱岭上。水库的建成，结束了滹沱河下游每年洪水泛滥的灾难历史，保证了京汉铁路的安全运行，成为石家庄地区及北京、天津重要的水源地。平山人民在战争年代形成的勇于牺牲和无私奉献精神得到了传承和发扬。
作为土生土长的平山农家子弟，作为一个从平山走出来的普通共产党员，我对于家乡的历史尤其是这段红色历史，一直感到非常骄傲和自豪。
我深爱这片土地，深爱养育我的父老乡亲。
注：
①于光汉（1912-2005），平山县霍宾台村人。1930年入党，1931年8月创建平山县第一个党组织。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劳动部副部长等职。
②栗再温（1908-1967），平山县杜家庄南沟人。1927年在北京入党，是平山籍第一个中共党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山东省人民委员会副省长等职。
③王昭（1917-1970），平山县天井村人。1932年入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青海省委第二书记、省长。
二、我的家庭
和许多同龄人一样，我的童年、少年生活都是在贫苦中度过的。我的老爷爷叫王守信，生有我爷爷弟兄四人：王清达（奶名王联会）、王清尊、王清发、王清之。大爷爷王清达没有儿子，按照农村习俗，王清发的大儿子也就是我的父亲王吉冬过继给他，后面提到的"我爷爷"就是王清达。其余各门孩子都不少：二爷爷王清尊生一子，三爷爷（嫡亲）王清发生四子，四爷爷王清之生三子。另外还收养了一个外甥，叔叔辈共计9人，爷爷王清达是当家人。当时，我们家是个有三十多口人的大家庭，人口虽多但挺和睦，在我记事前一直没有分家。
我的父亲王吉冬，是个普通农民，不识字，但为人忠厚，老实淳朴，从不得罪人，更不会欺负人。他庄稼地里的活儿样样在行，经常上山打石头、赶大车拉石头，是个好车把式。他一辈子在农村辛勤劳作，1980年农历正月廿一去世，活了七十六母亲岁。我的母亲李丑妮是典型的农村妇女，也不识字，但很聪明，心灵手巧，针线活儿很好，又懂得勤俭持家，里里外外料理得都很好。她孝敬公婆，疼爱子孙，是个贤妻良母。她一生劳作，2006年农历五月初三去世，活了九十八岁。我弟兄四人，一个妹子。我行大。二兄弟王来喜在部队、工厂待过，前几年去世了。三兄弟王明喜当过乡党委书记、县卫生局党组书记，退休后一直生活在平山。四兄弟王明军多年看护中山国遗址遗迹。妹子王明合一直在农村，身体不太好，做过开颅手术。
我叔叔辈中有两人上过学，而且从村里考到县里，在平山上过高小，抗战后都成为八路军的干部。其中，三叔王迎春曾任雁北地区宣传部长，解放后回乡务农，病死在家里。四叔王吉春16岁参加八路军并入党，抗战时期在晋察冀边区当勤务兵，解放后回乡务农任村干部至去世。四爷爷的二儿子王茂春，1946年驻石家庄的敌人偷袭平山时在郎家村被杀害，是革命烈士。当时我正上学，一个夏天的晚上，全家人正在房顶上睡觉，听到有人敲我家的门，还急切地叫着我父亲的名字说，"你们家出大事了"。后来就听说叔叔被害了，死得很惨，身上被扎了几十刀啊。当时他是八路军贸易局的局长，敌人偷袭的目的就是为了杀他。后来八路军为给他报仇，专门召开群众大会。我记得我也参加了群众大会，并站在主席台上带领群众喊口号。解放后杀害他的汉奸被抓住，枪毙了6个人，为他报了仇。我四爷爷的三儿子王三秋参加了八路军，1943年牺牲，也是烈士。
我们家以务农为业，土改时定为下中农，依靠佃租土地为生。爷爷这一代几乎都不识字，但勤劳节俭、老实本分、善良和气，在村中人缘好、威信高。那时家里穷，整天吃糠咽菜，过的是糠菜半年粮的日子，主食是青雨菜、红高粱，每年能在春节、端午节、中秋节吃上顿白面就很不错了。全家全家福男女都会纺纱织布，大人孩子穿的是自家用草木灰或竹叶染的衣裳，每人每年一个布，所以村里人说我们家穿的是"灰老鼠皮"。没有鞋穿，男人们下地劳动都是光着脚。一家老小睡的都是土炕，冬天铺点干草（谷秸、麦秸），女人生孩子铺的也是草，从未生过煤火。那时，人多、地少，无钱置买土地，祖辈基本上靠租地、佃地维持生活。听父亲说，到了秋天，高粱熟了，晚上到离家五华里路的岗北村每人背五趟高粱秸才能睡觉。靠着全家人的勤劳节俭，我们家储存的谷子比别人家多些，本是为度荒年用的。抗战开始后的第二年，晋察冀边区政府号召捐粮捐款支持抗日，地主老财们一看势头不好，把粮食都转移了，而我们家响应号召，捐出好多粮食，晋察冀边区政府还给我家赠送了"劳动光荣"匾。日本鬼子进村后，见到我家门上挂着边区政府赠的这块匾，就想用玉米秸等柴草烧房子，幸亏我婶子尚秀芝发现，急中生智把柴草搬了，才保住这块匾。解放后，村长王岁长把匾要去，也不知做什么用了。我们这个家庭出过革命干部，出过革命烈士，全家都积极为抗战作贡献，这在平山应该是很普通、很平常的，但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却深深埋下了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的种子。
三、战乱中的小学生活
我七八岁时在我们村抗日小学上学。学校各方面虽不很正规，但家里人都很重视，毕竟穷人家的孩子能有机会上学读书，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了，何况又是在兵荒马乱的年代。记得爷爷经常接送我上下学，天黑时就提一盏马灯为我照路。
抗战小学最大的特点就是"敌来停课，敌走上课"。鬼子侵入平山后，经常到村里"扫荡"，我们就不得不停课。当时的环境特别恶劣，吃的是糠窝窝，穿的是小灰袄，学习用具是石板、石笔、毛笔、砚台、木凳、油灯。冬季满手裂口子，夏天一身热疮。这些都阻挡不了我的学习热情。不上课时，我就帮大人照顾弟弟妹妹，干点力所能及的农活，割草、放牲口、锄地、收割庄稼，这些活儿都干过。给我们上课的老师不多，有一位叫刘景元的老师，我一直记得。他很喜欢我，有时他吃不完的饭叫我吃，顺便了解我和同学们的学习情况。为什么老师喜欢我呢？我想大概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是可能我长得招人喜欢，用现在的话叫"小帅哥"吧；二是我学习用功，成绩好。
我喜欢读书，很珍惜在学校学习的机会。1946年，我考入上三汲完小（即高小），学习算得上是拔尖学生，考试都是前几名。国民党侵占延安后，老师以此为题布置了作文，我写的作文被贴在学校的墙上，那时候感觉很光荣。有一年全县会考时，我的算术、语文、历史、地理各科都不错，试卷还被县教育科的督导员带回县里去了。可以说，我进取心强、凡事不甘落后的性格就是在这个阶段形成的。
遗憾的是，我在学校学习的时间太短暂了。1947年11月，我上完小的第二年就被抽调到平山土改工作团参加工作。我在学校学习的时间虽短，但从此认识到只有努力学习，才能增长知识，增长才干。我这一生爱读书学习，也是这几年打下的基础。我虽然离开了学校，但我的学习并没有停止，不过是换了另一种形式--到实践中开始新的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