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人在得意之时难免有张扬的欲望，但是谈论你的得意时，要注意场合和对象。你可以在演说的公开场合谈，享受他们投给你的钦羡目光，也可以对你的家人谈，让他们以你为荣，但是千万不要对失意的人谈。因为失意的人最脆弱，也最敏感，你的话语在他听来都充满了嘲讽的味道，让失意的人感受到你“看不起”他。
所以，设身处地地为他人想一想，拥有这种格局和度量，你才有可能真正被人接纳，找到成事的“切入点”。
权威只是经常对，不是永远对
社会中许多人对“权威”总是顶礼膜拜，以为权威总是正确的，比如在家里父母就是权威，在学校老师就是权威，在公司上司就是权威，在社会上专家就是权威……对他们的言行举止深信不疑，久而久之，没有了权威的指导，似乎寸步难行。
其实，每一种事物都有两面性，权威有益处也有害处。它为我们节省了无数的时间和精力。我们不必再从头研究几何学，只需学一学阿基米得的理论就行了；我们不必等几百年后看资本主义是怎样灭亡的，只需读一读马克思的著作就行了；我们不必亲自去“看云识天气”，只需听一听天气预报就行了……所有这些都是简便而有效的方法。
因此，在现实社会中必须有权威存在，但权威所说的话，并非句句都是真理，权威也会说错话，做错事。世上没有永远的权威，权威的学说也会陈旧，权威的力量也会消逝，我们不能被权威牵着鼻子走，否则人类社会便不会向前迈进。
1842年3月，在百老汇的社会图书馆里，著名作家爱默生的演讲让年轻的惠特曼激动不已，热血在他的胸中沸腾，他浑身升腾起一股力量和无比坚定的信念，他要渗入各个领域、各个阶层。他要倾听大地的、人民的、民族的心声，去创作新的不同凡响的诗篇。
1854年，惠特曼的《草叶集》问世了。这本诗集热情奔放，冲破了传统格律诗的束缚，用新的形式表达了民主思想和对种族、民族和社会压迫的强烈抗议。它对美国和欧洲诗歌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草叶集》的出版使远在康科德的爱默生激动不已。他给予这些诗以极高的评价，称这些诗是“属于美国的诗”，“是奇妙的”、“有着无法形容的魔力”，“有可怕的眼睛和水牛的精神”。
《草叶集》受到爱默生这样很有声誉的作家的褒扬，使得一些本来把它评价得一无是处的报刊马上换了口气，温和了起来。但是惠特曼那创新的写法、不押韵的格式、新颖的思想内容，并非那么容易被大众所接受，他的《草叶集》并未因爱默生的赞扬而畅销。但是，惠特曼从中增添了信心和勇气。1855年底，他印起了第二版，在这版中他又加进了20首新诗。
1860年，当惠特曼决定印行第三版《草叶集》，并将补进些新作时，爱默生竭力劝阻惠特曼取消其中几首刻画“性”的诗歌，否则第三版将不会畅销。惠特曼对爱默生说：“那么删后还会是这么好的书吗？”爱默生反驳说：“我没说‘还’是本好书，我说删了就是本好书！”执著的惠特曼仍是不肯让步，他对爱默生表示：“在我灵魂深处，我的意念是不服从任何的束缚，而是走自己的路。《草叶集》是不会被删改的，任由它自己繁荣和枯萎吧！”他又说：“世上最脏的书就是被删减过的书，删减意味着道歉、投降！”
后来，第三版《草叶集》出版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久，它便跨越了国界，传到世界许多地方。
泰戈尔曾经说过：“除非心灵从偏见的奴役下解脱出来，心灵就不能从正确的观点来看生活，或真正了解人性。”而一个人最致命的偏见莫过于认为权威们无论何时何地都是正确的。
这种偏见往往会葬送一个人的一生。俄国作家契诃夫说得好：“世界上有大狗，也有小狗，小狗不该因为大狗的存在而心慌意乱。”所有的狗都应当叫，就让它们各自用自己的声音叫好了。
不可看了巨著《红楼梦》，就停止了文坛上的耕耘；或看了马拉多纳踢球，便放弃绿茵场上的梦想；或听过帕瓦罗蒂的歌声，便扼杀自己的音乐天分。如果总是活在权威的阴影下，对权威总持肯定态度，那么世界上也就不会出现曹雪芹、帕瓦罗蒂、马拉多纳这样的人物了。一个拥有大格局者，不但不会迷信权威，相反，他会开创自己的“个性”、“品牌”，让自己变成别人的“权威”。
做自己，而不是别人眼中的自己
英国的一个城市公开招聘市长助理，条件必须是男人。当然，所说的男人并不仅仅从生理上界定，它指的是精神上的男人，每一个应考的人都理解。
经过了多次文化和综合素质的角逐，有一部分人获得了参加最后一项特殊的考试的权利，这也是最关键的一项。那天，他们轮流去一个办公室应考，这最后一关的考官就是市长本人。
第一个男人走进来，只见他高大魁梧，仪表堂堂。市长带他来到一个特别的房间，房间的地板上洒满了碎玻璃，尖锐锋利，望之令人心惊胆战。市长以万分威严的口气说：“脱下你的鞋子！将里面桌子上的一份登记表取出来，填好交给我！”男人毫不犹豫地将鞋子脱掉，踩着尖锐的碎玻璃取出登记表，填好交给了市长。他强忍着钻心的痛，依然镇定自若，表情泰然，静静地望着市长。市长指着一个大厅淡淡地说：“你可以去那里等候了。”男人非常激动。
市长带着第二个男人来到另一间特殊的屋子，屋子的门紧紧地关着。市长冷冷地说：“里边有一张桌子，桌子上有一张登记表，你进去将表取出来填好交给我！”男人推门，门是锁着的。“用脑袋把门撞开！”市长命令道。男人不由分说，低头硬撞，一下、两下、三下……足足有半个小时，头破血流，门终于开了。他取出表认真地填好交给了市长，市长说：“你可以去大厅等候了。”男人非常高兴。
就这样，一个接一个，那些身强体壮的男人都用自己的意志和勇气证明了自己。市长表情有些沉重。他带最后一个男人来到一个房间，市长指着站在房间里的一个瘦弱的老人对男人说：“他手里有一张登记表，去把它拿过来填好交给我！不过他不会轻易给你的，你必须用你刚硬的铁拳将他打倒……”
男人严肃的目光射向市长：“为什么？”
“不为什么，这是命令！”
“你简直是个疯子，我凭什么打人家？何况他是弱小的老人！”
市长又带他分别去了那个有破碎玻璃的房间和紧锁着的房间，同样遭到了他的反对和拒绝。
市长对他大发雷霆。男人气愤地转身就走，被市长叫住了。市长将这些应考的人都召集在一起，告诉他们只有最后一个男人考中了。
那些伤筋动骨的人都捂着自己的伤口审视着被宣布考中的人，当发现他身上的确一点伤也没有时都惊愕地张大了嘴巴，非常不服气，异口同声地问：“为什么？”
市长说：“你们都不是真正的男人。”
“为什么？”
市长语重心长地说：“真正的男人懂得反抗，是敢于为正义和真理献身的人，而不是选择唯命是从，作出没有道理的牺牲的人。”
最高的道德是一个人要坚守自己的原则。当你外在的行动和内在的思想相称时，你是诚实的。当你抛弃你的真理去取悦他人时，你就放弃了诚实。没有什么比作真正的自己更重要，而坚持自我的支柱莫过于一个人的尊严与操守，自尊、自信、正直。放弃那些迎合别人的无谓牺牲，那么你就拥有别人最真诚的敬意，才能成为一个光明磊落的大格局者。
拥有高的品质和气度
人的生命短暂而脆弱，宇宙间任何东西都能置人于死地。可是，即使如此，人依然比宇宙间任何东西高贵得多，因为人有一个能思想的灵魂。我们当然不能也不该否认物质生活的必要，但是，人的高贵却在于他的灵魂。
贝多芬，最伟大的音乐家，世界上无数的人被他的音乐所感动，所震撼，不仅仅是他的音乐，还有他的苦难、他的欢乐、他的勇气和他高贵的灵魂！
贝多芬总是高高昂起他那狮子般的头颅，他从不献媚于任何人。
有一次，在利西诺夫斯基公爵的庄园里，来了几位“尊贵”的客人，正是侵占了维也纳的拿破仑军官。当时贝多芬正住在公爵的庄园里，当军官们从主人那里得知后，公爵便请求贝多芬为他们演奏一曲。贝多芬不愿为侵略者演奏，断然拒绝，猛地推开客厅大门，在倾盆大雨中愤然离去。回到住处，他把利西诺夫斯基公爵给他的胸像摔得粉碎，并写了一封信：“……公爵，你之所以成为一个公爵，只是由于偶然的出身；而我之所以成为贝多芬，完全是靠我自己。公爵现在有的是，将来也有的是，而贝多芬只有一个！”
正如贝多芬所言，由于偶然的出身，这个世界上确实有过无数的公爵，然而，历史最公正，时光最无情，当这些曾显赫一时的公爵都一个个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时，贝多芬却没有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贝多芬没有高贵的出身，却有不朽的作品。正是它们，为贝多芬赢得了无数的荣誉，也正是它们，为贝多芬在人们心中筑起了一座无形的丰碑。要知道人民从来就不承认世俗的册封，他们所首肯的永远是那些让他们心悦诚服的高贵的灵魂。
我们所说的高贵，不是仪表的华美，不是出身的高贵，不是地位的显赫，也不是金钱的多寡或其他外在的装饰，而是一种内在的、深沉的、自然散发的、由里及外的灵魂；是一种有丰富内涵、有独特思想和见地、有高尚情感和无私奉献的心灵，有一种大爱的心，爱人类、爱万物、爱一切的生命；是一种热爱生活、执著追求、不懈努力的、永不气馁的心。高贵，源自灵魂的力量，源自充盈的内心，是一种难得的大格局，值得我们用尽此生去追寻。
有人这样说过，一个真正高贵的灵魂至少应该具备两个特征——高贵的自尊和宠辱不惊的风度。
19世纪中叶，美国实业家菲尔德率领他的船员和工程师们，用海底电缆把“欧美两个大陆联结起来”。菲尔德因此被誉为“两个世界的统一者”，一举而成为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但因技术故障，刚接通的电缆传送信号中断，顷刻之间，人们的赞辞颂语骤然变成愤怒的狂涛，纷纷指责菲尔德是“骗子”。面对如此悬殊的宠辱逆差，菲尔德泰然自若，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的事业。经过6年努力，海底的电缆最终成功地架起了欧美大陆的信息之桥。面对重大的挫折，菲尔德始终不为所动，表现出一种高贵的气度。
拥有人生大格局的人对事对物、对名对利应有的态度是得之不喜，失之不忧，宠辱不惊，去留无意。
在我们年轻的时候，甚至是不再年轻的时候，不管道路有多曲折，不管命运如何捉弄，如果我们始终能充满自信，拥有一颗高贵的心灵，锲而不舍，必将成就一番伟大的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