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人生与众不同的是：如果将权力视为一种负担，那他就会稳如泰山，有所作为；如果将权力视为一种乐趣，那他注定碌碌无为，甚至走向人民的反面。
01从政感悟
我于1992年11月，任县委常委兼县委办公室主任，自此有了近二十年的从政经历。1994年8月改任县政府副县长。2003年3月换届，那时我不到五十二周岁，按邢台的“自定政策”，需到县 人大或县政协任职，为了让出干部指数，使新河多提个副县级干部，我继续留在县政府工作，仍任县政府党组成员，和实职副县 长一样分工，属于没“长”字的县政府领导。
在这漫长的从政生涯中，我感到官场如林场，这里四季无常，既有阳光明媚，鸟语花香的时光，也有电闪雷鸣、翅折枝头的时候。是对每位干部造化的考验，唯有适者生存。先做人后做 事再做“官”。做不好人，就做不好事，就更“做不好官”，这就是官场规则。
我在县委工作，虽然任常委，但我自感应首先想到是办公室主任，是县委机关的“机关长”，是“大管家”，也是领导的“一号秘书长”。
归根到底，还是为县委、为县委领导做服务、 搞协调工作。但到县政府任副县长就不同了，服务的对象是工、农、兵、学、商，直面的是全县人民。当时我曾想，既然我从 “核心”机关到了地方国家政权机关，既然通过法定程序人民选举我当政府副县长，我就要认认真真干好家乡的事，竭尽全力当 好父老乡亲们的公仆。
我时刻告诫自己，在县政府工作，必须居其位谋其政，对客观事物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必须在实践中学习，不能做“睁眼瞎”，也不能只做“二传手”，更不能只做“一尊哑巴菩萨”。没有感性的资本储备，就没有理性的存量，没有认知的飞跃，就没有话语权和决策权。因此，我在政府比较注重调 研工作。
我处事论事不习惯吃别人嚼过的“馍”，更不习惯道听途说、现买现卖、生吞活剥、人云亦云。在会上的发言和撰写文字性的东西我比较喜欢差异性个性化，注意提炼自己的观点及提升 信息的密集度和新鲜感，说不上是什么风格，实则是习惯使然。因此我比较注重调研的频次和深度，以激活思维，获取灵感。 总感觉疏于调研，浮光掠影，例行公事走一遭，不问、不听、不思、不记就有可能挂一漏万，丢失许多鲜活的信息和重要的东 西。囿于固有的思维模式，只能是鹦鹉学舌，谈工作只能是套话、官话、空话连篇，一不留神或还会弄出指鹿为马的笑话。因此，我在副县级岗位工作了二十年，笔记也认真地做了二十年。 每本记录本扉页上都抄录古训“治政之道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以自律。
这个习惯，至少给我带来四点益处：一是 锻炼毅力；二是利于自省；三是总结典型；四是宣泄情感。
也许对一些人来讲，他们想象中的县委常委、副县长可能很光鲜、很享受、很“牛”。其实，他们哪里知道当今中国的县级干部岗位其实是一个充满高风险的岗位，哪里能体会到当今中国 的正、副县长处在什么样的工作、生活状态中？这也是我要写这本《回眸中的感悟》的动因之一。我想通过我的所思、所悟，还 原一个真实的县级干部的工作和生活状态。
我在大院历经一茬又一茬的县级干部，见过许多人，经历过许多事，因此感悟也比较多。在我们国家，作为县级干部虽然“官”不大，但责任大，他终究管辖的是一个县。古有“郡县
制，则天下治”之说，中国的历朝历代概莫能外，县级政权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是国家政权的基矗而在当今，每个县无论县域 大小，都是人民共和国大厦的基石。历届中央领导都非常重视县这一层面。作为地方政权——县级政府，可谓任务艰巨，责任重 大。在县委的领导下，县长负责政府全面政务工作，副县长各有分工，协助县长分管不同的系统和部门。在古时候，农耕社会， 一个正七品能拿下一个县。而如今时代不同了，一个县家大业大，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县级四套班子缺一不可。
特别在政府要 “当好差”真不容易，尤其是副县长，要做好分管的工作，上靠县委、县政府和党、政主要领导，下靠广大人民群众。绝不能图享受不干事，绝不能摆架子做表面文章，不能一门心思想发财。 其实当今规矩的正、副县长和一般干部职工没什么区别。我现在就仍然住在八十年代的五间平房，工资与先进地区的同级干部不 能相比，就是和市直和好县相比也相差近千元。我在政府干了两届副县长，在我那两届政府班子内，没有一个县级干部具备自己 掏钱送子女出国读书或深造的经济实力，这就是大多数县长们的经济状况。然而，一任下来，我感觉我所获得的精神财富却让自 己享之不完、用之不尽。能熬到这个“七品副”的官位，此生足矣。
可能有人会说我们是共产党的“既得利益者”。但我要说，我们也有很大的付出，我们没有混天熬晌“白吃饭”，没有沽名钓誉“瞎折腾”
，没有投机钻营“向上爬”，没有违反律条“捞 油水”。我感觉我对得起组织、对得起领导、对得起别人、也对得起自己。当我依法行政时，可以说我时时牢记“人民的利益高 于一切”，认真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中国有句老话，说我们这种人，是地方上的父母官。不，我们不是。人民才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因为历史是人民写的，是人民创造的，而不是哪个人或哪代皇帝创造的。不管哪个人，即使他有天大的本事，无论作出多大的贡献，也只因为他的背后站着人民。
总之，回顾从政之路，我感觉：之苦，是这里有急难险重的 担当；之险，是这里有物欲横流的诱惑；之艰，是这里有人事关系的规则；之乐，是这里有不辱使命的愉悦；之重，是这里有衣 食父母的期待。
02“一号工程”
在“四大班子”机关大院，我是唯一在两办主任工作岗位上干过，唯一连续在县委、政府工作三十五年的一名本县干部。
1994年8月，我从“西院”到“东院”、从“核心”层到地方政权机关工作。经法律程序任县政府副县长，承接了我的前任全部分工。分管劳人、城建、民政、土地、安全、消防、政法、交通、 安全、监察、计划、统计以及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联系人武部和县工会。
到任后，我干的第一个大活就是当时习称的308过城路段“一号工程”。内行人都知道，作为一个县城，最难解决的是县城排水，而这个问题，也是一直在解决，也一直未能解决好的 “顽疾”。因此，谁主管城建都是头疼不已，常常会使领导同志不满意、群众有意见。
印象中有一天中午下了大雨，新兴街一片汪洋，积水排泄不畅，我和城建局长宋崇录同志在该街查看。这时，有一个农民打扮的群众，抬着自行车边走边大声说：“谁管城建，连排水也解决不了，干什么吃的１我当即回答说：”今天你算说对人了， 我就是管城建的副县长，我叫秦中元，我才接任，请给我点时间来解决。“那位群众可能见我穿戴不像副县长，也可能本来就认 识我，故意说给我听！但不管怎样，群众的意见是对的。
正因为如此，1994年8月下旬，经四套班子反复讨论，并请河北省建筑设计院的高级工程师李振英同志来我县进行工程论证后，决定要作为全县一号工程决战三个月，从根本上解决县城排 水问题。并成立了由县委副书记程寿鹏、我任指挥长的工程建设指挥部。当时我的心理压力很大，压力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一是 我从”参谋长“到一线任战地”指挥官“，成为率众攻坚克难的决策者、指挥者，在角色的转换上心理准备不足；二是我对施工 管理一窍不通，城建部门的局长们也多是从乡镇上来的，业务也不熟悉，技术人员的水平和素质怎么样，我心里没底；三是县财政拮据，不可能一次性拿出340万的巨资，担心钱不到位，干不成事；四是9月份到年底不是最佳施工季节，担心活干不完就上冻，保证不了施工质量。但县委、政府已经决策，作为副职，必须维 护其严肃性和权威性。
经认真准备后，我和程寿鹏书记召开了一次像样的动员大会，一场决战308过城路段排水工程的战斗迅速打响。我们采取的施工方案主要是：将6000米的挖掘工程分给14个乡镇，再由他们发动群众，组织力量，按照标准，在限定时间内完成；而后，由县城建局组织专业队伍埋置排水管道，最后统一组织工程验收。
当时施工遇到最突出的问题有两个：之一，工程西段深1.5米左右遇到流沙层，影响施工进度。对此，我们采纳了工程技术人员的意见，采取人员突击挖掘，快速垫层埋管施工法，终于将这一”硬骨头“啃下来。之二，工程东段地表水极为丰富，施工人员 无法正常施工。对此，我们从河南租来专用降水设备，确保了工程进度。
在这次大规模施工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模范人物。像原仁里乡党委副书记刘泽红，严把质量关的工程师陈新华，三建公司经理王献民、李兴甲，一建公司经理齐通建和程 省申，工程公司的经理张东波，越是艰险越上前的城建干部扈振生、孙长波、杨双庆，一连七天七夜盯在施工现场的宋崇禄、 许庭印等，他们用自己的言行，谱写了一曲又一曲不畏艰险、无私奉献、攻关克难的人生赞歌。时任县委书记的李震、县长常兰 台也不断到工地指导，多次听取我和县委副书记程寿鹏同志的汇报，并对在施工中出现的问题，现场调度、现场拍板，促进了工程的顺利推进。由于领导层高度重视，各乡镇组织得力，相关部 门配合默契，终于在县委、县政府的限定时间内，完成了这次新河有史以来的县城建设”一号工程“。时至今日，这一排水工程 仍在发挥着县城排水应有的功能与作用。
对于十九年前实施的这项社会关注度比较高的”一号工程“，我既是决策参与者，也是具体落实者，同时也是责任者。现在回忆起来，感触颇多：一是搞县城排水，必须按规划义无反 顾一步到位，不要搞”半拉子“工程。现在”一号工程“虽仍发挥着县城排水不可替代的工程和主渠道作用，但实际上是个”半 拉子“工程。排水口按当年规划设计，应最终在南排河，而不是现在的跃进渠，在安庄村西设置的提水泵站只不过是权宜之计，是因县财力匮乏，不得已而为之。二是对关系新河全局和未来的民心工程，都必须反复论证，慎重决策。时至今日，我县县城排水仍解决得不尽如人意，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新河县城排水，究 竟路在何方？现在已有的排水方略是否科学？从发展的角度审视是否尽善尽美？这些都需要从战略思维、科学精神和对人民负责 的态度去研究、去考证。三是对野外和露天作业的工程实施，必须把握施工的最佳季节和最佳时间点。因为自然规律不可违，否 则，将付出很难想象、很难预料的代价。无数施工例证包括当年实施的”一号工程“都足以证明了这一点。在这个问题上要多一点科学态度，少一点行政命令，多一点对自然规律的尊重，少一 点不切实际的政治口号。
03滏东街路面硬化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钱还要办有钱的事，我对这句话的理解和体会真是太深刻、太有感触了。
2000年初，县委、县政府顺应民意，在县城硬件建设上确定要着力办好”五件实事“，而硬化滏东街便是其中之一。当时，县政府千方百计挤出了工程预算一半资金，拨到了城建局的账 户，我和程寿鹏副书记当即要求宋崇禄局长迅速按程序招标，组织施工队立即进场施工。
施工方代表是一建公司经理齐通建。该同志在新河众多房地产开发公司和建筑公司经理中，是唯一的建筑工程师，人非常好。其实，这项工程对施工队来说根本不是盈利项目，他只不过是为了留住该公司的这部分技术人员才承接这一工程的，因为作为人员流动很快的施工单位，有活人员就会聚集而来，没活就 都跳槽而去。开始施工非常顺利，工程款也能按工程进度陆续拨付。
可离完工还有一个来月，工程量也接近百分之八十的时候，资金出现问题了，县城建设指挥部办公室多次打报告，但县里就是迟迟拨不下还没到位的工程款。施工人员开始闹情绪，出工不 出力，出力不出活，最后干脆停工待款，因为当时组织的人员多是农民工，无论怎样做工作就是不开工。当时很快就要进入冬 季，为赶工程进度，确保工程质量，我们指挥部成员只好集资，先从个人家里拿钱垫付，当时我家就6万块钱，我全部拿出。就这 样才促使农民工复工，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滏东街的路面硬化任务，解决了群众多年的行路难问题。
这段经历虽成历史，但当时作为一个县政府副县长，个人从家里拿钱干公家的工程，这种事恐怕在新河史上绝无仅有。其实当时，山东乃至南方不少地方用经营的理念来经营县城早已普 遍实行开来，只是由于自己当时思想比较禁锢，没有给当时的县委书记王兰荣、县长孔祥友当好参谋和助手，因此，才让县里两 个主要领导同志，为县城建设的资金筹措费尽了心血，伤透了脑筋。即使是现在，如果仅靠县财政投资来搞县城建设，其结果也 必然是捉襟见肘，无大建树。
就一个县来讲，要从根本上解决县城建设资金问题，必须牢固树立经营县城理念，多渠道谋划资金来源：一要搞好行政管理向市场管理的转变。对公共资源的管理应逐步引向市场管理，如道路、灯光、卫生保洁等都可以引入市场机制，通过向社会公开招标，以合约的方式限制权利和义务，以达到有效管理、及时管理的效果。二要正确运用”先投入、后回报“策略，营造投资 居住的良好环境。我认为，政府作为外部经济的”天然“维护者，具有承担经济基础建设等公共环境建设的服务职能，必须努 力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居住环境，以达到环境招商的目的，可采取”先投入后回报、先输后赢“的经营策略，加大对公共实施， 尤其是学校、道路、市场、医院、水电、娱乐等配套设施建设力度，提高县城品位，从而吸引更多投资商来我县投资。三用经营理念，运营好政府资源。重点是有限财力运营、现有资产运营以 及土地和公共资源的运营。也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县城建设资金投入问题。
04我请老板们吃饭
1996年春，县委、县政府确定了县城几条街道硬化的工作重点。当时，在会议讨论和决策时，也考虑到了文化街东侧需要硬化。只是由于资金原因，确定纳入下年度实施。
一天上午，县长王兰荣接到在该生活区居住退休教师付彦群 和史俊英、李树强三同志给县长的一封公开信，大致内容是：由他们三个自发牵头发动在那一区域的住户集资自己硬化。王兰荣 县长将此封公开信转与我，并表示同意，让我出面和这三名同志谈一下，一是让他们理解政府的难处；二是鼓励他们把这段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