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3月19日，黄炎培、张澜、梁漱溟、章伯钧、罗隆基、张君劢、左舜生、李璜、丘哲、江恒源、冷通等人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开会，决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名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会议通过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政纲》、《敬告政府与国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盟章》。会议推举黄炎培、张澜、左舜生、张君劢、梁漱溟、章伯钧、罗隆基、李璜、江问渔、冷通、杨赓陶、丘哲、林可玑13人为执行委员，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梁漱溟、章伯钧为常务委员，黄炎培为常务委员会主席，左舜生为秘书长，章伯钧为组织部长，罗隆基为宣传部长。《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政纲》共12条，主要内容为：贯彻抗日主张，争取国家独立自由，恢复领土主权的完整；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治，厉行法制，迈进于宪政之途程；反对一切暴力斗争与破坏行动；加紧经济建设；尊重思想学术之自由；政府一切机关实行选贤与能之原则，反对一党垄断等。
由于国民党不允许在重庆成立新的政治组织，于是在中共大力支持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乃派梁漱溟等人到香港筹办《光明报》。1941年9月18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机关报《光明报》在香港创刊出版，梁漱溟为社长，萨空了为经理，俞颂华为总编辑。10月10日，《光明报》刊登启事，正式宣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参加者有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中国青年党、中国国家社会党，推张澜担任主席。《光明报》还刊登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
《成立宣言》宣称，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为国内在政治上一向抱民主思想各党派一初步结合。结合的动机是看到国家不得协力制敌，甚而至于内力相销，曾为宛转之尽力，而卒未有补。深惧国人自丧抗战前途，所以自为结合，以作团结全国之始。时局的中心问题是国家的统一，要实现国家统一，必须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对时局主张纲领》提出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10条政纲，即：（1）贯彻抗日主张，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反对中途妥协；（2）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治，在宪政实施以前，设置各党派国事协议机关；（3）加强国内团结，所有党派间最近不协调之点，亟应根本调整，使进于正常关系；（4）督促并协助中国国民党切实执行《抗战建国纲领》；（5）确立国权统一，反对地方分裂，但中央与地方须为权限适当之划分；（6）军队属于国家，军人忠于国家，反对军队中之党团组织，并反对以武力从事党争；（7）厉行法治，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及身体之自由，反对一切非法之特殊处置；（8）尊重思想学术之自由，保护合法之言论出版集会结社；（9）在党治结束下，应注意下列各点：严行避免任何党派利用政权在学校中及其他文化机关推行党务；政府一切机关，实行选贤与能之原则，严行避免为一党垄断及利用政权吸收党员；不得以国家收入或地方收人支付党费；取消县参议会及乡镇代表考试条例；（10）在当前政务上亟应注意下列各项：厉行后方节约运动，切实改善前方待遇；纠正各种行政上妨碍生产之措施，以苏民困，并力谋民生之改善；健全监察机关，切实为各种行政上弊端之澄清。《成立宣言》和《对时局主张纲领》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地主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政治主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是中间势力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标志着抗日民主力量的进一步团结和壮大。
年11月16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秘书长左舜生、宣传部长罗隆基、组织部长章伯钧和中常委张君劢，在重庆第一次以组织名义举行茶会，招待周恩来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50余人，宣布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已正式成立。11月25日，张澜、罗隆基等在国民参政会二届二次会议上拟成《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获得董必武等23名参政员联署，正式以中间党派身份参加政治活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后，以主要力量从事民主宪政运动，政治影响日益扩大，内部分化也加剧。1944年9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取消团体会员制，盟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吸收无党派民主人士加盟。会议通过了《中国民主同盟纲领（草案）》，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社会6个方面46条，具体阐述了民盟提倡的民主制度。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国民主同盟中央领导机构，选举张澜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左舜生为秘书长，章伯钧为组织委员会主任，罗隆基为宣传委员会主任，梁漱溟为国内关系委员会主任，张君劢为国际关系委员会主任。大会决定在广大知识分子中发展盟员。这次会议标志着民盟组织上的飞跃。10月10日，民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提出了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召集党派会议，筹备正式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职业、人身自由，开放党禁，承认各党各派合法地位等政治主张。
抗日战争胜利后，民盟参加了1946年1月的政治协商会议，但拒绝参加同年11月召开的国民大会，否认《中华民国宪法》。1947年10月因被国民党宣布为非法组织而被迫解散。1948年1月在香港成立临时总部。1949年1月由沈钧儒等和其他民主党派领导人、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名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宣布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将革命进行到底。积极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并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张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沈钧儒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民主同盟成为以从事文化教育方面工作的知识分子为主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
大生产运动
由于日伪军的疯狂"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包围封锁，加上连年的水、旱、虫等自然灾害，解放区财政经济极度困难。到1942年，华北解放区面积缩小了1／6，八路军由40万减少到30万，华北解放区人口由4000万减少到2500万。没有衣穿、没有盐吃、没有菜吃、没有粮吃、没有被盖的状况普遍存在。为打破封锁，实现经济的基本自给，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1939年春，毛泽东对陕甘宁边区提出"自力更生"、"自己动手"、"生产自给"的方针。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指示》，指出斗争已进人更艰苦阶段，财政经济问题的解决必须提高到政治的高度，要求各级政治机关、军政首长，依不同环境、条件，开展生产运动，开辟财源，克服困难，争取抗战的胜利。指示还提出"一面战斗，一面生产，一面学习"的口号。
陕甘宁边区是大生产运动首先开展的地区，而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是由边区的部队开始的。当时一部分部队人员自己种菜、养猪、打柴、做鞋，以改善部队生活。中共中央及时总结了这一好的经验，并将它在边区推行开来。边区组成了生产委员会，作为生产运动的指导机关，并根据部队、机关、学校的具体情况规定了生产任务。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都参加了生产运动。边区党政军学人员响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号召，投入了大生产运动。
边区留守部队提出了"背枪上战场，荷锄到田庄"的战斗口号，开展了南泥湾、槐树庄、大风川等地的屯田运动。1941年3月，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九旅在旅长王震率领下，开赴荒无人烟的南泥湾。他们以农业为第一位，工业和运输业为第二位，商业为第三位。除开垦旱田、水田，发展畜牧业外，还创办了纺织厂、鞋厂、肥皂厂、造纸厂，有了自己的盐井、炭窑、磨坊、油坊、骡马店。经过几年辛勤劳动，1942年，粮食自给一部分，蔬菜、肉、油及鞋袜全部自给；1943年，粮食全部自给；1944年，全部经费、物资自给。共开荒耕种了30万亩土地，打了1000孔窑洞，建起了600多问平房，置了1万多件家具和农具，使昔日野狼成群的荒原，变成"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江南"。三五九旅成为大生产运动的二面旗帜，王震还被选为劳动模范。
边区机关、学校的大生产运动成绩也很显著，达到了绝大部分自给。1943年延安生产6000石细粮；1944年边区政府直属机关生产28800余石，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生产64000石。边区农民也纷纷组织起来，组织变工队、扎工队、互助组、合作社，积极投入大生产运动。组织起来的劳动力占总数的80％，农业普遍增产，有的地区达到耕三余一。
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取得巨大成果。抗战前的边区本是一个经济很落后的地方，全区耕地不过862万亩，粮食产量不过110万石。到1942年，全区耕地扩大到1248万亩，粮食产量增加到148万石，1943、1944年粮食产量增加到181万石，1943年除消费外还余22石。边区工业也有很大的发展，到1942年，公营工厂发展到62个，职工近4000人，年产土布10万匹，并能炼铁、炼油、修理机械、制造武器弹药等。到1943年，陕甘宁边区已经克服经济困难，实现了毛泽东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要求。1942年12月，陕甘宁边区举行高级干部会议，毛泽东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会后，大生产运动在各个解放区广泛地开展起来。1943年1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发出了"组织起来"的伟大号召，提出敌后根据地党政军民"一面打击敌人，一面实行生产"。1943年春节期问，陕甘宁边区著名劳动模范发起生产竞赛；3月，中共中央西北局指示各地党委开展生产竞赛运动。到1944年，陕甘宁边区耕地面积扩大至1400多万亩，产粮200万石，棉田30万亩，产棉花300万斤（净花）。
其他敌后解放区军民，实行"劳动与武力结合"、"战斗与生产结合"的方针，在频繁的战斗环境里，不仅在比较巩固的根据地，而且在游击区和敌后之敌后，也开展了生产运动。在巩固区，利用战争空隙，抢种抢收，还进行手工业和运输业生产；在游击区，不仅进行自给性生产，甚至抢种敌人碉堡下的土地，并以武力掩护老百姓的生产。通过大生产运动，部队、机关、学校逐步达到了自给、半自给或部分自给，人民经济也有了很大发展。1943年，仅晋绥、北岳、太行、太岳、胶东、皖中6个地区，就扩大耕地面积600万亩以上。
解放区军民的大生产运动，改变了解放区的面貌，一向贫瘠荒凉的陕甘宁边区实现了"丰衣足食"的目标，其他解放区也达到了"克服困难"的目的，从而使解放区军民战胜了严重的物质困难，解放区财政经济状况有了根本好转，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部队、机关、学校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精神状态更加振奋，战斗力有了很大提高，人民负担大大减轻，军队、政府和人民的关系更加融洽；锻炼和培育了大批干部和专门技术人才，创造了发展生产、管理经济的经验。大生产运动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建国后的经济建设作了有益的尝试。
中美、中英平准基金设立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除了在军事上发动大举进攻外，还利用军票和傀儡政权发行的伪钞，对法币实行疯狂的排斥，以破坏法币制度，套取外汇，造成中国金融体系的崩溃，从而推翻重庆国民政府，摧毁中国的抗战能力。而重庆国民政府为谋求英、美等国的支持，采取维持外汇黑市的政策，形成上海租界猖獗的外汇投机，仅1938、1939年间上海从事买卖外汇的游资就达30亿元。外汇投机的活跃，导致法币的黑市汇价急剧下降。1937年1元法币合英镑1先令2.308便士，1942年跌至3.15625便士，下跌77.1％；1937年100元法币合29.307美元，1942年12月跌至5.28125美元，下跌82％。后方外汇黑市也同样活跃。外汇市场的投机活动，造成了市场混乱，物价飞涨，法币信用一跌千丈，严重破坏了国统区的国民经济。为维持法币与美元、英镑的汇率，重庆国民政府被迫寻求外援。
年3月10日，中国、交通银行代表重庆国民政府出资500万英镑，英国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代表英国政府出资500万英镑，在伦敦签订《中国国币平准汇兑基金合同》，确定设立平准基金1000万英镑，以遏制中国法币与英镑比值之过度变动。英方提供的款项由英财政部担保，其利息在投资款借款未偿清以前，未偿部分按年息2.75厘计算，每半年一次，由中国政府在伦敦用英镑支付。15日，中英平衡外汇基金委员会成立，以管理基金。为进一步坚定法币信用，1940年另添设乙种基金，由中央、中国、交通银行与汇丰银行共同出资，但实际上并未实行，1941年4月该合同取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