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中国抗日战争进入了相对困难的一年，中国政局和战局出现了比较大的困难。
在政治上，中国共产党在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后，系统总结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原则和各项政策，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系统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和纲领。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抛出了和解的绣球，但国民党却密谋更大规模的反共行动，先后发出佳电和齐电，勒令新四军北移。国民政府为坚持抗战，明令重庆为陪都：派员主持第十四达赖坐床典礼，密切了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国民政府明令孙中山为国父，高度肯定了孙中山的历史贡献。汪伪国民政府粉墨登场，成为最大的傀儡政权。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成立，国内掀起声势浩大的反汪运动。
在军事上，日军攻陷澳门和封锁香港；正面战场进行了枣宜会战，有效打击了日军：八路军进行了著名的百团大战，主动打击日伪军；新四军江南主力北渡长江，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积极进行反顽斗争，发动了白晋战役和黄桥决战。
在经济上，日军压迫法、英当局封锁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中国对外交通线断绝。国民政府积极寻求外援，与美国达成华锡借款和钨砂借款，美、英宣布以巨款援助中国；盛世才与新疆密订《租借新疆锡矿密约》。为解决财政经济困难，国民政府明令取缔囤积居奇，实施田赋征实。
在外交上，中美英三国开始酝酿合作；日本诱降蒋介石集团的"桐工作"宣告失败；日汪开始所谓调整"国交"谈判，最后签订《中日基本关系条约》，日本正式承认汪伪国民政府。
在文化上，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艰难条件下，首次向外播音。
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
国民党顽固派在军事上制造反共摩擦的同时，在思想上也展开反共反人民的宣传攻势，由此在1939年前后，中国政治思想界展开了关于三民主义问题的争论。1938年12月10日，国社党负责人张君劢在蒋介石授意下，发表《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要求中共自动取消八路军和新四军，取消边区政府，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1938、1939年间，共产党叛徒叶青连续发表《中国底现阶段及其将来》、《中国政治问题》、《与社会主义者论中国革命》等小册子，以三民主义为幌子，歪曲和反对共产主义理论，篡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内容，鼓吹"一次革命论"，成为国民党在政治思想上向共产党进攻的急先锋。1939年5月，蒋介石作了《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的讲演，抛弃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以三民主义的某些词句攻击和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民主主义。
与此同时，民族资产阶级摇摆不定，企图走中间道路，幻想抗战胜利后出现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中国共产党内有右倾思想的人和某些进步学者，也在理论上混淆了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界限，把三民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混同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向何处去"就成为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回答的问题。为给中国人民指明正确的革命道路，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的进攻，打破民族资产阶级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幻想，纠正党内右的和"左"的错误思想，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进行了巨大的理论研究工作。1940年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国文化》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后改题为《新民主主义论》。
《新民主主义论》以论战形式的文体，从15个方面，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毛泽东首先论述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和发展规律。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陛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所谓民主主义，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这是由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的。中国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必须首先改变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中国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才能使革命进一步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
毛泽东回顾了中国革命的历史，指出，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从它的准备阶段算起，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整整100年，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然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在五四运动前后起了一个变化，其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其后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是中国革命最基本的特点。
毛泽东具体分析了中国革命之所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条件。从国际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里，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种革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已经不能当作世界资本主义反革命战线的同盟军，而改变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战线的同盟军。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从国内看，五四运动后，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已经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了。这是因为，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历来是革命的对象，不是革命的动力；民族资产阶级虽然是革命的动力之一，但其具有两面性，不仅不能领导中国革命达到胜利，而且有跟随大资产阶级充当反革命助手的危险，这样，中国无产阶级必然担起了革命领导者的重任。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成为中国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是区别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标志，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学说的核心思想。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革命作了比较完整的阐释，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它区别于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又必须是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它又区别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几个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毛泽东批驳了基马尔主义，论证了资产阶级专政在中国行不通。他指出，在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资产阶级专政的路，乃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无论国际国内环境都不允许。国民党顽固派高喊基马尔主义，并不是要建立资产阶级专政，而是为掩盖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党专政，这只能是自寻死路。
毛泽东论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指明了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毛泽东指出，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必须互相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虽然是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但是它的目的不是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这就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为中国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准备了条件。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就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其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毛泽东进而揭露了"一次革命论"、"一个主义"的反革命实质：故意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用以证明什么革命都包括在三民主义里面，其目的是想根本消灭任何革命。"一次革命论"的本质就是不要革命。毛泽东论证了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原则区别，强调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共产主义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共产主义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永葆其美妙之青春。
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政治纲领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而以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作为这个政权的构成形式。经济纲领是：把操纵国计民生的即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收归国有，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在此基础上发展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合作经济；允许那些不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文化纲领是：发展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
《新民主主义论》科学地总结了我国100年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特别是中国无产阶级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深刻揭示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基本规律，系统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和纲领，创立了完备的新民主主义学说，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和成熟，并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
十四世达赖坐床大典
达赖喇嘛是西藏最高政教首脑。1653年，清世祖顺治皇帝册封五世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并赐予金印、金册，确认其封号及在西藏最高政教地位。自此，经中央政府批准和册封成为定制。从1728年起，清政府在拉萨派有驻藏大臣对西藏实行有效的控制，一直到清朝灭亡。1793年，八世达赖会同清大将军福康安、驻藏大臣和班禅，议定《西藏善后钦定章程》，规定达赖、班禅转世须由金瓶掣签决定。英国把印度变为其殖民地后，一直想把西藏纳入其势力范围。1904年英军侵入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逃往北方。达赖喇嘛因在抗击英国侵略一事上与清驻藏大臣和九世班禅意见分歧，而导致双方失和。辛亥革命爆发后，趁机宣布独立，脱离中央政府，迫令清驻藏大臣和清军退出西藏。1912年6月，英印殖民当局把十三世达赖从印度送回拉萨，以便把他当作英国侵略西藏的工具。1913年，参加在印度西姆拉召开的所谓中英藏三方会议，签订了《西姆拉条约》，并以秘密换文的方式划出了所谓麦克马洪线，企图把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并迫使班禅出亡内地。1925年后，十三世达赖开始摆脱英国的控制而转向祖国，罢免了亲英的藏军总司令和掌握拉萨司法行政权的英籍警察专员的职务。1928年与南京国民政府联系，并设驻宁办事处。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派员到达拉萨，受到达赖喇嘛和西藏人民的欢迎。1930年，达赖派代表回访。"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南京政府无暇顾及西藏问题，加上英国侵略分子的唆使，藏军与南京国民政府军队发生了冲突，但双方很快于1932年达成停战协定。
年12月17日，十三世达赖（阿旺罗布藏塔布元嘉穆错）在拉萨圆寂，藏中事务暂由司伦、噶夏负责。21日，国民政府追赠达赖喇嘛"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封号。达赖圆寂为南京国民政府加强对西藏的控制以及班禅回藏提供了契机。12月22日，汪精卫电唁达赖逝世，又电邀班禅人京会商藏事。1934年1月18日，班禅应国民党中央电召，离绥远经北平转赴南京，出席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临行前，班禅发表谈话，认为解决藏事须由宗教人手，必须宗教推动方可言政治。当月，西藏司伦噶夏益仓及僧俗官民大会举热振呼图克图为总摄政，掌握西藏政教大权，军权仍由司伦噶夏负责。热振立即致电国民政府，报告他当选的消息，要求国民政府对他的职务加以确认。这是辛亥革命以来西藏第一次将它的官员任命提请中央政府确认。1月31日，国民政府行政院议准热振呼图克图代摄达赖职权。2月23日，热振呼图克图正式就职。这时，前达赖心腹、西藏亲英派首领隆夏尔阴谋组织亲英政府，反对汉人进入和班禅回藏，破坏热振与中央政府恢复联系的努力。热振毅然于1934年5月10日将隆夏尔逮捕，并于30日处决，打破了亲英势力的反动企图。
为改善与西藏的关系，国民政府决定派代表团赴拉萨向达赖致祭，并任命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黄慕松为致祭达赖专使。1934年4月26日，黄慕松一行离京赴拉萨。8月25日，黄慕松到达拉萨，受到西藏僧俗官民的热烈欢迎。第二天，黄慕松人布达拉宫谒见热振呼图克图等人，商议择日致祭达赖典礼，并商谈有关西藏建设问题。10月1日，黄慕松在拉萨举行十三世达赖致祭典礼，并代表国民政府追封十三世达赖为"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黄慕松回南京时，留下了一个联络机构与电台，以方便西藏与中央政府保持联系。
抗日战争爆发后，热振呼图克图派代表到重庆，向国民政府保证在民族生存的斗争中与中央政府忠诚合作，并聚集三大寺院的喇嘛为中国抗战的胜利举行祈祷。为表达西藏僧俗对抗战的支持，西藏地方政府还捐献了价值50万元的场1万张羊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