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积极参与制定和贯彻执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他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他代表党中央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所做的报告中，主张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集中力量提高社会生产力。在60年代初经济困难时期，他深入了解实际情况，倾听群众呼声，深切关怀国家的安危和人民的疾苦，坚决支持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正确方针，并做了卓有成效的努力。
同任何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都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一样，***在工作中也有某些缺点和错误，但他总是忠实地执行党中央制定的路线和对内对外政策，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
邓小平在悼词最后指出：”我们悼念***同志，最重要的就是要实现他的遗愿，把我们的党建设好，全面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使我们党真正成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而奋斗。“追悼会前，中共中央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王首道，刘澜涛和***夫人王光美及其子女刘爱琴、刘平平、刘源源、刘亭亭等专程前往郑州迎接***的骨灰，并同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刘杰、赵文甫一起于5月14日将骨灰护送到北京。遵照***生前的遗言，他的骨灰将撒在祖国的大海里。全国各地亿万群众同时在收音机，电视机旁收听或收看了追悼大会的实况。
为***平反昭雪，是拨乱反正时期的一件大事，全党拥护，举国称颂，人们再一次看到，中国共产党不但是一个勇于坚持真理纠正错误的郑重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党，而且这个党本身的团结和它同人民的团结都是巩固的。平反***的冤案，是我党坚持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原则的表现，是恢复毛泽东思想本来面目的必然的积极的结果。A生观大讨论年5月，《中国青年》第5期刊登了署名潘晓的来信：《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潘晓在信里诉说了他”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经历及过去所受的教育同当前现实的极大反差，表达了她对人生意义的思索和苦闷。以潘晓的信为发端，《中国青年》开辟了”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讨论专栏。一场全国性的讨论就此展开。人生观大讨论一开始，就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在仅仅一个月时间里，《中国青年》编辑部就收到参加讨论的信稿3万多封，至1980年12月，在7个月的时间里，编辑部收到参加讨论的信稿达6万多件。其中，不少的信稿是几十、上百青年联名写的，投稿的人有全国各地工、农、学、商、兵和党、政、工、青、妇等各条战线各个部门的青年团员、青年干部和老年同志，还有港澳和大洋彼岸的青年朋友。从1980年第5期到1980年第12期杂志上，编辑部共编发了111位读者的111份稿件（信、图、歌曲等）。
中央领导同志对这场人生观大讨论非常关注。1980年6月1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亲自到《中国青年》编辑部，详细了解情况，对这次讨论作了客观分析。他指出，”人生的道路是复杂和曲折的，如果人们的处境比较暗淡，我们通常就没有权利叫他们非按着快乐的调子唱歌不可。他们叹息了，或者发些错误的牢骚，我们不应该恼怒，也不该置之不理。而应该弄清楚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并且认真地帮助他们找到希望的所在“。
7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人生观的讨论值得重视》的评论员文章，文章指出，”关于人生观的讨论反映了当前青年中带普遍性的思想问题，拨动了广大青年的心弦。一个时期以来，对于青年的指责甚多，而同青年同志在一起讨论思想，分析问题的切切实实的工作较少。这次有关人生观问题的讨论，恢复了我们党思想政治工作的好传统，很值得重视’。“这次人生观讨论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让青年同志敞开思想，说真话，各抒己见，互谈体会。没有棍子，没有说教。正因为这样，讨论刚一开始，就引起了青年们的兴趣，觉得现在有了说心里话的地方。这充分说明像这样平等的、结合实际的讨论，符合广大青年的需要。”“这次讨论为活跃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很可贵的新鲜经验。多少年来，许多人已习惯于以‘讨论’为名行‘围剿’之实，也习惯于搞脱离思想实际的‘正面教育’，实践证明，前者是错误的，因为思想问题只能用说理的办法，而不能用‘围剿’的方法去解决；后者是失败的，因为回避思想实际，任何正面教育都会变成空洞的说教。这次关于人生观的讨论，特别是《中国青年》杂志的讨论，把青年思想深处的东西端了出来，进行真正同志式的讨论，是感人至深的。”
人生观大讨论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展开：
.对“人的价值”问题的探索。
在这次讨论中，青年们对人的价值问题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提出了许多富有新时代气息的见解和观点。如：“社会是以每一个个人问的关系的形式存在的，社会不断地向更高级的阶段发展，就是在不断地提高个人的价值，否定了个人的价值，实际上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社会的价值。”又如：“只要每一个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的了。”
长期以来，我们许多人习惯于把“人道主义”“人性”和“人的价值”等等与人沾边的词，当作资产阶级的或者修正主义的。这是一种误解。马克思主义从来是重视人和人的价值的。马克思在痛斥普鲁士专制制度时曾指出：“这种制度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之不成其为人。”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提出，“无产阶级必须消灭集中表现在它本身处境中的现代社会的一切违反人性的生活条件”。
青年们对如何提高个人的价值进行了讨论。有的青年说：“人是生活在社会之中的，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提高个人的价值，就意味着改善社会关系。……个人的全面发展，有赖于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公有制的全面的、实质上的实现。”还有的青年认为，“自我价值的实现和提高，必须从社会获得客观条件，而又以为社会的需要服务为途径”。“个体只有在为整体的奋斗中，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在为社会进步和人类解放事业的奋斗中，实现和提高人的价值，这应该成为科学人生观的出发点。”也有的青年认为，“个人价值的实现正是在‘他人’在‘社会’那里实现的，‘我’的价值，是由‘我’对他人或社会的意义而言的。‘主观为自我’不一定‘客观为别人’，但‘主观为社会’却必然‘客观成就我”。
怎样才算提高了个人的价值呢？有的青年在来信中说，“随着社会的进步，个人的素质提高了，在控制自然和管理社会两方面都拥有了更强的能力和更多的权力；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得到了进一步满足，同时个人对社会承担了更多的义务；每个个人的存在，对于整个社会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而不再是可有可无的……这些方面的进步，大概都体现了个人价值的提高吧”。“个人价值的提高，还表现在道德关系方面。随着人类的进步，这种关系更加全面和复杂，并表现为法律的道德的等多种形式。它们逐步地具有了很大的独立性，以至于追求一种道德价值，实际上已经发展成为人们的基本需要之一。”还有的青年认为，“人活着，就要有价值，而人生的价值只有在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上才能展现出来”。“无论从事什么工作，当你的创造给人们带来福音的时候，当你的创造表达了人们心声的时候，你就会得到社会的拥护，也会得到人们的温暖，你就会真正体会到一个人活在社会上的价值。”
代青年鲜明地提出了“自我价值”问题，表明当代青年已不满足于消极被动地做人，不甘心被简单地当作劳动力看待，他们要求作为一个完整的人而受到尊重，作为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人而发挥自己的作用。这个变化，反映了解放以来生产力的发展，反映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进步。
.怎样对待“公”与“私”的关系。
青年们在讨论中也探索了为“公”与为“私”的关系问题。讨论中出现了一种有代表性的新鲜观点即“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持这种观点的青年比较突出地强调了自我价值的实现，并在此基础上希望寻求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和谐与统一。有的青年在来稿中说，“一个人的作为的结果，既然有了客观上为别人的事实，我们又何必偏要在好的事实中硬去寻找某个人的’坏‘的主观动机呢？……我和我的同学朋友可以说都没有为别人过得更幸福的崇高理想，但我们有’活着要为社会、为祖国、为人民多做贡献‘的愿望”。有的青年认为“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为自己至多再加上一层意义’为良心”‘。还有的认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前提下，’为自我‘与’为他人‘并非截然对立，而是矛盾的统一”。
不少读者对“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的人生态度，作了分析。“在现实中，’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并不是先进的人生态度。”“’在利己中利他‘的公式对于社会主义国度的公民来说，是一种较低的要求。”“现代生产力正在创造这样一种社会，人不是在实现自己的个体时，客观上实现了整体，而是在整体中实现了自己的个体。”“不要一谈’自我解放‘，就要喊’个人主义万岁‘，人应该通过认识个人的价值去建立一种富有自我尊严的生活，去培养一种严肃独立的生活态度。爱人类，永远不忘记关心帮助别人和对社会主义、社会道德的责任感。”
在这次讨论中也出现了强调“绝对自我”为“私”字“正名”的观点。一位青年在信中说：“自私首先是一种自我实现，个人意识到自己的价值，意识到’我‘的重要意义。以往的一切总体主义的观念都是个体灵魂被歪曲的结果，是个人本质异化的结果。……只有在充分认识和提高自身价值的前提下，社会才能进步。……按照人的本性来说，自私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是人类最原始也是最正当的权利。没有这种广义的自私，社会就不能发展，历史就不能前进。”
也有的青年认为“为自我又岂能为他人？”他们反对搞“公私合营，”在他们看来，“只要是阶级社会，每个人的利益就存在着彼此对立的一面，既要做到利己主义又要不损人，这在现实中根本不可能，在公有制社会中提倡利己主义只能削弱公有制的基础”。
“公”与“私”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它们互相依存的，相互转化，又存在着矛盾，因而说“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和“为自我又岂能为他人”这两种观点，虽然各有一定的道理，但总起说来，都是不全面的，不科学的，不应作为青年们遵循的原则。社会主义社会的原则，就是“公”和“私”合理地结合起来，正确处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三者之间的关系。
对个人价值和“公”与“私”关系的认识、理解直接影响着青年们的人生观方向，因而成为青年们最为关心，讨论也最多的问题。
广大青年踊跃参加这次讨论，各抒己见，它标志着中国人再次由沉睡而猛醒而成熟。表现了青年一代对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向往。
6月，《中国青年》发表编辑部文章《献给人生意义的思考者》，对这次人生目的的大讨论作了总结。文章希望青年们正确对待人生的价值，科学地看待“公”与“私”的关系，投身到历史前进的潮流中去，做新时期建设的主力军、改革的促进派、安定团结的模范、振兴民族的中坚。
这场规模巨大的人生目的大讨论，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延续，它极大地促进了广大青年的思想解放。中央提出坚持少宣传个人的方针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大搞个人崇拜、个人迷信，严重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同时又制造和接受了对他自己的新的个人崇拜。鉴于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并决定要“多歌颂工农兵群众，多歌颂党和老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随后在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第二条就此作了一些正式规定。实践证明，这个方针是正确的，三中全会以来执行这个方针总的说来是有成绩的。但是也还有一些问题。主要是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歌颂仍有一些过于突出个人，不够实事求是；纪念文章多了一些；一部分纪念文集重复积压；特别是许多纪念方法严重地流于形式，有的甚至为了收集个人文物，成立专门小组，跑遍全国。这些不适当的纪念方法不但造成铺张浪费、脱离群众，而且本身就带有个人创造历史的色彩，不利于在党内外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扫除封建主义遗毒。为此，198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指示》规定：
从现在起，除非中央有专门决定，一律不得新建有关老一辈革命家个人的纪念堂、纪念馆、纪念亭、纪念碑等建筑。正在建设的和虽已建成但尚可改造的，应尽可能改建为其他社会经济文化福利设施。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少数领导人和一些革命先烈的纪念设施，以及革命历史的纪念设施，应当有，应当管理好，但是必须严格控制，防止多建滥建。各地已设者均应向中央报告，以便作出统一规定，并一律不许任意增设。其中很少历史价值特别脱离群众的，如一时不能改建，宁可先行封闭。各地如有有历史意义而适宜集中保存的革命文物，应集中到中央或省市一级的博物馆、纪念馆，以利长期保存。至于现尚在世的中央领导同志的故乡、母校和曾经活动的场所，一律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纪念布置，已有的布置一律撤销，并须将撤销情况向中央报告。
关于老一辈革命家和其他革命英雄的斗争史，以及革命战争、革命运动、革命工作的历史，写成不事夸张的回忆录发表或保存，对于教育后代和研究历史，都是必要的。但出版个人传记或个人文集则应比较慎重。今后这类传记和文集，有全国影响的应经中央宣传部核准，属于地方范围的应经省一级宣传部核准，不要随便编辑出版，或为此随便成立各种组织，未经中央或省核准而成立的组织应当撤销。对于重要人物或重要历史问题的宣传，报刊或出版社应注意遵照中央有关指示。
报纸上要多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多宣传社会主义优越性和工、农、兵、知识分子为四个现代化奋斗的成就，多宣传党的政策方针决议，少宣传领导人个人的没有重要意义的活动和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