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和酒，人类创造的两件多么伟大而神秘的作品。其伟大处和神秘处都在于，在空旷深邃的时间远方，在辽阔苍茫的大地之上，人类哪怕在地理上天各一方，在文化上迥然有异，却是不约而同地投入了自己的创作。而且，仿佛神示，他们心有灵犀，心无旁骛，其作品体现出惊人的一致性。
铸铜和酿酒。两种奇妙的世界共生文化现象。莫非，青铜和酒，原本就是上苍鸟瞰普天之下而一视同仁的恩赐？或者，青铜和酒，是土地对立足于土地辛勤劳作的人类的丰厚馈赠？
人类使用铜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当时所用的是天然红铜，故史称“红铜时代”，因中国古代通称金属为金，这一时期又叫“金石并用时代”。传说，蚩尤曾冶铜造兵器；黄帝也曾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之下。大量的考古发掘证明，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确有一个铜石并用时代。冶铜铸器工艺阶段的到来，标志着人类文明历程进入一个新时代——青铜时代。中国的青铜时代包括历史上的夏、商、周三代，公元前两千年前后的河南二里头文化，大概就是它的起点。
所谓青铜，实为铜、锡合金，因色呈灰青而得名，它具有熔点低、硬度大的特点。铜锡原料不同比例的配合，会使铸器具有不同性能。青铜器的出现和随之增加，提高了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力水平，物质生活条件因此渐渐丰富。于是，青铜时代成为以使用青铜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大约从公元前四千年起，世界各地年代有早有晚、却是朝向一致地进入这一时代。
同样，世界许多地方都会用高粱、大麦、大米、葡萄或其他水果，通过发酵而制成饮料，并有自己的酿酒历史和文化。
中国酒文化的历史悠久。考古发掘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人们就已掌握原始的酿酒技术，出现了发酵水酒。至夏代，酿酒技术正式见诸史籍，史书中有“仪狄作酒”、“少康作秫酒”的记载。仪狄是大禹之臣，是造酒的鼻祖。少康即杜康，他改进了造酒技术。殷商时，人们已学会了用曲造酒的技术，酿酒业大发展。甲骨文中除许多地方提到酒外，还有种类繁多的酒器，如尊、壶、爵、卣、觚、斝等，这在商墓中也有大量发现。商代的贵族平民饮酒成风，商纣王嗜酒如命，《史记·殷本纪》说他“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为长夜之饮”，终于导致亡国。以后，关于酒的故事浩如烟海，它们的主人公可以是帝王将相，可以是才子佳人，也可以是平头百姓。
因为李白，因为陶渊明以及其他，在中国人的意识里，诗人都是好酒的，写诗是必须饮酒的。也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中国，酒的史话几乎是诗的史话；而在古希腊，酿酒的风习和传统创造了信仰、创造了艺术。
狄俄尼索斯便是古希腊色雷斯人信奉的葡萄酒之神，他不仅握有葡萄酒醉人的力量，还以布施欢乐与慈爱在当时成为极有感召力的神，他推动了古代社会的文明并确立了法则，维护着世界的和平。此外，他还护佑着希腊的农业与戏剧文化。在奥林匹亚圣山的传说中，一说他是宙斯与忒拜公主赛墨勒之子，另一说称他是宙斯与普赛芬妮的儿子。赫拉派泰坦神将刚出生的酒神杀害并毁掉尸身，却被宙斯抢救出他的心，并使其灵魂再次投生赛米莉的体内重生。于是，关于酒神重生不死的故事遍传希腊各地。有人认为，古希腊悲剧正是起源于“酒神颂”，悲叹酒神狄俄尼索斯在尘世遭受的痛苦并赞美他的再生。关于悲剧的词源，或解为“山羊歌”，因为酒神颂的合唱队披着山羊皮扮演半羊半人的角色，或解为在表演比赛中歌者争取的奖品为山羊。公元前五百六十年，僭主庇士特拉妥为了讨好农民，把农村盛行的酒神祭典搬到雅典城中，举行祭典时的表演就是悲剧的前身。随后发展起来的希腊悲剧，题材逐渐由酒神颂扩大到神话和英雄传说的范围，却仍保留了酒神颂的合唱队形式和抒情诗的特点。而古希腊喜剧起源于祭祀酒神的狂欢歌舞和民间滑稽戏。这种滑稽戏产生于公元前六百年左右墨加拉城邦民主制建立的时代，后来流传到阿提刻，具有了诗的形式，成为喜剧。公元前四百八十七年，雅典正式确定在春季酒神节庆中增加喜剧竞赛项目。
即便是随意的追索，我们也能从中发现，青铜和酒都闪耀着人类智慧的灵光，只不过映现在青铜上的是金属的光泽，荡漾在酒里的却是粼粼波光。前者，威严、峻峭而神秘；后者，壮美而热烈，抑或，柔情而亲切。想来，见证了人类不断进步的青铜和酒，一定常常在月明之夜为它们自己杯盏交错。
我看见了它们于某个月夜遗落在一座古堡里的酒杯。确切地说，那是铜斝，一种温酒器；那古堡叫吴城，是江南商代的方国都邑。
蕴蓄着当时的风俗习尚、意识形态、工艺水平、文明进程的青铜，频频在这里与酒邀集、与酒把盏吗？
我在堪称“古国名邑、中华药都”的樟树，饮着清香醇纯的四特酒，借着惺忪醉眼，认识了斝——青铜和酒的信物。在那里，我还认识了鬹，它则是陶制的。
鬶和斝。两件需要从地下文化层发现、从众多出土文物中辨认的器物。两个因距离我们非常遥远而甚为陌生的古老汉字。是的，任何一个汉字都会因为我们的疏离而变得古老，何况是发掘于岁月深处的如此稀罕的这两个字？
鬹，我国新石器时代的陶制炊具，《说文﹒鬲部》：“鬶，三足釜也。有柄喙。”确切地说，它是一种温水器，也有学者考证为温酒器。陶鬶的造型结构由口、腹、底三部分组成，其制作十分科学，器底部三足等距离支撑，便于下面放柴薪煮烧，三足为与腹部相通的空心袋状，可以用来盛水或酒，所以，此三足既是支撑物，又是容器，使得容积增多，受热面扩大。设计可谓精巧之至，且造型生动自然，启人联想。
斝，盛行于商代和西周时期的酒器，青铜制。基本造型为侈口，口沿有柱，宽身，下有长足。斝的形制较多，器身有圆形、方形两种，有的有盖，有的无盖；口沿上有一柱或二柱，柱有蘑菇形、鸟形等不同形式；腹有直筒状、鼓腹状及下腹作分档袋状几种；有的是扁平素面，有的用兽头装饰；底有平底、圆底；足有三足、四足、锥状空足、锥状实足、柱形足等。斝作为礼器，常与觚、爵等组合成套使用。
我所认识的鬶和斝，来自樟树的地下，前者来自距今四千五百年到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后者来自距今三千年前的经历原始公社解体同时进入奴隶社会的时代。其实，在樟树发掘的包括容器、酒器在内的日常生活用具以及各种文物，数不胜数，足以令人眼花缭乱。而我却刻骨铭心地记住了这两个生僻的汉字，是因为它们依稀散发出幽远而神秘的酒香。或者，那种酒香原本就飘荡在田野上、江风里，它是从泥土里蒸馏出来的，是从草木间挥发出来的，是从千顷稻花中漫溢出来的。
那是我熟悉的酒香。在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我无数次走昌赣公路穿过樟树城市中央，沿着赣江去往赣地的南方，去往赣江的源头。每每进入樟树地界，便有酒香扑鼻。我记得当年的酒香就像在路边候车的一大群旅客，一招手，等不得长途班车停稳，就哗啦啦一起扒上车来。其实，更多的时候，酒香根本就不招呼过往车辆，而是强蛮地通过车窗蜂拥而入，毫无理由地把车厢里塞得满满当当。酒香弥久不散。酒香陪着我一路颠簸，陶然入梦，梦了又醒。也许，就是从那时起，我和樟树的酒香结了缘，和酒香里的樟树结了缘。
近些年，我频频前往樟树，去朗诵“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的民谚，去吟哦朱熹们留在道教福地閣皂山的诗词，去拼读从筑卫城等历史大遗址出土的一些古老的汉字，比如，鬶和斝。
造访次数最多的就是筑卫城。随朋友去，引朋友去，带着自己的影子去。是的，我被它震撼了。它果然是一座恢弘壮阔的古城，一座用原始工具修筑的匪夷所思地留存至今的土城。据说，这是迄今发现的中国乃至世界最古老、保存最完整的土城，而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与筑卫城遗址同时代的只有石头城，并没有土城。
对我而言，筑卫城遗址的震撼力正是在于“土”。土能生长，土城生长于大地而依偎着大地；土能孕育，土城孕育出了草木，孕育出了秀色，孕育出了宁馨与和平。据考证，筑卫城得名于清同治年《清江县志》的记载，其称“乡民筑城自保”。亦有传说云，原始社会末，黄、炎两帝发生战争，黄帝打败炎帝，炎黄合为一家，成为中原地区最强大的部落联盟。蚩尤在江淮流域构筑高大城郭，以备大战炎黄，各地城垣称为“筑卫城”。后黄帝胜利，城垣仍存。有人认为筑卫城是蚩尤的城，筑卫城人是蚩尤的后裔。然而，土城把历史深藏起来了，生长在这里的一片绿茵茵的静美，湮灭了我企图追问的许多远古之谜。我惊讶于城内的绿、城上的绿与城外辽阔的绿那么和谐地融为一体，绿的高墙仿佛为绿的原野降低了高度，以致于令人很难相信：呈梯形堆垒、顶部一米多宽的城墙，高度竟相当于三四层楼，最高处达到七层楼高。
有一位作家朋友这样赞叹：“原以为土城已在宏阔的时间河流里消蚀成荒芜之美、颓败之美，像庞贝古城、楼兰古城一样，处处是‘断垣残壁’、‘满目疮痍’的景象。然而，筑卫城不是。它好像不是人类创造，而是大自然诞生的，人类不过是其匆匆过客。若千年时光，人去了，城空了，城却穿越岁月获得永恒气象。”
说得真好，土城仿佛大自然的造化，土城仿佛依然活着。那么，杳无踪迹的匆匆过客在这里留下了什么呢？该城址总面积十四万平方米余，有六个城门可以进出，其中包括一进一出两个水门。城外东面、北面依傍芗溪河而为天然屏障，南面、西面有人工开掘的护城河。城内是较为平坦广阔的土地，其中有一条内河与外河相通，内河西南部有祭祀房屋遗迹现象及祭祀广场，内河东北部有三米多的文化堆积，是居住区。城外有河，城内有河，城中有城，城外有城，城的东面还有陶窑的遗址。
过客匆匆。他们把布局合理、功能齐全、防御性强且复杂迂回的原始城市遗址以及大量遗迹，遗留在赣中腹地的田野上，这是他们带不走的。至于成批的文物，一定是他们馈赠后人的礼物，一如记载他们生活情状的光碟。他们用石铲、石锛、石刀等生产工具，以及出土数量较多的网坠、石镞，向后人呈示了当时尚处于原始农业阶段的刀耕火种并以农业为生、渔猎为辅的生活形态；他们已较为广泛地使用陶器，陶器以夹砂和泥质红陶为多，如鼎、罐、豆、碗、盘、壶、杯、缸、簋、鬶等，这些信息传达了当时食能充饥、衣能蔽体而安居乐业的生活气息。
其中的鬶，是红陶鬶，属于大约五千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器物。此鬶三足鼎立，三足尖的间距大体相等；三足臃肿，内部中空，足与鬶颈、口沿之间没有过渡体；鬶表面比较粗糙，没有纹刻。有专家说，从粗糙的制作工艺来看，它应是筑卫城人的温酒器。最后温热的酒，灌醉的不知是谁。
鬶在樊城堆遗址的发掘中也有出土。令人大为惊奇的是，在现今樟树市境内蒙河、袁河、赣江两岸的低丘岗阜上，居然静静地横亘着已经发现的营盘里、筑卫城、樊城堆等十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樟树的土地之下，曾经是一个怎样神奇瑰丽、波诡云谲的大千世界！
历史遗址考古资料证明，远在新石器时期，原本穴居野处于丛林中的先民们，逐渐定居下来，因而形成了原始村落。樊城堆遗址是原始村落中颇有代表性的一个。遗址的时代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到商周时期，它的文化风貌不仅与樟树市境内其它新石器时代遗址属同一类型，甚至与湖南东部、广东北部等处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有许多相同之处，考古学者认定它的主人是一支分布在赣江中下游并与湘东、粤北有联系的原始部落，称之为“樊城堆文化”。樊城堆人的社会经济形态是由母系氏族社会进入父系氏族社会的，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进，农业、畜牧业、渔猎等经济的繁荣，逐渐学会构木筑土、建造房屋。其定居后的社会经济是以农业为主、捕鱼狩猎为辅的生产形式，同时也发展了制陶和纺织手工业，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如果说，出土的大量陶炊具证明，樊城堆人不仅告别了茹毛饮血的生活、学会了熟食，并且已经由直接烧烤进而通过器皿煮熟、炖烂食物的话，那么，出土的陶鬶或许能体现他们对饮酒的讲究、对酒器的重视吧？
樟树的斝来自吴城。吴城，本是一座不大的村庄。明隆庆年间《临江府治·卷三十三·古迹》记载：“吴城在县西三十里，其地有敌楼、冲敌楼、吴王庙。”发掘前，吴城村周遭一道土城，大部分城垣尚存，有城门口、堞楼遗迹。吴城村即以土城得名，据说民间也自称为铜城，大约与此地古代曾以冶铜、铸铜著称有关。商代遗址发现后，便命名为吴城商代遗址。望着村外那长草的残垣，我情不自禁想起海子的诗作《亚洲铜》：“亚洲铜，亚洲铜/爱怀疑和爱飞翔的是鸟，淹没一切的是海水/你的主人却是青草，住在自己细小的腰上，守住野花的手掌/和秘密。”
吴城的发现，是一次改变中国历史地图的重大发现。1973年秋，当地博物馆在配合吴城乡修建水库进行考古调查时发现遗址，将采集和试掘的标本逐级上报后，立即引起上级文物部门和考古学家的高度关注。面对丰富的文物，陶刀、陶纺轮、陶豆，几何印纹陶片，青铜锛、青铜凿，石刀、石镰等，以及大量的照片，专家们断言吴城遗址是江南地区首次发现的大规模商代人类居住遗址，对于研究南方文化以及探索中原文化与南方地区文化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而长期以来，为传统观念所束缚，不少学者把古代的南方设想为蛮荒落后，认为江南地区进入奴隶社会要晚于中原地区。吴城遗址的发现彻底推翻了“商文化不过长江”的论断，它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赣江流域的先民与中原地区的人们一样，也经历了原始公社的解体阶段，同时进入了奴隶社会。远在三千多年前，这里就有一支与中原商殷文化关系密切的土著青铜文化，有着一个富有鲜明地域特色、在一定意义上又可以与中原商殷文明媲美的发达的方国文明。
这个大规模的人类居住遗址，城址平面近圆角四方形，其中心地段六十一万平方米的土城内，城墙周长约两千八百多米，现残存高度约三至十五米不等，整个城址轮廓尚清晰可见。城墙一周有六个缺口，其中东南缺口似为水门，东、南、西、北、东北五个缺口两侧有门垛，大约是昔日的城门，千百年来当地老表还直称为东门、南门、西门、北门和东北门。城中可以明显区分为居住区、墓葬区和大片的制陶区、窑区、冶铸铜器区，并且发现了宗教礼仪建筑的遗迹。宗教祭祀场所由道路、建筑基址、祭祀台座、土台地、柱洞群五大部分组成，红土高台位于整个吴城遗址的中轴线上，依据山形地势夯筑而成，不宽的路面两侧是对称分布的柱洞群，路面用鹅卵石、陶片、黏土混合而成的“三合土”铺成，踏上台阶便是走向庄严的祭祀高台。想必，祭天敬神所用的器皿，不是陶制的器物，而是能与天地鬼神对话的神圣的青铜器！
要知道，对古人而言，青铜器的人文政治意义远高于技艺价值。著名的“问鼎”故事，便是最好的说明。据古史记载，夏王朝把九州长官进贡的青铜铸成九鼎，其上刻有各地的神怪异物图像，象征拥有天下亦“使民知神奸”。以后，历经商周，都视之为传国之宝，得九鼎即受命得天下。春秋时，周王室衰微，楚庄王侍强势于洛邑向周王使者问九鼎大小轻重。面对别有用心的挑衅，使者回答：“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从此，“问鼎中原”成为夺取政权的代称。显而易见，铜鼎是象征王权、揭示礼乐制度的最重要的一种礼器。它和其他青铜礼器通称为“彝器”，即意为“常宝之器”。超越日用的神圣社会意识形态意义，使这类铜器每每以超人的尺度、雄厚的造型、精繁的纹饰和严正的铭文傲立世间，令人感到一种神秘狞厉的威力和崇高峻峭的美。商周青铜器还有炊具、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兵器、工具和杂器，品种多，形制丰富，功能区分明显，纹饰则是气象万千。
从吴城商代遗址及附近商墓等地出土的青铜器数量之多，品种之全、造型之奇、工艺之精、纹饰之美，为我国南方罕见，堪与中原青铜器相媲美。先后对吴城遗址进行的十次考古发掘，历时三十年，揭露面积六千余平方米，清理了城墙、房址、陶窑、墓葬、水井、道路、铸铜遗迹、大型祭祀广场等重要遗迹，出土了石器、陶器、原始瓷器、青铜器、玉器等遗物六千余件。五百余件青铜器中，有鼎、鬲、豆、簋等礼器，有戈、矛、钺、刀、剑等兵器，有乐器，有生产工具，还有生活用具，其中包括酒器铜爵、铜尊和铜斝。一批青铜器铸造工具石范、泥芯以及铸铜木炭、铜渣的出土，说明这些青铜器是在当地生产的，吴城先民已经掌握了冶炼、铸造青铜的技术，和中原地区一道进入了青铜时代。
所谓石范，即印模子。吴城先民在石头上打制红铜工具，石块上的凹槽给他们启示：在槽内灌入铜液，冷却后即铸成器具。铸铜工具石范由此诞生，后来才有了泥范、陶范。吴城的青铜酒器斝足石范，一定铸造了无数的青铜斝；无数的青铜斝，一定温热了无数尊佳酿；而无数尊佳酿，大约一半用来敬神，一半用来醉心。
在吴城附近大型商墓中出土的一只大甗，人称甗王，是青铜的炊具兼祭祀器物。一米多高的甗，上有甑，中间有镂孔甑箅，下为四只大袋足，足中空，可以盛酒，亦可盛水。四足以下可燃火，有如而今的蒸锅，既可蒸酒，也能温酒。凭此，可以想见当时此地的酿酒水平和饮酒风气。
文字和青铜器的发明和使用，都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主要标志。吴城恰恰是江南出土陶文最多的地方。吴城的陶文是将陶器胚胎做好后，直接刻画在陶胚上，然后入窑烧制而成。有一件陶文有“入土材田”四字，专家考释，“土”为社，社是古代传说中主管田地的神，“材田”即犁翻地里的杂草以便播种。这件陶文意为“祭祀田神，犁翻田地”，说明吴城地区的农业生产已进入犁耕农业阶段，日益丰足的粮食生产为先民利用谷物酿酒提供了最基本的物质条件。于是，从前盛在陶鬶中的酒，遭遇了青铜，与铜斝相会在某个被篝火映红的夜晚，或有神灵从东天飘然而至的朝霞里。
鬶和斝以及其他酒器告诉我们，樟树这“古国名邑、中华药都”，其实也是酒国醉乡。它怎能不醉呢，当酒投怀于青铜，或者，当青铜温暖了酒？
樟树的地下博大精深。樟树的地面辽阔壮美。翻开樟树的民俗志、艺文选、工商史、中医药史、道教名山《閣皂山志》，到处弥漫着酒香。甚至，我看到，众多的历代名人虽早已远去，他们的身影却仍然流连在酒杯中。于是，我常常恍然：不知是酒孕育了樟树的悠久历史和璀璨文化，还是樟树丰富绚丽的历史和文化，酿造出了这冠以四个“特”字的回味悠长的美酒？
我不由地想起铸造青铜斝的石范。也许，就是那只石范，在铸造青铜斝的同时，就为樟树铸造了属于其特有的弥散着浓郁酒香的生活习俗、文化风貌，以及大众心理和集体性格吧？要不，樟树怎会成为一个清香醇纯的地名，一个芬芳远播、声名远播的地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