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玺璋
一协助袁世凯小站练兵
历史翻到了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这一页，徐世昌协助袁世凯小站练兵已是第三个年头。徐是袁的老朋友，甲午战争前，袁世凯微服潜逃回国，李鸿章令其与他人同办转运。这个微末之职与他所期待的”从此可跻高位“相差太远了，但他是个玲珑剔透之人，京城的环境恰好给了他广结官场的机会，也成全了他对异路功名的热望。他在写给其兄世敦、世廉的信中提到：”正在侘傺无聊之候，忽遇契友阮君斗瞻，愿作曹邱生，劝弟投其居停李总管门下。得其承介，晋谒直督荣中堂。“这里的李总管，即大太监李莲英，荣中堂即荣禄，此时他是直隶总督。这一次袁世凯心遂所愿。由于朝廷不满于绿营的涣散，急欲编练新军，荣禄正为此物色人才。袁世凯的出现可谓恰逢其时，他在晋谒荣禄时详细回答了有关外国兵制的提问，荣中堂甚为满意，很快将他介绍给李鸿章。李鸿章是了解袁世凯的，他说：”袁某对于军事上之新学识，深有心得，畀以练兵之责，必能胜任也，遂合词奏保，即蒙召见，奏对称旨，奉谕派为北洋练兵大臣。“这是袁世凯自己的说法。然而，袁世凯督练新军究系何人所荐，陈夔龙的《梦蕉亭杂记》还提供了另一种说法。他说：”甲午中日之役失败后，军务处王大臣鉴淮军不足恃，改练新军。项城袁君世凯，以温处道充新建陆军督办。该君屯兵天津小站，于乙未（1895）冬成立。当奏派时，常熟不甚谓然，高阳主之。“陈夔龙（1855-1948），字筱石，号庸庵，别署庸庵居士，光绪十二年丙戌（1886）进士，当时在京城译署为官。他这里提到的常熟，即光绪的老师翁同龢，高阳即清流领袖李鸿藻，他们同为军机大臣，提携一个军务处的下级官员，自然不在话下。据说，袁世凯结识李鸿藻，是徐世昌介绍的，袁还乘机向李递了门生帖子，算是拜门。他”以曾在朝鲜为其国王练军，自诩知兵，乃奔走于督办军务处王大臣之门，而以训练洋队之说进，李鸿藻、荣禄均为所动，而李尤激赏，谓世凯‘家世将才，娴熟兵略，如令特练一军，必能矫中国绿防各营之弊’，乃嘱袁草拟练兵要则及营制规章，凡数千言，大旨则步兵操法以师法德国为主。乙未十月（1895），督办军务处商定，调胡橘棻督办关内外铁路大臣，兴造津芦铁路，并请变通军制，在天津新建陆军，派袁世凯督练“。
徐世昌与清流素有往来。他与陈夔龙均为同年同榜知名者，区别仅在于，陈夔龙改部曹，他授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散馆，又授编修。按照清朝规制，散馆相当于一次后备干部考核，”前科庶吉士于下科殿试前，再经廷试一次，课以一赋一诗，仍以殿试卷书之，亦分一、二、三等。一等与二等前列，可留馆授编修、检讨，余以主事分部，仍候补或知县即选“。看来，徐世昌这次考得不错，取得了编修的资格，如果再有一次翰林大考，加以很好地发挥，或可超升，进而成为侍讲，或外放学政，也未可知。然而，”翰林大考无定期，或三、五年，或十余年一次“，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大考，徐世昌恰逢其时，可惜的是，他”未列上考，不得记名，遂思以知府截取，分发河南，未及行，适袁世凯于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十月奉诏治军小站，号新建陆军，奏调世昌会办参谋营务处。此为徐氏与北洋军系发生关系之始，而一生功名事业，亦即从兹发轫“。
袁世凯既已走马上任，便向徐世昌发出了邀请，他的《与徐菊人书》写得非常诚恳：”老哥困居翰院，将届十年，虽则得过试差，门墙桃李，遍植九州，而欲望循序升职，限于前辈之当先，缺少人多，擢升之期遥遥无望，不如改弦更张，屈就武职，别图异路功名较为迅速也。弟之练兵处，月饷约十万左右，需人佐理，拟奏调老哥为练兵处提调，兼任饷糈事宜。虽属大材小用，而建功列保，却较在翰院中容易十倍也。“这是袁世凯的经验之谈，也是肺腑之言，想当年，他刚来京城，叔父袁保恒力劝他以科举求功名，但他自认为”天分不足，素性顽钝，不好读书“，如果”以文章猎取功名，只恐画饼难以充饥耳“。他更感到兴趣的是”异路功名，苟遇机会，一二年竟可飞黄腾达，因此热中不减“。于是，他”舍恒叔而托菊人纳捐，并承菊人推解，托张公佩纶转荐于直督李爵帅幕下“。张佩纶是李鸿章的女婿，袁世凯经他推荐很快赴津参谒李鸿章，并被委任为机要科二等文牍员。但他既”以一领青衿入仕途，必为人所轻视“，不得已借口母亲病危，离开了督署。但他不久又经叔父介绍，拜在淮军将领吴长庆的门下。光绪八年壬午（1882），朝鲜内乱，吴长庆作为钦差大臣率兵前往平乱，并保举袁世凯为营务处总办。
徐世昌对于袁世凯的邀请，并未拒绝。尽管时人对翰林总是另眼相看，并以点翰林为仕官捷径，但他在翰林院毕竟已近十年，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翰林大考，又未有所获，在这里继续忍下去，殊不易也，不如答应袁世凯，未必不是一条出路。不过，据王伯恭（锡鬯）《蜷庐随笔》所言，清朝定例，”翰林院编修须满六年资格，方可迁转。此六年中，一日不得间断，若有事出京，亦须回时按日补足“。徐世昌应邀参与小站练兵时，他的编修资格尚不满六年，王伯恭还请王夔石制军（文韶）为他求情，希望免扣资格。但”奉旨：徐世昌准其在营效力，所请免扣资格之处，著无庸议，于是徐君仍回原衙门行走，但受小站营务处虚衔，月支数百元薪俸而已“。
这是徐世昌最初接受新建陆军参谋营务处总办一职时的情形，这个职位相当于今天所谓参谋长。徐世昌固然不懂军事，但他的稳重、练达和人脉关系，常常可以帮助袁世凯度过危机。事实上，徐居袁幕，分虽属僚，实为客卿，且二人交谊非比寻常，袁视徐为兄长，虽非言听计从，却能遇事请教，彼此一刚一柔，总能收相济相扶之效。据陈夔龙《梦蕉亭杂记》记载，新建陆军成立只有数月，津门官绅已啧有烦言，”谓袁君办事操切，嗜杀擅权，不受北洋大臣节制。高阳虽不护前，因系原保，不能自歧其说。乃讽同乡胡侍御景桂，摭拾多款参奏。奉旨命荣文忠公禄驰往查办。文忠时官兵尚（兵部尚书），约余同行。甫抵天津，直督王文勤公文韶传令，淮练各军排队远迓，旌旂一色鲜明，颇有马鸣风萧气象。在津查办机器局某道参案毕，文忠驰往小站。该军仅七千人，勇丁身量一律四尺以上，整肃精壮，专练德国操。马队五营，各按方辨色，较之淮练各营，壁垒一新。文忠默识之。谓余曰：君观新军与旧军比较何如？余谓素不知兵，何能妄参末议。但观表面，旧军诚不免暮气。新军参用西法，生面独开。文忠曰：君言是也。此人必须保全以策后效。迨参款查竣，即以擅杀营门外卖菜佣一条，已干严谴。其余各条，亦有轻重出入。余拟复奏稿，请下部议。文忠谓：一经部议，至轻亦应撤差。此军甫经成立，难易生手，不如乞恩姑从宽议，仍严饬认真操练，以励将来。复奏上，奉旨俞允“。
这一段清代官场故事，颇能说明荣禄对袁世凯的一番苦心，也可以想象徐世昌在其中所起的作用。陈夔龙与徐世昌为丙戌会试同年，这种关系在官场上是十分重要的。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徐世昌在小站练兵已近三载，这一年的三月、闰三月，他曾回到河南辉县百泉之水竹村，祭祖修坟，安葬慈母。他幼年丧父，家道中落，全赖母亲支持门户，将他与弟弟抚育成人，故他对母亲感情极深。在三月十三日的日记中他写道：”未刻到卫，住朝阳寺。叩别先慈灵榇荏苒一年，回忆昔年远行归来瞻依膝下。今则四方多难，不见我母，灵前哭拜，痛切肌骨。“思母之情溢于言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选地、造坟、栽树、立碑，直到廿九日”慈灵安葬“，这一天的日记具体写到安葬时的情形：”遵用祖茔乙山辛向丁卯丁酉分金元六度，下志石圹前二、三尺，居先君子、先慈两圹之间。不见慈颜已年余矣，从此，宅兆永安，长此终古。伏地哀痛，悲风悽恻。封墓，哭拜敬礼。“除了河南之行，这一年里，他很少离开小站，有时为了会客、办公务，要去天津、保定，也是快去快回。从他的日记中我们发现，几乎每天，他都在营中活动，或操练军队，或查看防务，或与各营将官谈话，或处理各种公务文案，常常是”夜深始眠“，更有甚者，二更、三更还要出营查哨，至”天将明始眠“。徐世昌是个尽职尽责的人，他这时是住在营里的，事无巨细，随时都会有人找他拿主意。一来他受到袁世凯的高度信任与尊重，言听计从，尊为兄长；二来他是翰林出身，将领对他特别尊重，皆尊他为师。他一边主持各营操练，一边自学军事及英语，编写了《新建陆军兵略存录》，以此统筹全军训练及教育，成绩卓著，声望很高，从而奠定了他在北洋军队中仅次于袁世凯的地位，真正达到了”以文修武、以军功进身“之目的。小站练兵，是中国军队走向近代化的开始，袁、徐二人皆有贡献，而徐世昌最先提出比较完整的近代化军事理论，制订了中西结合的军制、法典、军规、条令及战略战术原则，贡献尤为显著。
二希望朝廷尽快变法革新
这一年，中国所面临的局势已非常紧张，春二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及山东的修铁路和开矿权；三月，俄国强占旅顺、大连湾及中东、南满铁路；夏四月，英国租借威海卫和香港九龙及长江流域的权利；法国则要求租借广州湾及广东、广西和云南的权利；日本要求福建的权利；意大利也不甘落后，要求租借浙江的三门湾。结果，除意大利的要求被拒绝外，其他国家的要求清廷都答应了。这就是所谓瓜分之祸，其祸根就在于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打了败仗，以及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李鸿章与俄国签订的《中俄密约》，正所谓”列强竞逐之心无时或已，相逼而来如环无端。究其原因，皆甲午一役厉之阶也“。徐世昌、袁世凯对这种危机四伏的局面是有切身体会的，他们私下里常常流露出一些不安和忧虑。二月初，徐世昌在日记中记下了俄国人的嚣张气焰：”俄人欲令自其交界至北京、天津所有练兵处所皆用其国人教练而尽驱他国之教习。聂功庭军门（士成）所约该国沃参将复不归功庭节制，其后该国有派来中国教兵者皆照此例，其欲收我北方之兵权悍鸷甚矣。“俄国人的这个举动，或将威胁到他与袁世凯在小站训练的新军，尤其他们聘请的洋教习，主要是德国人。二月十六日，他先在日记中提到了”闻皇上以时局危迫临朝痛哭“，然后又记，得到胶州电报：”俄兵舰掠德巡船一只去，德人尽弃其资粮，水师尽登船，陆军固守青岛，不知将与俄有战事耶，抑两夷别有深谋耶？“同一天，”又闻日本尽收其商船入口，英借给现款二百五十万，或亦将有事于俄耶，未可知也。然皆大不利于我中国，使仍不放手为之，祸患之来曷其有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