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驼祥子》成功地塑造了祥子和虎妞两个形象。祥子是进了城的农民，他用老实农民的眼光看待城里的一切，用谋求个人发家的劲头来攒钱买车。他拼命出卖劳力，生活过得极端的勤俭节约，甚至忍饥挨饿，在城市的花花世界面前毫不动心。祥子身上农民的性格、气质、心理被描写得十分准确，他那么勤劳、淳朴、善良，连阿Q那点狡猾也没有；同时又同所有小生产者一样，眼光狭窄，除了为改变个人境遇的挣扎之外，几乎并不关心别的一切。在祥子的生活中，虎妞的出现是个大灾难。作家对这个女性从外貌老丑到个性的泼辣、厉害、粗鲁，都描画得淋漓尽致。虎妞的每一句话都是个性化的。她为了勾引祥子强迫他喝酒时，骂他“窝窝头脑袋”，说如果不喝就“揪耳朵灌你”，这正是以粗暴形式表现出来的她的温情。因为她既没有闺秀千金的生活环境，又没有洋女士的教养，她所接触的只是她的父亲刘四对于女子的污辱，她所了解的男女关系不过如此。加上长期帮助刘四剥削车夫，养成一身江湖气味。所以通过虎妞的畸形的、变态的心理、行为，恰到好处地反映刘四这一类半殖民地社会地痞恶棍的生活。成功的形象本身所具有的揭露力量，可能比直接描写刘四的罪行还要强些。老舍把祥子的堕落称为“社会病胎的产儿”，此话如送给虎妞却是再恰当不过了。丑的环境产生丑的人物。但在家庭内部，虎妞又与刘四有矛盾。自私的刘四为了维护车厂的财产而漠视女儿的幸福，使虎妞失去了自己的青春。从这个意义上说，虎妞又是个受害者，尽管她到死也没有从思想上背叛家庭。虎妞爱祥子，不过爱他是个强壮的男性，而且因为对刘四抱有幻想，误以为将来可以把祥子提拔到剥削阶级行列里来。后来与刘四闹翻了，看到回家继承产业没有希望了，便又反转来剥削祥子，对同情祥子的小福子竟狠毒地要绝人生路。所有这些都说明虎妞反抗刘四，与“五四”时代妇女解放精神是毫不相干的。
祥子原是地道的老实农民，《骆驼祥子》就是描写他怎样转化而为流氓无产者的。他的拥有一辆车的微薄愿望一再地幻灭，于是从积极奋斗到消沉，对城市里腐烂的生活便渐渐失去抵抗力，终于堕落下去。这个过程极有力地揭露了社会黑暗。这也是这部长篇最有思想价值的部分。小说又描写祥子参加了革命政党组织的活动。可惜作家当时对革命的错误认识发生了作用。在他的笔下，革命不过利用一下无知的祥子，于是祥子也可以利用一下革命。革命者阮明被绑赴刑场，而告发的祥子得了60块钱。
《骆驼祥子》不写革命是可以的，但写了革命而把革命写歪了，总是一个失败。至于祥子在虎妞死后便一落千丈，也缺乏充分的性格根据。本来作家非常真实地写了祥子在无可奈何地做了虎妞的丈夫后，这一对夫妻同床异梦，思想、生活都不和谐，实际上也就是始终没有消除互相间的阶级隔阂。因此，虎妞之死固然会使祥子伤心，但同时又是他从虎妞的羁绊下的解放，他为什么一定要堕落？这时，按照他的性格逻辑，作家又非常真实地描写他先去找生活，等生活有了着落之后再与小福子成家。生活第一、成家第二，这又是农民求实心理的表现。真是天无绝人之路，祥子很快找到恩人曹先生，他的生活不成问题了。可是为什么第一位问题解决后，第二位的问题的打击，（小福子被卖到白房子里并且自缢而死了）竟然使他饭碗也不要了？后来他显然是自甘堕落，包括与夏太太发生性关系染上了梅毒，最后为了钱而告发阮明等等。作家认为只有到了这时，祥子才“入了辙”，像个车夫了。按照这种对车夫的看法，他最后必然要这样来处理祥子的结局。
中篇《我这一辈子》被称为《骆驼祥子》的姊妹篇，也是写北京市民的。它采用第一人称，主人公出身城市贫民，也和祥子一样很会奋斗，曾一度当上某煤矿村警察所所长，“在这里我很施展了些我的才干与学问”。但是因为他出身卑贱，又没有政治背景，还是被统治者一脚踢开，落了个悲惨下场。作家对他怀着深厚的同情，认为“巡警和洋车夫是大城里头给苦人们安好的两条火车道。”正如祥子愿意卖力而不可得，这位老巡警也有才无可施，通过他的一生经历也反映了上层社会的腐败。但如果他的“才干与学问”真正施展开来又对谁有利，对这个问题当时作家似乎没有想到。所以这部中篇的思想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
老舍还写了一批短篇小说，出过《赶集》、《樱海集》、《蛤藻集》。这些小说从思想倾向看，与他的长篇是一致的，但所反映的生活面更广。揭露社会黑暗是他的短篇的重要内容。《听来的故事》、《上任》，揭露政治的腐败、官匪一家。《新时代的旧悲剧》揭露口讲国学的孔教徒帮助儿子干尽坏事。也有对于洋奴的辛辣讽刺，如《东西》、《牺牲》。他还揭露了旧社会的一些怪现象，如医生用茶水冒充针剂（《开市大吉》），军阀部队的两个兵合娶一个女人（《也算三角》）。对下层人民的同情，特别是妇女命运的同情，也是老舍短篇的突出内容。《月牙儿》描写母女两代由于生活逼迫沦为暗娼的悲惨故事，同类题材还有《微神》。《柳家大院》写小媳妇受公公、丈夫、小姑的联合欺压致死；但凶恶的小姑最后也要被当作商品出卖，等待着她的不会是比嫂子更好的命运。老舍也表现他所肯定的人物，如《铁牛与病鸭》写一位不问得失一心从事科学实验的知识分子，《黑白李》、《歪毛儿》等赞美具有“友爱”、“耿直”等好品德的人物。但这类作品不及暴露黑暗和同情人民苦难的作品那么感人。
老舍在艺术上讲求“俗”和“白”。“俗”当指的是描写普通的日常生活，写风俗、民俗，他的许多小说因此具有浓郁的市井风味和北京地方色彩。他认为创作的最主要任务是塑造好人物形象，而他的人物几乎都是活动在非常平凡的生活中的。茅盾总要设计些紧张的情节来表现他的人物，如吴荪甫投身于公债场的惊涛骇浪中，连老通宝这样普通农民的养蚕生涯竟也带着某种程度的冒险性。而老舍却是从容不迫地在起居饮食中来表现人物。祥子和虎妞的关系是《骆驼祥子》中最富于情节生动性的部分，也离不开柴米油盐、生老病死、家长里短的描写。短篇《断魂枪》因为写拳师的生活，多少带着一种神秘的气氛，里头还有卖艺比武的场面，但也还是在人物交往中用三言两语的交谈，把人物树起来了。
鲁迅之后，小说创作重在日常生活中写人的一派中，老舍的作品是十分杰出的。所谓“白”，当指语言的朴实，特别是要运用群众的口语，使作品有一种浅淡的颜色。老舍曾经有意地不用知识分子的语气语汇，而专用群众口语，他要看看群众语言是否也能充分地描情状物，表达意思。他的实践是成功的，地道的北京地区的群众口语，比一般化的知识分子的语言更能生动地表现北京市民生活。尤其是那些以第一人称写的小说，如《我这一辈子》、《柳家大院》等，那一口纯熟的北京口语，对形成老舍小说特有的“京味”起了很大作用。自从鲁迅等“五四”时期的作家开辟了现代白话文学以来，在推进白话文的发展上，老舍做出了显着的贡献。
当20世纪30年代创作中欧化观象还相当普遍时，老舍却在口语化的实践中取得如此重大的成果，实在难能可贵。他和20世纪30年代的赵树理，一个运用市民的口语，一个运用农民的口语，都达到了炉火纯青。两峰并峙，是现代最杰出的一对语言大师。“俗”和“白”，是老舍艺术上有特色的部分，归根到底，在于他对北京人民生活和语言的熟悉。
20世纪30年代还有一位以长篇小说着称，但风格上大异于老舍的，是巴金。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省成都市人，出身于一个封建官僚地主大家庭。在这个家庭里“有将近20个的长辈，有30个以上的兄弟姊妹，有40~50个男女仆人。”巴金说他“从小就爱和下人在一起，我是在下人中间长大的。”这使他有可能从受欺压者的眼光来看自己的家。“五四”运动后，他从《新青年》等杂志中接受了反帝反封建思想，对家庭产生了叛逆的心理。后来在《我的幼年》（收于《忆》）中，他说：“这个富裕的大家庭在我的眼前成了一个专制的王国。……许多可爱的青年的生命在虚伪的礼教的囚笼里挣扎、受苦、憔悴、呻吟以至于灭亡”。“憎恨的苗子是在我的心上发芽生叶根了。”因为自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对封建阶级的黑暗腐朽看得格外真切，一旦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便可能比较坚决地背叛家庭，开始追求新的光明的路。
1922年巴金离家到南京读书，1927年赴法国留学。当巴金开始追求真理的时候，他被无政府主义思想所吸引。他读了克鲁帕特金的《告少年书》，廖抗夫的描写无政府主义者抛弃爱情在暗杀总督时牺牲的剧本《夜未央》。对封建主义的强烈不满，要求扫荡一切黑暗事物的心理，便与反抗一切国家、权力、专政，主张绝对自由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一拍即合。巴金当时接受无政府主义，其实与鲁迅、郭沫若等曾经接受尼采的思想是一样的。当时他不加选择也不善选择地抓起了这思想武器，投向他所憎恨的封建主义。他到了法国后，又受法国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思想的影响，特别因为读了《往事与随想》，受到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赫尔岑的深刻影响。由于这些思想经历，巴金的创作的独特性首先便是那激进的态度。巴金的作品多是对不合理社会现实的控诉、讨伐。有人认为学生要去读书，不要满街摇旗呐喊。巴金则认为不仅书可以不读，就是生命也可以不要，只要是为了摧毁万恶的旧制度。他以《激流》三部曲奠定了自己的文学地位，其实他所有作品都可以说是激流，连他自己也可以说是激流，一股奋不顾身地向旧制度的堤坝冲去的激流。
因此，他的作品也必然充满激情，很有浪漫主义的特色。许多作品都是感情的不受羁缚的奔腾流泻。包括最现实主义的《家》等也都染着很浓的主观感情色彩。而且，他的许多作品都可以说是自叙小说，很容易从作家的家庭、亲友中找到原型，“差不多每一篇里都有一个我的朋友，都留着我的过去生活里的一个纪念”，而另有一些人物，则又明显的是作家感情的寄托或化身。
1927年，巴金在法国听到美国政府杀害两名无辜的意大利人的消息，又听到国内大革命失败的消息，他产生了近乎绝望的愤激之情，为了倾吐自己的情感，暴露自己的灵魂，便编造了几个人物，写成他的第一部长篇《灭亡》。这部小说的宗旨就是他在序中所说，他要抛弃哥哥和先生教给的爱和宽恕，“去宣传憎恨，宣传复仇”。主人公杜大心是个“自由社会主义”的信仰者，也就是无政府主义者，他就是憎恨和复仇的化身。女主人公李静淑，则主张用爱来洗净血迹，用爱来感化人们。于是，一场爱与憎的冲突展开了。与“五四”时那些宣扬“泛爱”的小说不同，在巴金的笔下，是憎的胜利。杜大心认为“所谓人们相爱，也只是一些梦话”，他抛弃了李静淑的爱，走上用个人恐怖手段进行复仇、也就是灭亡的路。
《灭亡》猛烈地抨击黑暗的军阀统治，它一方面肯定了杜大心的盲目反抗，一方面又如实地描写了他的自取灭亡的失败，表现了当时巴金思想上的矛盾。1928年底巴金回国，写作了大量的作品，几乎在同一个时间里，他进行着3种题材的创作。一是接着《灭亡》写了《新生》和爱情三部曲《雾》、《雨》、《电》等，表现在社会上反抗旧势力的青年；一是《激流》三部曲的第一部《家》，描写封建旧家庭的崩溃；一是描写工人的生活和斗争，如《砂丁》、《雪》等。
《新生》以李冷形象接替杜大心，与其妹李静淑继续辩论。李冷从事工人运动，但他的思想仍同于杜大心，他“憎恨一切，否定一切，反抗一切”，表示“不能够奉那愚蠢无知的人民为上帝”。他在发动电灯工人大罢工的前夕被捕并被秘密杀害。巴金继续把自己的人物送上“灭亡”的道路，但书中增加了“新生”的许诺，虽然那是渺茫的。通过李冷之死，揭露了资本家勾结军阀对工人运动的残酷镇压。
《爱情》三部曲企图通过爱情题材写青年中的3种性格。《雾》写周如水，他的性格是“软弱”，在爱情上的表现是“迟疑”。实际上这是一个不敢反抗封建道德的卑琐的小人物。《雨》写吴仁民，他的性格是“粗暴”，在爱情上的表现是“矛盾”。但吴仁民拒绝玉雯插入他与熊智君之中做情妇的要求，既不能说是“粗暴”，也没有什么“矛盾”。这大概是三部曲中最没有体现作家意图的一部。《电》以吴仁民、李佩珠为主角，他们的性格是“健全”，他们的表现是“行动”，表现革命与恋爱的统一。这是最详细地描写无政府主义者在一个小城中发展工人、妇女组织，开展工人运动的小说，同时也描写他们遭受反动当局的血腥镇压以及他们的暗杀行动。吴仁民说：“对于我们，明天也许一切都不会存在了”，只有等待着“什么时候才轮着我来交出生命呢？”巴金的小说描写这一群青年猛烈地反抗黑暗现实，因而具有进步倾向。但这些人始终没有正确的方向，他们并不“健全”。这是巴金这类作品的局限性，中篇《死去的太阳》也属于这一类。
巴金还以听来的关于云南个旧锡矿矿工生活的故事写了《砂丁》，又据自己在浙江长兴煤矿的一周生活体验写了《雪》（原名《萌芽》，因国民党反动派的查禁改名《煤》，后又改名为《雪》）。“砂丁”是矿山没有人身自由、上着镣铐，可以任意打杀的奴隶。年轻的王升义为了给爱人银姐赎身，以一块银元的代价将自己卖到“死城”当了“砂丁”。在一次事故中他和许多工人都死在矿下，而银姐还眼巴巴地盼望他回来。《雪》继续描写矿山工人毫无生命保障的极端痛苦的生活，并把矿山作为“整个中国的缩影”。同时也写了工人的暴动，表明“雪”已经溶化了。这两部作品都表现巴金对受压迫者的深厚同情，但毕竟不熟悉矿工生活，不可能写得很深。
而当巴金怀着他的全部的愤怒，去揭露他所最熟悉的封建家庭时，他才取得了现实主义的重大成功。这就是1931年完成的长篇《家》，这部小说连同抗战时期完成的《春》、《秋》组成《激流》三部曲，是巴金的代表作，而以第一部《家》影响最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