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文学概述
建国后的文学虽然处于不断摸索的过渡时期，但作家们经过不懈地努力，总体上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随着“左”倾思潮的泛滥，文学作品风格与艺术形式受到限制，有创造力和个性的作品并不多见。
这种情况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而愈加显着，“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中国文学倒退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十年，是以文学创作的“萧条期”、“灾难期”而载入文学史的。这十年，文学创作遭到严重的摧残。从1966年所谓“砸烂文艺黑线”（全国文联及其各文艺协会被迫解散、文艺刊物被迫停刊、文学出版社被迫取消、文艺工作者被迫到农场劳动）以后，直到1971年，在长达5、6年的时间里，偌大的中国没有产生一部文学作品，这在中外文化史上都是罕见的现象。
1971年以后，文学创作出现了逐渐“复苏”的苗头。这个时期产生的文学作品，大致有这样几种情况：思想和艺术都好的极少；相当一批作品宣传极左思潮，内容虚假，艺术低下；还有一些作品虽有一定的生活体验，但由于受到了极左思潮不同程度的影响，以至粗制滥造，严重的公式化。总之，十年“文化大革命”彻底破坏了建国后文学发展的局面，造成了创作上令人痛心的历史大倒退。
“文革”期间，文学创作、文学问题与政治问题、政治活动结合在一起，提出了“文学为政治服务、成为斗争武器”的口号，政治观念、意图直接转化为艺术作品。同时，作品也更明确地被赋予政治的意义。“文革”前夕对小说《保卫延安》、《刘志丹》和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评论，是着名的实例。这些作品，既被看作是文学文本，也被看作是政治文本。在破除文学生产、文学文本的“独立性”和“自足性”的同时，又将文学生产、传播、批评纳入国家政治运作轨道上，“文革”的政治倾向有了相当全面的实现。
此后不久，大多数作家、艺术家开始受到各种迫害。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不同范围受到“批斗”，遭受人身摧残，有的被拘禁、劳改，还有一些作家因此失去生命。由于“文革”的激进派别指控“十七年”（指1949~1966年）文艺界为“黑线专政”，于是大多数作家被看作是“黑线人物”、“反动文人”而打入另册。由于作家、知识分子是要彻底破除的“旧文化”的主要传承者，所以，这场运动加剧了对他们迫害的广泛性和严重程度。
“文革”开始的最初几年里，除极个别作家（郭沫若，浩然，以及一些工农出身的作家，如胡万春、李学鳌、仇学宝等）仍可以发表作品外，其他作家普遍失去了写作资格。1972年以后，作家中可以发表作品的人数有所增加，如李瑛、贺敬之、顾工、草明、张永枚、玛拉沁夫、茹志鹃、臧克家、姚雪垠等，但大部分仍不能（有的则是不愿）写作。
个别作品和理论着作，在经过审查后，也获准重新印行，如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贺敬之的《放歌集》，张永枚的诗等。这些重版的着作，大多作了响应当时的政治要求的修改。
“文革”期间，也有一些新的作者出现，他们中的有些人成为“新时期”作家的一部分，如莫应丰、张长弓、梅绍静、王小鹰、谌容、刘心武、徐刚、郑万隆、梁晓声等。
这一时期，各种文体如诗、散文、小说的发表，许多仍以个人署名的方式。但是，“集体创作”得到鼓励和提倡。“集体创作”这一名词在1958年就作为一项显示“共产主义思想”的事物提倡和实行过，《文艺报》还发表过《集体创作好处多》的专论。当时一部分有影响的作品，就是以“集体写作”方式实现的。如《金训华之歌》（仇学宝、钱家梁、张鸿喜）、《牛田洋》（署名南哨）、《桐柏英雄》（集体创作，前涉执笔）、《虹南作战史》（上海市《虹南作战史》写作组）、《理想之歌》（北京大学中文系72级创作班工农兵学员）等。
这一时期，与国外的文化交流，几乎处于隔绝的封闭状态。少量的文化交流（文化团体的访问、演出，文学作品的译介），主要出于政治意识形态的考虑。对外国哲学、文学艺术等的译介工作，也基本上陷于停顿状态。只是到了1973年以后，外国文学的翻译、出版，才在极有限的范围里进行。上海从1973年11月起出版了“内部发行”的刊物（摘译），译载的主要是当代的苏联（以及日本、美国等国家）的一些小说和文学理论文字。几家主要出版社，也有少量翻译作品出版。这一时期，翻译和出版的总体停顿让私人藏书有了发挥的空间，部分私人藏书在知识分子与知识青年中流传。
“文革”期间的文学，由于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存在着不同的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在公开出版物上发表的作品，另一部分则是在秘密或半秘密状态写作、传播的作品，也就是俗称的“地下文学”手抄本作品。
公开出版的文学创作，在文学观念和艺术手法上，基本上遵循着文学激进派所确立的创作原则和方法。事实上，“文革”期间被称为“样板”的作品，许多是对五六十年代或延安时期作品的修改或移植。“文革”期间创作的小说、诗、戏剧，其艺术经验，也主要来自五六十年代。
“文革文学”也出现一些重要特征。如文学写作的“思维过程”，被规定为这样的公式：“表象（事物的直接映象）——概念（思想）——表象（新创造的形象），也就是个别（众多的）——一般——典型。”这一公式被奉为金科玉律，因而创作和阅读过程中的“形象思维”、直觉、体会等，都被坚决地予以拒绝和清除。此外，通过广泛运用象征方法来强调“革命浪漫主义”，通过选取比实际生活更理想的典型，虚构由“革命”所激发的浪漫想象也是常用的一种手段。
“文革”期间，“无产阶级文学”只能写“社会主义建设和斗争”、只能写中共领导的革命斗争生活。“社会主义文学”必须把创造新人形象（在不同时期和场合，可以替代的概念有“正面人物”、“先进人物”、“英雄人物”、“工农兵英雄形象”等）作为“中心的”或“根本的”任务。一方面，所有的作品必须主要表现英雄人物，英雄人物在作品中又必须居于中心的、绝对支配的地位；另一方面，塑造的英雄人物必须“高大全”，不允许有什么思想性格的弱点。因而，这一时期提出了“三突出”的（涉及结构方法、人物安排规则）的“创作原则”，作为实现这一“根本任务”的“有力保证”。这种创作规则，在很大程度上是“中世纪式”的，事实上是企图严格维护社会政治等级在文学结构上的体现。
“文革”期间，戏剧在文艺诸样式中，显然居于中心地位。戏剧既是选择用来进行政治斗争的“突破口”（对《海瑞罢官》、“三家村”杂文的批判），也是用来开创“无产阶级文艺新纪元”的“样板”的主要形式。处于“中心”的戏剧对文学其他样式产生重要的影响。
戏剧对其他文学样式在结构上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诗、小说、散文的“场景化”。文学创作按照戏剧冲突的设置和结构来安排矛盾的开端，发展、高潮、解决，并且注重人物的“角度化”，在人物间安排许多戏剧台词式的对白。
诗歌创作和其他文学样式一样，也受到“四人帮”反动文艺路线的严重摧残。在“新诗也要学习样板戏”塑造“高大完美”的“英雄形象”的口号下，抒情诗几乎被扼杀了，叙事诗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迷茫之中，步入歧途。这个时期充斥报刊的大多是脱离生活、脱离人民、没有诗味的“诗歌”。但是一九七六年春，天安门广场爆发了震撼全国和全世界的“四五”革命群众运动，作为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的主要表现形式，“天安门诗歌”是矗立在我国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文学创作，虽然是荒芜的、萧条的、令人沮丧的，但也出现了以往不曾见过的一些特殊的文学现象，诸如天安门诗歌、优秀手抄本作品等等。研究这些文学现象产生的背景和原因、它的特点和社会作用，对于认识社会主义文艺运动的发展规律，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史有着很大的帮助作用。
“文革”时期的小说
“文革”时期的小说，总体上以反映政治观念为主，但也有一些颇具思想性、艺术性的作品。
这个时期出现最早的一部长篇小说是《虹南作战史》它反映的五十年代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矛盾斗争，完全是按照“从路线出发”、“主题先行”的反现实主义方法臆造的，根本不符合历史生活的实际。此书艺术上也极其低劣：人物不仅没有个性，连形象的具体可感性也没有；结构支离破碎，情节不是按生活的逻辑发展，而是为作者的主观意图所驱使并淹没在大量的议论之中；语言是说教式的，干瘪乏味，绝无生活气息。
这一时期，还存在着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错误的作品，如《前夕》（胡尹强）、《我们这一代》（卢群）、《大海铺路》（上海市造船公司文艺创作组），《牛四洋》（南哨）等。
当然，这一时期也有一些长篇小说，尚有一些切实的生活感受，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也兼有某些可取之处，如谌容的《万年青》和浩然的《金光大道》。他们都有丰富的生活积累，因而在作品中较生动地描写了在建立和巩固集体经济的斗争中农村各阶层各色人等的精神状态及其相互关系，人物性格也比较鲜明。然而应该指出，他们的艺术构思以及对自己所描写的生活的认识和评价，由于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因而也严重地损害了作品中的现实主义，导致了许多不真实的描写，在读者中造成不好的影响。
还有一些作家运用唯心主义创作模式，塑造人物、描述事件不从生活出发，而从主观概念出发，突出虚假的社会矛盾，人物完全成为某种精神的化身，公式化概念化严重，这类作品毫无艺术价值，但它们作为文学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却有助于我们认识文学创作所经历的灾难。
这一时期思想和艺术都比较好的作品大都形成于“文化大革命”之前，其思想性和艺术性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干扰。如克非的《春潮急》，以鲜明的个性描写和浓郁的乡土气息，相当生动而真实地反映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四川西部一个山村围绕着办社而展开的复杂尖锐斗争，表现了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和坚定性。尽管作者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也受着极左思潮的影响，但是对于人物性格、心理的刻画与剖析，以及某些生活场面的生动描绘，却给人们带来了一股清新之气。
黎汝清的《万山红遍》，是这个时期出现的另一部较好的作品。它写的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支农民武装坚持武装斗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故事。小说的艺术视野比较宽阔，在一定的程度上比较真实地展现了那个历史时期的社会面貌和革命战争发展的历史趋势。情节比较集中，结构比较完整。
此外，还应该提到李云德的《沸腾的群山》。这部描写解放初期东北地区某矿山在修复过程中的尖锐复杂斗争的长篇小说，1965年出版过第1部，这个时期出版了第2、3部。它真实地概括了建国初工业战线阶级斗争的形势和特点，生动地刻画了一批矿山的领导干部和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老工人的形象。当时，这是一部在读者中产生过较广泛影响的作品。
姚雪垠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2部是本时期的一个重要收获。它继第一部之后，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上，以磅礴的气势和宏伟的画面，描绘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变被动为主动、从弱到强的发展壮大过程。作者通过各种艺术手段，把李自成和其他人物刻画得鲜明、生动。小说在谋篇布局和语言运用上，总的说来都颇见匠心。作者曾被长期剥夺创作的权利，后被迫直接上书毛泽东同志，才得以完成创作。
如果说姚雪垠的《李自成》第2部得来颇为不易，那么张扬的《第二次握手》则显得更为坎坷曲折了。这部描写老一代科学家的事业、生活和爱情的小说，通过对3个人物之间的爱情纠葛及其各自独特命运的描写，展现了爱国科学家献身新中国建设事业的崇高灵魂，控诉了旧中国的黑暗和资本主义的虚伪、残暴，歌颂了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歌颂了周总理，而这种思想内容对“文化大革命”来说，无疑是个勇敢的挑战，因而它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作者重写数次，每一次的书稿都以手抄本的形式在社会上秘密流传。作者因此被投进监狱，受迫害达4年之久。
受到读者欢迎的作品不能公开出版，就以手抄本形式秘密流传，这是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出现的一种特殊文学现象。
这一时期短篇小说的创作也非常不景气。1971年前后，发表在报刊上的短篇都是对语录的理解，它们丧失了文学艺术的一切特点，尽说假话、大话、空话，为人民群众所深恶痛绝。
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较好的作品，如《机电局长的一天》（蒋子龙）、《山鹰展翅》（孙健忠）、《路标》（侯建冰）、《带响的箭》（张登魁）等。这些作品不跟当时时髦的思潮随波逐流，热情地塑造了革命老干部、深山老看山员、部队指挥员和少年儿童的感人形象。在艺术水准上，同“文化大革命”前的短篇小说相比，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但在那个特定时期，却有着积有意义。
《春潮急》和《万山红遍》这两部长篇小说，是十年浩劫中多少可以填补这段空白的难得之作。
《春潮急》的作者克非（本名刘绍祥），1950年参加革命后，曾长期在四川省安县、绵阳一带做农村工作，和群众一起开展过清匪、反霸、土改和农业合作化运动，写过一些新闻报道和短篇小说。《春潮急》是他计划中的长篇小说《必由之路》的第一部，于1956~1959年写出初稿，1974年修改后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围绕着建立农业社过程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构思了他的长篇故事。但是，由于作者独特的生活积累和独特的语言及艺术表现方法，使得这部小说具有不同于同类题材的其他作品的鲜明特点。
首先，作品描写了解放后贫苦农民由于天灾、疾病等原因，遭受富农剥削的生活场景。如金毛牛（金本田）、豆腐干么婶变相成为新、老富农重利盘剥的对象，孤立无援的青年寡妇徐元菊连同土地、弱子成为新暴发户李春山攫取的目标，都写得令人触目惊心。此外，作品还以相当的篇幅，勾勒了富农和某些富裕中农高价出租耕牛、廉价收购竹子、开纸厂和放高利贷等种种剥削行为，令人读后不觉充满了对于土改后开始出现的阶级分化现象的窒息感和痛苦感。
作品真实地描写了这些生活场面，深刻地表现了我国50年代初期农村生活的现实，同时，也更深刻地揭示了广大农民在党的领导下走合作化道路的必然性和迫切性。作品中的金毛牛，力大无比，论力气，论农活，都应该是土地的主人。但由于土改后接连受到冰雹、山洪、黄牛坠崖等意外事故的袭击，他重新沦为富农徐锅巴胡的雇工，在这条“蚂蟥”的残酷压榨下，30多岁的壮年汉子变成了一个贫病交迫的潦倒人。
金毛牛的形象，是当代文学作品中不可多见的、在解放后仍然遭受到剥削的劳动者形象，是一个迫切等待新的“解放”的形象；这一形象，揭示了解放初期至合作化前夕我国农村部分存在着的阶级分化和阶级对立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