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南北朝民歌的整体风格特征亦与语言特征及反映的感情特征相关联。南歌委婉细腻，北歌豪放粗犷，这与地理环境差异也有一定关系。南方气候温暖湿润，河网密布，物产富饶，容易陶冶出以明丽妩媚为特征的艺术情趣；北方是一马平川，景观缺少细部的变化，生活相对简单而严峻，大自然却有南方无法比拟的博大、崇高和雄浑，这样的环境较容易铸就北方人民宽阔的胸怀以及豪迈而又质朴的审美特征。因此，同样是爱情歌曲，南歌真挚缠绵。北歌大胆干脆。
对后代影响巨大而足以代表北朝民歌最高成就的当然是《木兰诗》。《木兰诗》在我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上，初次塑造了一个英姿飒爽的具有典型英雄性格的女性形象，再配上北方雄浑的自然景色，画面气魄宏大，读来令人意气振奋。《木兰诗》在体式上使用杂言，轻便灵活，接近于口语，既注意押韵，又注意韵脚的不断转换。诗的结构、布局也极有特色：铺排时淋漓酣畅，简略时则惜墨如金，如木兰10年的戎马生涯，只用了20个字，便一笔带过。另外故事情节特强，比喻新奇幽默，叙事与抒情相糅合等等也都是这首诗的特点。
魏晋南北朝赋
魏晋南北朝时期，辞赋的地位已经远不如诗歌，但仍有不少诗人兼作，产生了不少佳作，辞赋本身也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魏晋时期，首先表现为由两汉时期以铺写京都、宫殿、苑圃、田猎为主的“体物”大赋，逐渐变为抒情小赋，并且朝骈化发展。
建安时期辞赋创作较普遍，今存赋作达150多篇，大部分为小赋，作者包括了曹操父子三人和建安七子诸人。其作品内容一是题材扩大，二是反映社会生活的功能加强，三是强化了抒情性。佳作有曹植的《洛神赋》、王粲的《登楼赋》等。魏末的辞赋作家有何晏、阮籍、嵇康等。
西晋太康作家写辞赋的更多，作品数量超过建安时期，形式也以小赋为主。著名作品有：潘岳的《西征赋》、《秋兴赋》，陆机的《豪士赋》、《文赋》，成公绥的《啸赋》，木华的《海赋》等。
这时期著名的大赋则有左思的《三都赋》，描绘了三国时期魏、蜀、吴都城盛况，作品在当时身价极高。东晋时期的辞赋不重雕琢，比较明确、畅快、清新，著名作品有郭璞的《江赋》，孙绰的《游天台山赋》，陶渊明的《闲情赋》、《感士不遇赋》等。
南朝的赋包括宋、齐、梁、陈四代之作，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咏物抒情小赋；一类是以“体物”为主，偏重于铺张、夸饰的大赋。前者多传诵名篇。
刘宋初年有颜延之的《赭白马赋》，用典繁密。谢灵运的长篇《山居赋》，铺陈过多，不如《罗浮山赋》、《岭表赋》等山水之作流丽。稍后有谢惠连和谢庄的咏物之作，如前者的《雪赋》、后者的《月赋》，隽永清新。鲍照的辞赋成就最高，如所作凭吊广陵（今扬州）的《芜城赋》，笔力雄健，写出了广陵昔盛今衰的面貌；他的《舞鹤赋》、《野鹅赋》等也寄托深远。齐代的作品较少，仅谢朓的《临楚江赋》尚遒劲。
梁代是南朝赋作鼎盛时期，作家与作品较多。当时的宫体诗人也写作绮语闲情、轻艳流荡的辞赋。简文帝萧纲今存赋作就有23篇。成就最大的是江淹，作品今存约40篇，题材较广泛。《恨赋》、《别赋》是他所作传诵不衰的名作，主题、题材均新颖别致。沈约也是梁代著名辞赋家，他的《丽人赋》等属于轻绮一派代表作。陈代仅存赋作20篇，较著名的有徐陵的《鸳鸯赋》。总的来说，南朝辞赋崇尚华靡，创新之作不多。北朝的赋包括北魏、北齐、北周三代之作。兴起时间较南朝晚，成就也不如南朝。张渊的《观象赋》是北魏最早的赋作。孝文帝迁都洛阳后，辞赋作品仍不多见。孝明帝即位后，北魏朝政日乱，才有文人利用辞赋发愤抒情。如元顺的《绳赋》，借物喻人，以讥讽世态；李骞的《释情赋》，抒写身处乱世而洁身自好的志趣；袁翻的《思归赋》，抒情意味强烈。北齐文人的赋作留下不多，由南方入齐的颜之推所作《观我生赋》，记载梁末北齐史事，颇有文采。
北周的辞赋，也是首推由梁而留在北周的作家庾信的成就最高，代表作《哀江南赋》，怀念故国，自悲身世，感情诚挚，风格苍凉沉郁。他的抒情小赋《松树赋》、《小园赋》艺术成就也很高。
魏晋南北朝散文
魏晋南北朝时期，历时约400年，社会处于长期分裂和动荡不安的状态。在这复杂的历史情况下，中国文学也经历了许多变化，但它是文学走上独立自觉的时代。这一时期的散文，不仅讲求遣词造句的艺术技巧，逐渐走向骈偶化，而且在表达社会政治见解的同时，个人抒情色彩也越来越浓厚。整个时期，骈文有突出发展，在散文中占据统治地位。
魏晋时期的散文，当首推曹氏父子三人。曹操的《求贤令》等文，清峻通脱，质朴简约；曹丕的《与吴质书》等书札，清丽绰约，富于情意；曹植的表章多有哀怨，书札（如《与杨德祖书》）情浓词美。“建安七子”则各有所长，如孔融的文章刚健锋利，陈琳的檄文铺张扬厉，阮瑀的符檄文思敏捷。其他如蜀国的诸葛亮《出师表》，言辞恳切，被认为是章表类的一篇杰作。魏晋之交的散文，多论难之作、玄理之辩、嫉世之辞。阮籍的名作《大人先生传》语重意奇；嵇康的《管蔡伦》、《与山巨源绝交书》明快犀利。他们都长于辩论。王弼、何晏的文章不多，也不如阮、嵇的文章感人，但尚能深辩玄理，言约意深。西晋时期的散文走向骈偶化了，文体也越来越多。陆机被认为是骈文的奠基者，《豪士赋序》等能把说理与抒情结合起来；潘岳擅长哀诔文。
东晋时期仍盛行骈文，但也有人以散驭骈，成绩突出。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笔势飘逸，清淡而多情。陶渊明是这一时期重要的散文家，文章自然淡泊而内涵丰富，用山水田园、人情物态的描写，代替了魏晋间的玄学佛理的空谈。他的《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序》、《五柳先生传》等是千古传诵的不朽名篇。
南北朝散文，指南方的宋、齐、梁、陈四代和北方的北魏、北齐、北周三代的散文。整个南朝时期，除部分论议、奏疏外，骈文在散文中占统治地位。骈文是讲究语句偶俪、音调铿锵、对仗用典的文体，起自东汉，经过西晋至南朝，特别是齐永明以后，已成熟而定型。
作家们撰文，一是在隶事用典上更加繁复，二是追求声律的和谐更加自觉，三是句式愈趋整齐，大多以四、六句为主。南朝文常被后人视为文风卑弱的标本，这同作家们大部分出身豪门士族，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缺乏对广大人民的生活感受，又不能直面现实政治生活有关，以致文章内容空泛，风格轻靡。虽然不少优秀的叙事文、抒情文与议论文也能做到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但大多数文章却被骈四骊六等形式束缚。
南朝骈文的优秀作家有鲍照、江淹、刘峻、徐陵、沈约等人。其代表性作品则有鲍照的描写山水风景的名篇《登大雷岸与妹书》，丘迟的喻理动情的名篇《与陈伯书》，孔稚珪的讽刺假隐士的俳谐名篇《北山移文》等。
北朝文学不仅兴起晚，成就也不如南朝。北魏前期，几乎没有产生过什么作品，散文也不例外，直到孝文帝元宏年间迁都洛阳后，大力推行汉化政策，才有文人逐渐开始致力诗文创作。但初时文人如温子升、邢劭等，作文大都受南方文人的影响。直到两魏末年，梁代作家庾信、王褒等来到长安，一时间北周文人所作的骈文多了起来。庾信是这个时代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骈文家，当时与徐陵齐名，号称“徐庾体”，其风格苍凉悲愤，笔力刚劲，用典与对偶的技巧圆熟。他撰写的《哀江南赋序》是名篇，被人们称为一首无韵的抒情诗。整体看北朝文重气质，便于时用，但大都为骈体文，又有其局限性。属于散体的文章，则有郦道元的《水经注》、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和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前两部书重辞藻，有不少佳作，如《水经注》中的写景文字，《洛阳伽蓝记》中记述佛寺掌故时兼及贵族淫靡生活的文字；后一部书重说理，所以虽然不是纯文学作品，却颇有文采，被后人喜爱。
汉魏小说
汉及魏晋时期的小说，处于中国小说发展的萌芽期。
小说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奏汉以前，如《山海经》、《穆天子传》中保存的神话传说，先秦诸子文中夹杂的一些寓言故事。《汉书·艺文志》中著录小说15家，但大多已亡佚。唐人编《隋书·经籍志》在史部地理志中列入《神异经》、《海内十洲记》，旧事类列入《汉武帝故事》、《西京杂记》，杂传类列入《汉武帝内传》、《汉武洞冥记》和晋以后的《搜神记》、《搜神后记》、《异苑》、《续齐谐记》等。宋人已把这类书归入小说了。清人又把野史笔记之类也归入小说。
这就是汉魏小说的概貌。对这些作品，大致可以分为志怪和轶事（又称志人）两类。
志怪小说的产生，同汉末以来神仙方木说盛行，佛道两教广泛传播，侈谈鬼神、称道灵异的社会风气蔓延相关。当时冠以“志怪”的书层出不穷，其内容十分庞杂，大致可分3类：一类为地理博物之琐闻，如《神异经》、《十洲记》、《汉武洞冥记》及张华的《博物志》，既记述异域的山川异物，也掺杂神仙道术事；一类为夸饰正史以外的历史传闻，如《汉武帝内传》、《汉武帝故事》和王嘉的《拾遗记》等；再一类是鬼神怪异的故事，如干宝的《搜神记》、颜之推的《冤魂志》、托名曹丕的《列异传》和刘义庆的宣扬佛法的《幽明录》等。
其中的一些优秀部分，虽然带有神异色彩，却通过美丽的幻想，表达了人民的爱憎和理想。著名的故事有：《干将莫邪》、《韩凭夫妇》、《李寄斩蛇》、《吴王小女》和《宋定伯捉鬼》等。
轶事小说是记载一些知名人物的言行轶事汇集而成。较早的有葛洪的《西京杂记》，其中的《王嫱》写毛延寿贪贿、王嫱远嫁匈奴的故事，《鹔酋裘》写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
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是专写人物言行轶事的一部集大成之作。其中表扬了一批正面的人物，如《管宁割席》中的鄙薄金钱与权势的管宁；《言语》、《雅量》等篇中，具清谈家、政治家风度的谢安；也记述了士族阶层的性格和表现。《世说新语》有较高的艺术成就，它能即事见人，通过人物的言行写出其特征，传达其神态与心理，文字简约、隽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