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
《三国志》，断代纪传史，西晋陈寿撰，刘宋裴松之注。陈寿，生于公元233年，卒于公元297年，字承柞，西晋史学家，安汉（今四川南充）人。陈寿早年拜史学家谯周为师，攻习《尚书》、《春秋》三传，精读《史记》、《汉书》。在蜀汉时，曾为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他为人正直，因与宦官黄皓不和，而使仕途连遭挫折。蜀汉灭亡后，陈寿成为一介布衣。
《三国志》全书共65卷，其中《魏志》30卷，《蜀志》15卷，《吴志》20卷，记述了自黄巾起义至晋灭吴统一天下，从公元184年到公元280年近100年的历史。此书别具一格。它约成书于晋惠帝时，时人推崇作者“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后人把《三国志》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合称“前四史”，在史学上有较高的地位。
作品写人叙事详实生动，取材审慎，文笔简洁，各传中选录的一些文章也颇有文学价值。据有关资料记载，《三国志》面世后，即有夏侯湛自毁《晋书》的故事。它对后世以三国故事为内容的小说、戏剧，特别是对《三国演义》的创作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它也是官方人士必须修读的“二十四史”之一。
三国，即东汉末魏、蜀、吴三国鼎足而立时期。对这个历史时期的划定，史学家们观点不一，一般有三种说法。第一种划分，以公元220年，曹操去世，其子曹丕废汉帝，建立魏国，为三国开始年份。到公元280年，司马炎打败吴国，建立西晋王朝，全国又恢复统一为止，共61年的时间。第二种划分，是以曹丕建立魏国开始，到公元265年司马炎废魏帝，建立晋朝共46年的时间。还有一种划分，即把三国上推到公元196年，曹操迎汉献帝至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魏国羽翼丰满，汉朝名存实亡、风雨飘摇之时算起，终于公元280年，晋灭吴为止，则整个三国时期，即达84岁高龄了。
东汉末年，中原大地狼烟滚滚，各地军阀割据称雄，连年征战，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经过一段漫长的相互攻战兼并过程，最后只剩下魏、蜀、吴三家势力强硬的对手，为中国统一奠定了基础。从这一点上来说，三国的出现较东汉末年的群雄争霸，是历史的一个伟大进步。陈寿为了纪念这段历史，于是修《三国志》。
陈寿在《三国志》中对诸葛亮推崇备至，高度评价了诸葛亮一生的业绩和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但对失街亭及“将略非其所长”等也不讳言，既不以私情命笔，又能扬其善而不引起短缺。对于曹操的描写，挟汉献帝迁都许昌，他用史笔点出是董卓等人出的主意，记述了曹操受命为魏公、魏王的真实过程。但对司马懿受禅代魏的描写在《魏书》中只用“如汉魏故事”五字，足以令人深思。
由于陈寿在撰写《魏书》、《魏略》时，是秉承司马懿意旨所写的，所以书中在个别记述上也存在一些失实之处，如诬称曹爽有“无君之心”等等。《三国志》中还将三国的鼎立和蜀汉的失败，都归于大命，在一定程度上宣扬了皇权神授的观点。此外陈寿担任过巴郡的中正官，这种品评人物的习气对《三国志》中人物的价值观也多少受到了一些影响，如对历史人物偏重于他们的才华和胆识方面的描写。
搜神记
《搜神记》，东晋史学家、文学家干宝所着。干宝笃信鬼神，他写《搜神记》的目的即是为了“发明神道之不诬”（《搜神记·自序》）。换言之，他搜神记异，是要给天命观提供例证，这就决定了本书不能不充斥宗教迷信观念。但是，由于所采故事有不少积极健康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因此本书也有不少积极健康的内容。
今本《搜神记》中464则故事，见于干宝以前的志怪书和其他书籍者约200则，其余则是“采访近世之事”。
《搜神记》的内容大体上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1，神仙术士及其法术变化，主要集中在卷1到卷3；
第2，神灵感应，集中在第4、5卷，其中“董永”条记载董永和七仙女的故事，这就是着名“天仙配”故事的本源；
第3，卜梦，集中在第6至10卷；
第4，物怪变化及灵奇之事，集中在第12、13卷；
第5，鬼事及还魂事，集中在第15、16卷，其中有不少佳作，如吴王小女故事、卢充故事、王道平故事、河间郡男女故事等；
第6，精怪故事，载于17、18、19卷；
第7，报应故事，集中在第20卷，主旨讲善恶报应；
第8，神话和其他怪异传说，集中在第14卷；
第9，历史传说，集中在第11卷，如韩凭夫妇、东海孝妇及干将莫邪等，其东海孝妇的故事则为后来关汉卿的《窦娥冤》所吸收。
《搜神记》虽然写的多是神灵怪异的荒诞故事，但也保存了不少优秀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如《韩凭夫妇》、《干将莫邪》、《三王墓》等篇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残暴本质，歌颂反抗者的不屈精神，《李寄斩蛇》记述少女李寄不顾个人安危，机智勇敢为民除害的事迹。
《搜神记》内容庞杂，描写细致生动，对人物刻画也注意到鲜明的个性，初具小说的格局，在我国小说发展史上有一定的地位。
拾遗记
《拾遗记》，又名《拾遗录》、《王子年拾遗记》，志怪小说集，东晋王嘉所着。王嘉，字子年，陇西安阳（今甘肃渭源）人。
《晋书》本传云：王嘉“滑稽好语笑，不食五谷，不衣美丽，清虚服气，不与世人交游。隐于东阳谷，凿崖穴居，弟子受业者数百人，……着《拾遗录》10卷，其记事多诡怪”。可知王嘉是当时颇有名望的方士，书中所记也多是诡怪神仙之事。
作品中有关古史部分多是荒诞怪异的神话，与史传不合；汉魏以下也有许多道听途说的传闻。末卷还记叙了昆仑等9个仙山。但文字绮丽，人物和结构都接近小说。
现传本约经过南朝梁宗室萧绮的整理，首有萧绮序。
神仙传
《神仙传》，志怪小说集，东晋葛洪所着，共10卷。葛洪，生于281年，卒于341年，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江苏句容）人，信奉道教。作者自序称，此书是为了回答其弟子滕升于仙人有无的问题而作的：“秦大夫阮仓所记有数百人，刘向所撰又70余人，然神仙幽隐，与世异流，世之所闻者，犹千不得一者也。……今复抄集古之仙者见于仙经、服食方及百家之书，先师所说，耆儒所论，以为十卷，以传知真识远之士。”
书中所记仙人除容成公、彭祖两人与刘向《列仙传》重出外，其余都是补《列仙传》所无的。所录84人，充满金丹道教的内容。但描写仙人神态也有生动之处，如王远、麻姑二条写蔡经见麻姑手爪似鸟，想到“背人痒时得此爪以爬背，当佳也”，很有情趣，后为李白游仙诗所化用。又如描绘仙人的种种神奇变化，想象生动，对后世神魔小说有一定影响。
思旧赋
《思旧赋》，属晋赋，向秀所着。赋前有序，说明是为了怀念亡友嵇康、吕安的。
向秀是“竹林七贤”之一，与稽、吕二人交谊最深，曾与嵇康一起打铁，又和吕安一起灌园。嵇、吕因反对司马昭而遭诬杀。向秀慑于司马氏的威势，不得已而赴洛阳应举。这篇赋便是他应郡举归来，经过嵇康的旧居有怀而作的。
作者因闻笛声，触景生情，追忆了往日朋友的志趣高雅、心胸旷达的音容行貌，以反衬今日人去楼空，笛声无主的悲凉。氛围极其惨淡萧瑟，让人感受到时代的黑暗，故友遭遇的惨痛和作者内心的苦闷彷徨。体小章短，刚开头却又煞尾，蘸满血泪，读之令人生悲。
三都赋
《三都赋》，属晋赋，左思所着，成文时间约在晋武帝泰始8年（272年）至太康3年（282年）间。
《三都》由《蜀都》、《吴都》、《魏都》3篇组成。前两篇分别由假想人物西蜀公子和东吴王孙盛称三国时蜀都、吴都的形势之重，物产之丰，宫室之丽，民俗之华，最后一篇则由魏国先生盛赞魏都之宏丽壮观与政治举措之修明，对曹操统一北方的功业多所颂扬。赋中指出了立国之根本在于政治之修明，不在于自然山川之形胜。
全赋采用一种纪实写真的笔法，辞采秀丽，气势宏博，虽模拟汉代张衡《西京赋》、班固《两都赋》，但后来居上，超越了前人。曾轰动一时“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晋书·左思传》）。
归去来辞
《归去来辞》，东晋辞赋名篇，陶渊明所着。原题《归去来兮》，萧统《陶渊明传》及《文选》删去“兮”字，称《归去来》，后加文体“辞”，合称《归去来辞》。
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年），陶渊明41岁，因家贫子多，迫于生计，出任彭泽令。不久产生厌倦情绪，80余天之后，挂冠而去，赋《归去来辞》。史传皆载：渊明为彭泽令，上级郡督邮来县，县吏要他“束带见之”，他甚感屈辱，表示不肯为了五斗米的薄禄向乡里小人折腰，当天即解印归田，赋《归去来辞》。但作者在序文中不说此事，只说“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因此有些学者对渊明去职之事的原因多有争论。
赋中作者以任运委化、乐天知命的思想，在田园故庐的闲静生活中，体会到欣愉的人生趣味和高洁自足的人生境界，从而冲淡了一生仕途的失意和现实贫困的生活。
文章写得既深沉又恬美，字里行间饱含着诗情画意，神态旷远，辞意畅达。宋代欧阳修说：“晋无文章，唯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
桃花源记
《桃花源记》，东晋散文名篇，陶渊明所着。约写于宋武帝永初2年（421年），是作者晚年之作。大概受当时战乱中人民被迫“逃亡去就，不避幽险”的历史真实和北方坞堡组织的启发，结合前人记载的有关传说，幻想成篇的。
文中通过武陵渔人误入桃花源之事，展现了一幅没有世网羁绊的人间乐园的图景。在那里，一切都那么单纯，那么美好，人人劳动，怡然自足，“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没有君王，没有剥削，一切都与现实社会的战争动乱、污浊虚伪形成相反的对照。文章形象自然、逼真，引人入胜。
《桃花源记》给后世文学以极大的影响。王维有《桃源行》诗，韩愈有《桃源图》诗，刘禹锡、王安石有《桃源行》诗，苏轼有《和桃源诗序》等，在历代的诗文中，更是常被作为咏叹的一种境界。
博物志
《博物志》，志怪小说集，晋代张华撰。共10卷，因原书早已散佚，现在的版本多从《艺文类聚》、《太平御览》中摘录，且有增加，因此这本书不只是张华原文。
书中内容庞杂，分类记载了山川地理知识以及一些异境奇闻、神仙方术的传说，其中对于中国西北地区天然气、石油的记载，对地质勘探有参考意义；对一些传说的记录，也对人们研究古代文学、历史人物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宋代李石有《续博物志》10卷，补张华之不足。
西京杂记
《西京杂记》，历史小说集，旧托为西汉刘歆撰，实为东晋葛洪所着。全书原为2卷，后宋人又分为6卷，共计129条。“西京”即西汉都城长安。
书中所载多是西汉统治阶级和文人的遗闻轶事，有一定思想内容，但也时有怪诞之语。其中的故事、文学形象常被历代文学家所采用。
文赋
《文赋》，古代文论专着，西晋陆机所着。用赋体形式写成，文前有序。
在《序》中，陆机具体阐述了写作此书的目的，也提出了文学批评中的一个具体问题，即“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故写此专论“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论作文之利害所由”。在正文中，陆机将文学创作分为准备阶段、构思阶段和具体创作阶段来探讨文学的本质问题。
作品在创作的准备阶段，注意到了作家本人的修养及自然和社会生活对创作的影响；在构思阶段，提出了“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的想象的作用，还强调了文学创作中的形象化，即“虽离方而遁圆，期穷形而尽相”；在创作阶段，主张文学作品要内容、形式兼重，所谓“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的“文质统一”说。《文赋》还特别提到了创作中的灵感问题。
《文赋》在中国文论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清代章学诚认为“刘勰氏出，本陆机氏说，而昌论文心”，对后世影响极大。
恨赋
《恨赋》，抒情小赋，江淹所着，载于《文选》卷10。
小赋抒写了“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的主题，把由死亡而带来的夙愿难酬，遗憾怨恨当成一个普遍永恒的存在来表现。
赋中写了帝王之恨，列侯之恨，名将之恨，美人之恨，才士之恨，高人之恨，困穷之恨，荣华之恨，虽然各有特点，但饮恨而终却是一样的。典型地体现了作者的生死观，具有一定的时代性。
此赋虽然专写悲哀惨淡的景象，但因写了一些豪杰高士的遭际，如李陵、嵇康等，因而显出一股悲愤、激昂之气。清许梿在《六朝文絜》中说：“慷慨激昂，读之英雄雪涕。”加上文辞清丽，历代传诵不衰。
十洲记
《十洲记》，志怪小说集，1卷，全称《海内十洲记》。旧本题汉东方朔撰。实为六朝人依托成书。
作品记述汉武帝听西王母说海外十洲，亲问东方朔，东方朔依次回答十洲上神仙所居及怪异之物，颇多虚诞杜撰之言。又附有沧海岛、人丈洲、扶桑、蓬邱、昆仑五条。此书保存了不少神话及仙话材料。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此书“盛称武帝不能尽朔之术，故不得长生，则似道家夸大之语”，这也是方士托言于汉武帝和东方朔来宣扬方术的小说。
南北朝民歌
《南北朝民歌》，从晋室南渡到隋代统一，270余年，南北形成对峙局面。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由于生产条件的悬殊，政治环境的差异，以及地理、风俗等各方面的不同，在文学上，也形成南北不同的色彩，这在民歌中反映得尤为明显。
首先从诗歌的题材方面来看，南朝民歌尽管数量多，但题材比较狭窄；北朝民歌虽然数量少，但题材相当广泛。现存南歌约有400多首，主要分为“吴声”和“西曲”两大类。在内容上几乎是清一色的情歌。而且所写的大多是以女子为第一人称。其中的男女私情，往往是“非礼”的关系，或是私相爱慕，或是萍水相逢，充满了对感情热烈而执着的追求。这些现象的出现，应是有其社会根源的。
江南自“永嘉之乱”后，中原人民大量南移，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有很大的发展，尤其是沿江的许多城市，如建康、江陵、襄阳等，空前繁荣。而这些都市中，又聚集着大量的中小商人、手工业者、无业游民。他们家庭中的妇女，因生活的环境和社会地位，对于礼教的观念较为淡薄，在男女爱情问题上也更为热烈、恣肆。而民歌中对此的表现，又恰恰迎合了当时腐败了的上层阶级的胃口，故得以广为流传并被大量保存。
现存的北朝民歌，只有60多首，内容却相当广泛，战争的频繁、生活的艰苦、民风土俗、北国的风光景物等等都有涉及。如那首着名的《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寥寥几笔，勾勒出北方草原雄浑苍茫的壮丽景象，这在南歌中是没有的。当然，最突出的是，北歌中出现了《木兰诗》这样一首堪与“汉乐府”中的《孔雀东南飞》相提并论的优秀长篇叙事诗。
其次，从语声方面来看，南歌婉转清丽，北歌质朴明快。尤其是南歌中大量使用了双关隐话，使诗歌更显缠绵含蓄。双关隐语的构成，主要是利用谐音字和一字多义，故有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同音同字：“合散无黄连，此事复何苦？”“散”既是药名，亦喻聚散之“散”；黄连之味“苦”又喻相思之“苦”。第二种情形是同音异字：如“莲”双关“怜”，“丝”双关“思”等等，如“雾露隐芙蓉，见莲不分明”。这些手法的大量运用既是南方民间习俗在诗中的渗透，也给诗歌添上了几分活泼与生动。北歌的语言，却以质朴明快、刚健有力见长。没有南歌的精巧文辞，更不用双关隐语的技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