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后，1981年他们的婚姻破裂了，破裂得很突然，对乌利希来说显然有一点意外：“有一天她突然收拾起她的东西搬出去了。她自己跟自己商量好了就做出了决定。但最后我们还是和平地分了手。经济上我们两人都是独立的，也没有多少东西可以分，她拿去了洗衣机，我拿家具，其中有几件至今还保留着。”正式离婚是在1982年，他们没有孩子。离婚在无神论为主导的民主德国比较容易接受，因为结婚早，离婚也不奇怪。滕普林牧师家里对离婚肯定是不以为然的。已再婚并有了一个儿子的物理学家乌利希？默克尔如今在德累斯顿的半导体行业工作。谈到和第一个夫人共同度过的岁月，他始终评价积极：“能去的地方我们都去旅行了，常和朋友聚会，我们两人都喜欢大自然，常去远足，也去看电影、看话剧。我们俩都很重视和家庭的联系，所以常去看望双方的父母”。
安格拉·默克尔自己也说，民主德国的早婚和住房紧张有关，已婚的受优待。“很快结婚的背景是，只有结了婚才有可能两个人在同一个地方找到工作。”记者胡果·米勒-福格曾问到除了住房原因以外爱情在哪里，安格拉回答道：“我的前夫和我，我们当然是相爱了，我们也设想了共同的前程。但在民主德国就是这样，只有结了婚才有共同的住房和工作。这就缩短了成家决定中的考虑时间。说起自己的第一次婚姻我好像很无动于衷，原因也许在于当时我们不应该那么快结婚，而应该再等一等。”1991年在接受摄影师赫尔林德？克贝尔采访时，安格拉·默克尔甚至把第一次婚姻持续的时间缩短到了三年，当问到是否曾很相爱时，回答得很明确：“不是，我们之所以结婚，是因为大家都结婚了。这在今天听起来很愚蠢，但当时我确实没有以必需的认真来对待这件事。三年后我们分了手。是我搞错了。”安格拉·默克尔的前夫对她这些说法不无异议，他对《焦点》杂志记者科特克说：“这话很伤人，我对结婚是认真考虑过的。”“假如我们今天还在一起，我最多也就是她的保镖。”
优秀的政治潜质
1978年默克尔大学毕业后就进入物理化学中心研究所参加工作。物理化学中心研究所1968年由原东德三个研究所合并而成。在化学科研领域一共有3102名工作人员，其中1369名科学家，共有九个研究所，默克尔工作的这个所有643名工作人员，其中336名科研人员，是九个所里最大的，分布在鲁多大道两边的多座建筑中，除了实验室、办公室以外还有一个理发室和一个按民主德国的标准来看货物丰富的食品店。默克尔在这里工作了十一年，也是在这里她拿到了博士的学位。
默克尔女士在年轻的时候便显露出其政治潜质：她是东德社会主义统一党的青年团——“自由德国青少年”的积极分子，多次被评为“优秀团员”。她当年的政治思想辅导员若干年后回忆说：“这孩子迟早会成为政治领袖！”
默克尔女士曾经称是柏林墙的倒塌唤醒了她的政治意识，她说：“我在东德居住了35年，而在汉堡只待过6周，当柏林墙倒塌的时候我才变成了一名政治家。”默克尔从一名研究物理的女学者变成政治人物是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不久。1989年底，她加入“福音教会”的分支“民主觉醒”，并担任组织发言人。
谈起默克尔在“民主觉醒”时的工作热情，报业专家、后来《勃兰登堡-奥德报》发行人克劳斯·德杰至今仍赞不绝口，在办公地不可避免的混乱当中，“她是个少不了的人，走投无路时她总有办法，不起眼，但友善和蔼。”德杰属于转折时期积极推动东部民主政党建设和媒体工作的西德人。穿着随便，不赶时髦，在那些日子里总是身着一条咖啡色灯芯绒裤子的默克尔给人的印象还像个大学生。她逐渐成长为“民主觉醒”的新闻发言人，这是当时的形势造成的，是党主席施奴尔个人的任命，并不是党理事会的决定。她从没有被正式任命为发言人，也不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是“民主觉醒”的创建人之一。在参与工作的最初几个月里，她只是个普通的工作人员，没有特别的表现和观点，当然对她也没有这样的要求和期许。当时莱法州青年基民盟主席施特凡·施瓦茨是“民主觉醒”主席施奴尔的顾问，他说记不得默克尔当时真正起过什么作用，她自己的活儿干得不错，很认真，好合作，他甚至没有注意到，她是什么时候参加进来的。“民主觉醒”内部的派别斗争，默克尔似乎没有介入，最初的几个月里她也没有什么影响力。她系统地、一步一步地建立和巩固着自己在党里的地位。起初只是个普通的工作人员，通过在总部仔细认真的工作成了那里缺不了的人，然后慢慢进入了一个事实上的发言人角色，最后想成为理事会成员。
但是“民主觉醒”在德国政治舞台上走得并不成功，1990年东西德合并后“民主觉醒”就基本停止了工作。埃佩尔曼在1990年4月22日什未林党代会上以绝对多数当选为当时“民主觉醒”的领导人，但是他又是新政府的国防部长。由于相关工作的繁重，他无暇顾及党的活动。他在党代会上强调说，政府想创造奇迹，把这个世界上每平方米驻扎武器最多的国家变成一个和平的地方。党代会前的理事会上，默克尔声明，由于担任了政府副发言人职务，她无法再完成党的工作。党代会上她以118票的最高票当选为理事会成员。1990年5月13日的理事会上，已在民主德国经济合作部任国务秘书的乌茨克建议让很多小的团体，包括德国社会同盟和“民主觉醒”联合。于是组成了一个小组，负责与不反对这样做的小党和团体协商谈判。默克尔也在这个小组里。5月28日的理事会上又成立了专业工作小组，默克尔负责劳动与社会组。
1990年8月“民主觉醒”被德国的主要政党基民盟合并。基民盟全称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于1945年7月成立。主要成员是企业主、农场主、职员和知识分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基督教民主党在各地成立。1950年10月举行第一届联盟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基督教民主联盟，选举康纳德·阿登纳为主席。1947年以来与基社盟结成姐妹党。1949～1969年，1982～1998年执政。基民盟在巴伐利亚州不设州组织，而基社盟(CSU)只存在于巴伐利亚州。然而，基民盟(CDU)和基社盟(CSU)在联邦议院中共同组成一个党团，这两个右翼的政党面向的是两个基督教选派的选民。
由于默克尔在“民主觉醒”的特殊经历和才干，她成功地当上了全德基民盟党代会代表，但她想得到提名进入基民盟联邦理事会的努力却没有成功。当时她已发出信号，表示有信心承担基民盟联邦级的工作。但是在第一轮投票中她只得到3票，被淘汰了。这丝毫不能降低默克尔的政治热情。果然，在1990年新联邦州提名联邦议会候选人的时候，为了照顾原东德1600万的选民，必须选一些原东德的执政代表，而默克尔最合适的代表。当年12月20日德国联邦议院在柏林的国会大厦组成的时候，她成为其中的一员。
贵人相助
默克尔从1989年12月加入“民主觉醒”，到取得基民盟联邦议院选区，这一切只用了一年的时间，这就是默克尔的潜质。而默克尔在政治上得到更大的发展是因为他遇上了政治伯乐，他就是德国前总理科尔。科尔非常器重默克尔女士，盛赞她是“优秀的女人”，这在男人占绝对优势的德国政坛极其罕见。
默克尔与科尔的第一次相识是她自己一手安排的。在柏林举行统一庆祝大会前夕，基民盟于1990年10月1日和2日在汉堡召开所谓“统一党代会”，党代会期间五个新州的代表团成员要像演戏一样，逐个向联邦基民盟提交加入基民盟的申请。默克尔作为原“民主觉醒”三名代表中的一员，请求当时“民主觉醒”的同事及后来的社会部长汉斯·盖斯勒把她介绍给科尔，她的原话是：“你能把我介绍给科尔吗？”科尔由于早就关注基民盟在新联邦州的人事问题，所以认识汉斯·盖斯勒。
在党代会召开的前一天晚上，这位年轻的女政治家与联邦总理在汉堡市政厅地下餐厅谈了相当长时间。这次谈话给科尔留下深刻印象，所以科尔邀请默克尔于1990年11月，即1990年12月2日第一次全德联邦选举之前，前往波恩联邦总理府。回忆起与科尔在波恩的第二次会面默克尔很平静地说：“我还记得，我到了波恩，先在科尔的秘书韦伯的办公室里等候，一直到被接见。我们聊了一些关于选举的事情，科尔显然对这次谈话很滿意。”
但是默克尔已经隐约感觉到，一旦科尔当选为德国总理就会启用她。1990年12月底《世界报》常驻东柏林记者阿勒斯对默克尔做了一个专访。当时默克尔就表露了自己的真实想法，她虽然比较肯定会在新一届政府内任职，但不知道具体担任什么职务。她曾多少有些幼稚地补充道，她对家庭、妇女等问题根本不感兴趣。幸好这位记者十分谨慎，没把默克尔的这些想法在公布她的任职前捅出去，因为她后来恰好担任这一领域的部长。1991年1月默克尔被科尔任命为德国家庭和妇女事务部长。虽然在专访时透露自己对这一块兴趣不大，但默克尔没有表示任何犹豫就走马上任了：“事情的发生使人不知所措，根本没时间容你去仔细考虑这些问题。我自己清楚，这种安排是有道理的：女性，来自东部，又年轻，这些对我来说都不是什么损失。这个部的工作内容我过去确实很少接触，妇女和青年这类话题在统一时期不是我的主要兴趣。”
默克尔于1991年1月18日宣誓就任联邦家庭和妇女事务部长。仅仅是成为联邦基民盟党员后几个月的时间，她就攀上自己政治的一个高峰。科尔对默克尔也非常的信任，也对她怀有更大的希望。科尔故意没有赋予新的妇女和青年部更多职能，他把一个处理“软性”政治问题的部交给来自德国东部的年轻女部长，为的是让她对承担更重要的任务作准备。
作为内阁成员中惟一来德国东部地区的女部长，默克尔时时刻刻在为更高的目标奋争。默克尔常常被人们称作“德国的撒切尔”，获得了“德国铁娘子”的美称。不过，这不是因为她的改革思想非常激进，而更多因为她是一位女性政治家。“德国的撒切尔”和“德国铁娘子”给人们留下了一种错误的印象：她是一名“强硬路线者”，但事实并非如此：她反对激进的经济改革。尽管德国的经济学家纷纷呼吁政府应该进行激进的经济改革，但默克尔女士却非常反对。相反，她希望能减轻德国商业负担，呼吁政府为德国工人提供更严格的保护政策。在许多同僚的眼中，默克尔女士是一位沉稳、务实的女性，并且工作勤奋。她的政治手段不够狠辣？后来，基民盟党内常常批评默克尔女士不善于利用施罗德政府支持率急速下降的良好时机，不会“落井下石”，以至于有传言说，基民盟党内的男同胞打算将其取而代之，换上强硬的男性政治家。
不过，这种看似不强硬或者不够“铁娘子”的作风往往又成为一种隐形的优势。传记作家斯托克说：“和撒切尔夫人一样，默克尔女士的男性政治对手们总是容易犯致命的错误———低估了默克尔！”这让默克尔女士在对手不知不觉中占尽了优势。
在政治上，默克尔非常敬重科尔，甚至有时还效仿科尔的政治风格，但她还有一个强烈的个人意愿——就是有一天能够从科尔这位导师的影子里彻底走出来。在默克尔政治生涯开始时，许多人低估了她克服困难的毅力，而正是这一特性有助于她日后的发展。
1991年9月11日～17日科尔请她随同出访美国，同行的除了科尔的妻子外，还有作家昆策。科尔一行先去了旧金山和洛彬矶，在那里拜会了美国前总统里根，然后前往华盛顿，科尔向总统老布什介绍了他的年轻女部长。科尔携默克尔访美有其象征意义，也表明他对默克尔的偏宠。她在旅途中对德国记者说，陪同科尔访美一事早在德梅齐埃愤然辞掉基民盟职务之前就定下了，但她不知为什么对自己新承担的角色感到不适应。《斯图加特新闻报》这样报道：“在四天访问中默克尔显得有些不知所措，但同时也表现出正常的自信。当所到之处无不显示出科尔的高大形象时，波恩人眼里过于腼腆的勃兰登堡州牧师的女儿更想往后站，即使是科尔的妻子哈内罗尔和默克尔的私人助理舍尔根不断轻轻地把她往前排推，也无济于事，按照礼宾排列，她是德国代表团政治上的第二号人物。”
在默克尔刚从政的头几个月里，德梅齐埃是她联系最密切的人之一，随着德梅齐埃作为民主德国最后一任部长会议主席在政治上的失败和默克尔事业上的直线上升，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冷淡起来。但是后来提到德梅齐埃的个人命运时，默克尔说她感到很痛心，并在1992年，当指控施托尔帕参与东德国家安全部问题解决后，她要求让德梅齐埃重返政坛，因为德梅齐埃的情况完全可以与施托尔帕相比较，“如果允许施托尔帕继续留在政府，就没有理由让德梅齐埃远离政治。二人都积极参加过基督教会活动，二人都与东德国家安全部官员谈过话，二人都作为非正式工作人员在东德国家安全部登记注册，而且二人都说对此一无所知。施托尔帕的问题得到了公正解决，而对德梅齐埃的处理是有偏见的。”
默克尔虽然对德梅齐埃问题的处理进行了积极干预，但两个人的关系并没因此得到改善，2002年11月德梅齐埃还抱怨，默克尔近十年内由于在基民盟的位置迅速高升，人变化很大，他的接班人已与他分道扬镳，他举例：默克尔与其现任丈夫的住所恰好和德梅齐埃的律师事务所在同一座楼里，“我两次对默克尔说，你有时间就到我这儿来坐坐，你来这里随时都有咖啡喝，可惜她一次都没来。我有一种感觉，她害怕接触所有提拔过她的人和对她曾经起过重要作用的人。她已变成西方式的政治家，像一个喜欢玩木偶的人，只要拽一下绳子木偶就摇摆晃动。这是一种操纵机械的乐趣，同样也是控制人的乐趣。”
继续前行
默克尔在1991年12月当选为联邦基民盟惟一一位副主席，在1992年10月杜塞尔多夫基民盟党代会上，默克尔获得968票中的762张选票（得票率76%），连任联邦副主席一职。1994年联邦大选后，默克尔更是出乎意料的在科尔内阁当上了环保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