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性无畏
狼之道四：
有所为，无所畏
狼群特别喜欢生活在森林地区，但也会被发现于沙漠、平原和冻原地带。
狼很聪明，它们透过气味、面部及身体语言和发声来彼此交流。吼叫可以帮助它们彼此追踪、建立地盘、组成狼群和防御外来攻击。它们也会因高兴而吼叫。在安静的夜晚，远在192公里之外，都可以听见它们的吼叫。
除了灵敏的听觉外，狼还具有敏锐的嗅觉，并能察觉远在两公里之外的猎物。挫折时它们也会狂吠和吼叫。狼在受到其他动物的攻击时，是不会害怕、胆怯的，它们知道一只真正的狼是不会采取逃跑的手段，而是战斗。只有战斗才有生的希望，而逃跑却只能死。这是狼族的准则。
只有战斗而生的狼，没有因惧怕战斗而生的狼，它们的生活就是战斗，即使是死也要死在战场中。这就是狼能够一直生存的法则——无畏。
孟子认为，仁义礼智的道德是人心所固有的，是人的“良知、良能”，是人区别于禽兽的本质特征。他说：“仁义礼智根于心”，“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其理由是人人都有“善端”，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称为“四端”；有的人能够扩充它，加强道德修养，有的人却自暴自弃，为环境所陷溺，这就造成了人品高下的不同。因此，孟子十分重视道德修养的自觉性。孟子认为无论环境多么恶劣，也要奋发向上，把恶劣的环境当作磨练自己的手段。应该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成为一个真正的大丈夫。如果遇到严峻的考验，应该“舍生而取义”，宁可牺牲生命也不可放弃生存原则。这样我们就可以培养出一种坚定的无所畏惧的心理状态，这就是所谓“浩然之气”。这种气“至大至刚”，能够主动扩张，充塞于天地之间。
《战国策·魏策》中，记述了魏国使臣唐且不辱使命的历史。秦王凭着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借口用五百里的土地与魏国斢换安陵，实际上谁都知道这是一个骗局。但安陵君既不愿换地，又不能得罪秦王，只好派外交官唐且出使秦国。在态度强硬、性格暴躁的秦王面前，唐且巧言善辩、针锋相对，使秦王自觉就范，别无选择。唐且说，如果作为布衣的我发怒了，就会倒下两具尸体，流血五步之远，天下人都穿素戴孝。随之挺剑而起，寒冷的剑光逼得秦王真正懂得了“布衣之怒”比“天子之怒”更为现实，“伏尸二人”比“伏尸百万”更刺刀见红。唐且不畏强权，维护正义，创造了新的外交奇迹。魏国傲视强秦，不仅在于主权平等，真理在握，更在于有唐且这样一个文武兼备的外交官身份的剑侠。也正是由于他的无畏给了他勇气和力量，让他以最简洁有效的方式，成功地解决了安陵君十分棘手的问题。由此可见，无畏，不仅是狼生存的重要法则，也是一个人，一个国家存活的法则。
春秋时，齐国大夫崔杼杀死了齐庄公，太史毫不隐讳，据实在简策上直书“崔杼弑(杀)齐君。”崔杼恼羞成怒，便把太史杀掉了。太史的弟弟接着仍这样写，又被杀掉。太史的另一个弟弟仍然坚持不改，崔杼无可奈何，只好听其所为。另一位史官南史氏听说太史兄弟相继被杀，毫不畏惧，操起竹简赶往朝廷，要继续如实记载这件事情。路上听说崔杼弑君之事已被如实记载，才返回家中。
齐太史三兄弟不畏强权，置生死于度外，为真理而亡，而祖冲之更是无谓于权贵，推翻旧历。英姿勃发的祖冲之，在长期的科学实践活动中。勤奋学习，刻苦钻研，特别是“频年测候”的艰苦劳动，反复验证、比较，使他获得了大量的有关天文、历法方面的资料。公元461年，祖冲之把《大明历》写就以后，又写了一篇《上“大明历”表》。第二年，即公元462年，年轻职卑的祖冲之怀着满腔热情，把他精心编成的《大明历》连同《上“大明历”表》一起送给封建朝廷，请求宋孝武帝，改用新历。公布施行。他满以为会得到理所当然的支持，可是宋孝武帝根本不懂历法，朝廷许多人都提不出意见，唯有思想保守的太子旅贲中郎将戴法兴，竭力加以反对。
一天，孝武帝下了一道议历的诏书。侍立两旁的满朝文武官员，慑于戴法兴的权势，一个个噤若寒蝉。而戴法兴却摆出了一副历法权威的架势，气势汹汹地指着祖冲之的鼻子说：“古人编制的历法，万代都不能变，你祖冲之一个区区浅陋的凡夫俗子就能‘妄可穿凿吗’？”
祖冲之面对着戴法兴这个庞然大物的威胁，是屈服于他的压力而放弃真理，还是为扞卫真理而坚决斗争？祖冲之以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坚定地说：“就算我是个凡夫俗子，但我决不盲目迷信古人，我‘专功数术，搜练古今’，对周朝以来的历法，都加以校定、验证，改正了很多错误的地方，所依据的道理和事实是昭然若揭的。凡夫就是能议历。”
戴法兴见以势压人，对祖冲之行不通，于是竟恬不知耻地冒充“善历”的内行，胡诌说：“十九年加七个闰月这是天经地义的，你要改闰，就是“削闰坏章’。”戴法兴还以假惺惺地关心农事为名攻击祖冲之破坏了“生民之本”！“再说，‘冬至日有定处’，太阳永远走在它的‘故辙’上，你搞什么岁差，是‘违天于改易’！”
冲之据理驳斥：“像十九年七闰这种旧历法‘其疏尤甚’，误差很大，可你戴法兴却说‘此法自古，数不可移’，‘永当循用’，不能破除。天体运行‘非出神怪，有形可栓，有数可椎’，旧历不讲岁差，‘乖谬既着’，难道不应改吗？”
一个小小的“从事史”敢于同戴法兴这个“事无大小专断之”的权贵进行针锋相对地斗争，义正辞严地把他的谬论驳得体无完肤，目瞪口呆，把他卫道者的嘴脸揭露无遗。使在场的许多大官被祖冲之精辟透彻的说理，确凿无误的事实所说服。尽管在这场大辩论中，朝廷里那些主张实行新历的人，对戴法兴的邪说“立异议”，但固“畏其权”，不敢替祖冲之说话。可是在这黑暗的王国里，仍然透出了一线光明。当时有个叫巢尚之的大臣，公开表示支持祖冲之。他指出：《大明历》是祖冲之长期研究的成果，是根据祖冲之多年实测日月五星的运行来推算日食和月食的，因此用《大明历》计算从元嘉13年（公元436年）到大明3年（公元459年）这23年里所发生的四次月食，月食的时间和在天空的位置都和实际情况相符。可是用旧历法推算的结果误差就很大，《大明历》既然由事实证明比较好，就应当采用。
这样一来，戴法兴理屈词穷，无言以对。祖冲之也以其无畏的精神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新历在公元510年被采用了。
说到不畏强权、敢于直言的典型，魏征也是一个典型的代表。玄武门之变后，有人向秦王李世民告发，东宫有个官员，名叫魏征，曾经参加过李密和窦建德的起义军，李密和窦建德失败之后，魏征到了长安，在太子建成手下干过事，还曾经劝说建成杀害秦王。
秦王听了，立刻派人把魏征找来。
魏征见了秦王，秦王板起脸问他说：“你为什么在我们兄弟中挑拨离间？”
左右的大臣听秦王这样发问，以为是要算魏征的老账，都替魏征捏了一把汗。但是魏征却神态自若，不慌不忙地回答说：“可惜那时候太子没听我的话。要不然，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秦王听了，觉得魏征说话直爽，很有胆识，不但没责怪魏征，反而和颜悦色地说：“这已经是过去的事，就不用再提了。”
唐太宗即位以后，把魏征提拔为谏议大夫（官名），还选用了一批建成、元吉手下的人做官。原来秦王府的官员都不服气，背后嘀咕说：“我们跟着皇上多少年。现在皇上封官拜爵，反而让东宫、齐王府的人先沾了光，这算什么规矩？”
宰相房玄龄把这番话告诉了唐太宗。唐太宗笑着说：“朝廷设置官员，为的是治理国家，应该选拔贤才，怎么能拿关系来作选人的标准呢。如果新来的人有才能，老的没有才能，就不能排斥新的，任用老的啊！”
大家听了，才没有话说。
魏征，对朝廷大事，都想得很周到，有什么意见就在唐太宗面前直说。唐太宗也特别信任他，常常把他召进内宫，听取他的意见。
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征说：“历史上的人君，为什么有的人明智，有的人昏庸？”
魏征说：“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就明智；只听单方面的话，就昏庸（文言是‘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他还举了历史上尧、舜和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等例子，说：“治理天下的人君如果能够采纳下面的意见，那末下情就能上达，他的亲信要想蒙蔽也蒙蔽不了。”
唐太宗连连点头说：“你说得多好啊！”
又有一天，唐太宗读完隋炀帝的文集，跟左右大臣说：“我看隋炀帝这个人，学问渊博，也懂得尧、舜好，桀、纣不好，为什么干出事来这么荒唐？”
魏征接口说：“一个皇帝光靠聪明渊博不行，还应该虚心倾听臣子的意见。隋炀帝自以为才高，骄傲自信，说的是尧舜的话，干的是桀纣的事，到后来糊里糊涂，就自取灭亡了。”唐太宗听了，感触很深，叹了口气说：“唉，过去的教训，就是我们的老师啊！”
唐太宗看到他的统治巩固下来，心里高兴。他觉得大臣们劝告他的话很有帮助，就向他们说：“治国好比治病，病虽然好了，还得好好休养，不能放松。现在中原安定，四方归服，自古以来，很少有这样的日子。但是我还得十分谨慎，只怕不能保持长久。所以我要多听听你们的谏言才好。”
魏征说：“陛下能够在安定的环境里想到危急的日子，太叫人高兴了（文言是‘居安思危’）。”
以后，魏征提的意见越来越多。他看到太宗有不对的地方，就当面力争。有时候，唐太宗听得不是滋味，沉下了脸，魏征还是照样说下去，叫唐太宗下不了台阶。
有一次，魏征在上朝的时候，跟唐太宗争得面红耳赤。唐太宗实在听不下去，想要发作，又怕在大臣面前丢了自己接受意见的好名声，只好勉强忍住。退朝以后，他憋了一肚子气回到内宫，见了他的妻子长孙皇后，气冲冲地说：“总有一天，我要杀死这个乡巴佬！”
长孙皇后很少见太宗发那么大的火，问他说：“不知道陛下想杀哪一个？”
唐太宗说：“还不是那个魏征！他总是当着大家的面侮辱我，叫我实在忍受不了！”
长孙皇后听了，一声不吭，回到自己的内室，换了一套朝见的礼服，向太宗下拜。
唐太宗惊奇地问道：“你这是干什么？”
长孙皇后说：“我听说英明的天子才有正直的大臣，现在魏征这样正直，正说明陛下的英明，我怎么能不向陛下祝贺呢！”
这一番话就像一盆清凉的水，把太宗满腔怒火浇熄了。
后来，他不但不记魏征的恨，反而夸奖魏征说：“人家都说魏征举止粗鲁，我看这正是他妩媚可爱的地方哩！”
公元643年，那位直言敢谏的魏征病死了。唐太宗很难过，他流着眼泪说：“一个人用铜作镜子，可以照见衣帽是不是穿戴得端正；用历史作镜子，可以看到国家兴亡的原因；用人作镜子，可以发现自己做得对不对。魏征一死，我就少了一面好镜子了。”
由于魏征敢于直言，使得他名垂青史，为后人所称赞。
无畏，史实才得以真实，历法才得以精确，我们才能以史为鉴。而包公的大无畏精神更是可歌可泣。
大奸必摧反贪官、除恶霸，是包拯一生中最为突出、最为后人称道的业绩。在历史上曾留下许多有名的包公戏。在戏里面不仅塑造了清官包拯，还塑造了张龙、赵虎、王朝、马汉、公孙先生、南侠展昭。这一帮人马团结一心，神通广大，铡贵戚、铡国舅、铡一切贪官污吏，包公手握尚方宝剑，甚至连皇帝的圣旨也可以对抗。什么狗头铡、虎头铡、龙头铡，什么阴阳镜，连阎王老子也要退让三分，什么妖魔鬼怪也都不在话下。这些带有神奇的情节，是人民创造的，人们看了心情舒畅，扬眉吐气，贪官污吏看了胆颤心惊。这些神奇的情节并不完全是事实，这是被夸大了的艺术形象，真实的包拯既无这么大的权力，也无这么大的神通。但是，这一切，并不是凭空捏造的，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应该说，这一切艺术创造又都是有其历史事实做根据的。在包拯30多年任职期间，在他的弹劾之下被降职、罢官、法办的重要大臣，不下30人。这个数字是惊人的，是亘古少见的！为了一个人，一个案件，包拯往往奏上三本、五本、七本，甚至连奏多本，像连珠炮，火力十分集中，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气概。这些被弹劾者，都是有权有势有后台的人，是活老虎。其中有些人比包拯的官职还要高，权能通天，雄踞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包公敢于据理力争，不畏权势，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是出类拔萃、望尘莫及的。如6次弹劾张尧佐，是很典型、很有代表性的。
张尧佐是张贵妃的伯父，原来在基层任推官、知县、知州等小官。张贵妃得势以后，他进入京城，很快就当上了三司户部判官，户部副使。不久，他被擢升为天章阁待制、吏部流内铨（管理官员的任用），又晋升为兵部郎中、权知开封府。刚加上龙图阁直学士的职衔，又晋升为给事中、端明殿学士，正式担任三司使。这种扶摇直上、一年之内晋升4次，简直是坐飞机式的升任，使许多人感到吃惊。
三司使是户部副使的顶头上司，包公任户部副使时，亲眼目睹了张尧佐的为人。当包拯踏入谏院，便着手整顿纲纪，端正朝风，和谏官陈旭、吴奎等人对张尧佐提出弹劾，展开抨击，指出张尧佐是个庸才，建议仁宗皇帝把他调离三司，降职使用改授其他闲散职务。
过了月余，张尧佐不但没有贬低，反而提升为比三司使还要高的宣徽南院使，并同时兼任另外三项重要任务，这次弹劾的结果，张尧佐的势力更大了。很明显，仁宗皇帝有意要顿挫台谏官的锋芒。
皇帝的任命一出，群臣议论纷纷。包公在3天内又上了第二个奏章，更尖锐地指出张尧佐是窃踞高位，不知羞愧，是盛世的渣滓，白昼的魔鬼！其用词已经达到异常的尖锐。
过了几天，未见动静，包公又趁热打铁，发动第三次弹劾，指出张尧佐一日而授四使，比之过去，史无前例，访之今日，人心不安，这不仅破坏了章典，损害皇上的威信，也损害了国家社稷的利益，是万万使不得的。
仁宗皇帝仍听不进这些意见。
这时不仅唐介、张择行、吴奎群起参加弹劾，连平时很和气的御史中丞王举正也挺身而出，批评张尧佐恩宠过甚，使忠臣齿冷，义士心寒；如不采纳，请罢御史中丞之职。
台谏已经发展到大臣要掼乌纱帽了，仁宗仍然下不了决心。
王举正不得已亮出最后一张王牌，要求廷辩。也就是与仁宗当面诤谏。在这次廷辩当中，包公作了长篇发言，措词激烈，情绪激动，唾沫溅到了仁宗的脸上。满朝文武大臣，大惊失色，仁宗处境尴尬，摆驾回宫。
这次廷辩震动了全体朝臣。聪明多智的张贵妃从中疏通，张尧佐自动请求辞退免去了一些职务。但是仁宗皇帝玩了一个缓兵之计，只过了几个月又把宣徽使的重任委给了张尧佐。包公又继续与吴奎联名上章，指出张尧佐贪欲过盛，不能逞其私欲，熏灼天下。
4天不见回音，包公又连续上章，提醒仁宗，大恩不可频频给人，给多了就降低了君王的威信；群臣的舆论不能固执地违背，抵触过分了就会失去人心，造成动乱。
这样一再地劝谏，仁宗终于被说动了，张尧佐不再升迁。张贵妃又病死，外戚擅权的危险局面才算暂时缓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