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距离约翰内斯堡有15公里，是一个不大的市镇。和大都市约翰内斯堡比起来，亚历山大在某些方面比较开明，比如它允许黑皮肤的非洲人购置地产。
这条政策促进了这个市镇的发展，很多家境殷实的非洲黑人到这里来购置财产。到1943年初，当地人口已达6万。
亚历山大的物质条件不如约翰内斯堡，但人文环境则要比约翰内斯堡强得多。在大街上，随处都可以看到光着脚丫子的黑人孩子在坑坑洼洼的小街上兴致勃勃地踢着球。
曼德拉来到这里之后，租住了一间小房子，作为自己的落脚之处。
这间小房子的条件非常差，房顶是用铁皮做成的，上面用石头压着，每到下雨就滴滴答答响个不停，也漏个不停。
曼德拉手中还有些钱，他想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努力学习点知识。然而，在这样的环境中，曼德拉很难集中精力。房子小，人来人往，加上经常停电，他只能每天晚上点蜡烛熬到深夜。
正在曼德拉不知道怎么办时，他有个关系很好的朋友建议他去找西苏鲁帮忙。
西苏鲁也是从特兰斯凯来的，在亚历山大这个小镇子搞房地产，他为人豪爽，又乐于助人。在此之前，曼德拉也听说过这个老乡，苦于不知道他的背景情况，更不知道他住在哪里，所以一直没有联系上。
西苏鲁全名叫沃尔特·西苏鲁，是一个混血儿，来自特兰斯凯的恩科波，他的父亲是白人，母亲是黑人。他的父亲是一个包工头，当初在恩科波监督修路时，认识了西苏鲁的母亲，两人同居后生下西苏鲁。
监督修路的任务完成后，他留下一笔钱，离开了西苏鲁母子，此后再也没有露过面。因为是混血儿，西苏鲁的皮肤要比其他黑人孩子白一些，却又比白人孩子黑一些，夹在中间使他特别难堪，同时也使他从小对白人更加仇恨。没有父亲的西苏鲁一直跟着妈妈生活。
西苏鲁的人生阅历很丰富，他信奉过宗教，崇拜过日本，参加过奥兰多兄弟会。直到1940年，他才最后找到了自己的政治归宿，加入了非洲人国民大会。
经过朋友介绍，曼德拉和西苏鲁很快见了面。两个年轻人热情地拥抱、交谈，很快，两人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在了解了曼德拉的情况后，西苏鲁提出让曼德拉搬到他的公寓住，并为他提供了一份工作——事务所的管理工作，每月给曼德拉2英镑的薪水。这让曼德拉非常高兴，他欣然应允。
曼德拉的运气确实不错，他遇到了西苏鲁这样热心肠的人。事实上，西苏鲁并不富裕，但总是会想尽办法帮助其他黑人。
两个年轻人的关系很好，西苏鲁比曼德拉大6岁，他在18岁时便来到了亚历山大。在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高层领导人中，他学历最低，但他的阅历无人可比。在乡下时，由于叔父早死，他16岁即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种植庄稼，放养牲畜。举行过成人礼后，他决定出去闯世界。
第一站就是约翰内斯堡，他第一份工作是矿工。当矿工的经历是他永远也忘不了的：天刚亮就从床上爬起来，坐吊车下到离地面1英里的地下坑道，用丁字镐和铲子使劲挖，后面是白人监工催命般的叫喊。矿工们不能把食物带下矿井，只能带上能提神的麦特酒。饿了的时候，匆匆吞两口饭填饱肚子，然后一直干到晚上，从矿井出来才能吃上口热饭。
西苏鲁回忆说：“我刚到矿里的时候，很不习惯。一下班后就精疲力竭，想睡觉。我总是把晚饭匆匆地吃完，爬到木板上倒头便睡。矿井里空气浑浊，气温与地面相差很大，很伤身体。”每当西苏鲁回忆起那段艰辛的日子，语气里总是带有一丝淡淡的忧伤。“我当时什么也不懂，只会和矿工们一起发牢骚，有些年长的矿工策划罢工时我的劲头最大，恨不得一下把这罪恶的制度踢个底朝天。”
受不了金矿上变态的工作，他辞职了，到了东伦敦的一家餐厅当帮厨。后来他又回到约翰内斯堡，在一家面包房工作。
同样地，在白人苛刻的管理下，他们的待遇非常差，为了提高工资，他带领面包房的工人罢工。然而，白人老板非常卑鄙，他采用逐一击破的手段，将每个工人都说服，在原工资的基础上复了工，却将他解雇了。随后，他在好几家工厂都干过，与不同的白人老板发生冲突，抗议不公正的待遇。但同样的结果使他极为沮丧。他只好静下心来研读英语。当他完成了四级课程后，他便兴致勃勃地为一家叫《班图世界》的报纸写起关于科萨民族领袖的文章来，这既逼得他进一步加强英语学习，同时也使他对自己民族的历史更为了解。
两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逐渐成为亲密的战友，站在了同一条战线上。
律师界的后起之秀
当西苏鲁了解到曼德拉的抱负是学习法律的时候，他立即答应提供经济帮助，使曼德拉通过夜大学习的模式，学习到更多的法律知识。
曼德拉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他静下心来努力学习法律知识，很快，他就取得了文学学士学位，并顺利通过法律入门考试。
曼德拉永远都不会忘记，毕业典礼那天，西苏鲁为曼德拉买了一套漂亮的西服和一件毕业典礼的长袍。随后，他又给了曼德拉更大的惊喜——将曼德拉的母亲和姐妹们用车接到大学城。
西苏鲁如此不计回报地帮助曼德拉，让曼德拉非常感激。
此后，他又介绍曼德拉到一家白人律师事务所上班。曼德拉给这些律师当学徒，同时又利用业余时间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学习法律。
在这家白人公司，曼德拉得到了很多帮助，学习了很多知识。在这里，曼德拉第一次直接与“白人”打交道。在南非的大街小巷，很多人都知道，白人是体面的商人、知识渊博的老师，地位高人一等。在这家律师事务所，他为白人工作，并与他们坐在一间办公室里。
他很清楚地记得第一次上班的情形。他刚走进办公室，一名资深的打字员就对他说：“曼德拉，我们这儿没有种族歧视。要是后勤送来水果，你直接到盘里拿就行了，不用拘束。后勤已经为你购买了两个茶杯，你一定要用新的。对了，要小心高尔，他可是脾气很坏的家伙。”
公司的办事员高尔非常傲慢，在政治上很激进。曼德拉来了以后，他总装得像个上司一样，很多事情都让曼德拉处理，即便是他分内的工作也会交给曼德拉。曼德拉一直都很宽容，不想跟高尔争吵，每次都是任劳任怨，他觉得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有一天，当曼德拉正对着他口述文件时，一个白人顾客走了进来。高尔显然觉得很难堪，他为了向别人证明曼德拉不是他的上级，于是从钱包里拿出两个便士对曼德拉说：“小子，去商店给我买支红色的书签来。”
在这家公司，曼德拉学习到很多知识，他的法律知识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完善，渐渐涉及各个领域和行业。甚至有一次，他以一家制造厂员工的身份帮助制造厂打赢了官司，为制造厂挽回很多损失。
凭借完善的法律知识和宽容的态度，曼德拉在律师界活跃起来，并结识了一些白人律师。通过西苏鲁的介绍，他又到一家更大的白人律师事务所就职，并作为工读职员与事务所签订正式合同。这种形式在当时还从没出现过，即一边工作，一边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攻读法律。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学以致用的极好机会。
仅仅半年的时间，曼德拉又凭借扎实的知识跳槽到一家薪金更高的白人律师事务所，并在那里工作了3年。
在这家公司发生的一件事情让曼德拉终生都难以忘怀。南非的种族歧视政策存在很多违反法律的规定，通常在这类案子上，曼德拉都是据理力争，从不作出半点让步，很多时候，他被推上风口浪尖，成为政府打压的目标。
有一次，曼德拉的一个上司警告曼德拉：“小伙子，不要参与政治，对非洲的种族歧视政策，尽量做到视而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