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思绪一直萦绕在格吕内瓦尔德的学校以及那里的40张小床。命运真是变化莫测啊，假如我早几个月与克雷格相遇，那么现在就不可能有这座别墅、这所学校了。不过，既然我已经逐步实现了创立舞蹈学校的梦想，那么现在就绝不能随便更改这个信念。
不久之后，我发现我怀孕了——这当然只是早晚的事。我梦见埃伦·特里穿着一件闪闪发亮的礼服来看我，就像她在《依莫珍妮》剧里穿的戏服一样。她手牵着一个和她长得一模一样的金发小女孩，以她迷人的嗓音叫着我的名字：“亲爱的伊莎多拉，亲爱的……亲爱的。”
我从那时起就明白，一个可爱的孩子将来到世上，为我带来喜悦和哀伤。喜悦与哀伤！出生与死亡！这就是生命之舞的节奏。
我整个人感受到怀孕的神圣。我继续我的舞蹈表演，到我的学校教课，爱我的恩迪米昂[此处指克雷格。]。
可怜的克雷格却十分焦躁不安，闷闷不乐，常边咬着指甲边叫着：“我的工作。我的工作。我的工作。”
桀骜不驯的自然规律总是干扰艺术。不过，自从我梦见了埃伦·特里，我做了两次这个甜美的梦。
春天到了。我签了到丹麦、瑞典和德国表演的合约。在哥本哈根的时候，我相当惊讶地在当地的年轻女性脸上看到那股充满智慧与快乐的神情。她们黑色的卷发上戴着学生帽，自由自在地独自在街上行走，就像男孩子一样，我真是惊异不已，因为我从来没看过这样美貌聪慧的女孩子。后来有人告诉我，丹麦是世界上第一个妇女有投票权的国家。
因为学校的庞大开支，我不得不作这次巡回表演。我已用完所有的积蓄，在银行已经没有存款了。
斯德哥尔摩的观众相当热情，在表演完后，当地体操学校的女孩子们还亲切地送我回旅馆，她们很高兴能在瑞典看到我，在我的马车旁又蹦又跑。我去参观了她们的体操学校，不过并没有获得一个热心的信徒。瑞典的体操似乎是用来训练静止不动的身体，而不顾及有生命、有活力的人体。此外，这种体操只在乎训练出肌肉，而没想到肌肉只是机体的结构，它能为身体成长提供永无止境的能量。瑞典的体操界是个以错误方式训练身体的体系，这种体系缺乏想象力，只认为身体是个物体而不是活跃有力的能量体。我参观了这所学校，并且尽我所能向这群学生解释我的观点。不过，不出我所料，她们听不懂我的话。
在斯德哥尔摩的时候，我寄了一封邀请函给我相当钦佩的斯特林堡[斯特林堡（1849—1912），瑞典自然主义派剧作家、小说家。]，请他来欣赏我的舞蹈表演。他回信告诉我他足不出户，而且厌恶世人。我说我能在舞台上为他设一个座位，但即使是这样，他也没有来。
在斯德哥尔摩成功表演后，我们经水路回到德国。我在船上得了一场病。我自己清楚，短期之内我最好停止任何巡回表演。总之，我很想自己一个人静一静，远离世人对我的注目。
6月，我去学校稍稍作了巡视之后，急于赶到有海的地方。我先去了海牙，后来从海牙出发，到了北海滨一个叫作诺德维克的小村庄，我在那里租了一栋白色的叫作“玛丽亚小筑”的乡村小别墅。
我自己没生过孩子，以为生孩子的过程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我住到这个别墅里，离其他镇少说也有100英里，我联络上村里的一位医生。我当时由于无知，还相当满意自己找到这位医生，现在想想，他可能只懂得应付当地村妇的一些小病痛。
从诺德维克到最近的凯德维克村大约有3公里的距离。我每天从诺德维克走到凯德维克，然后再走回诺德维克。我一直对海有一种渴望，我现在一个人待在诺德维克的白色小别墅里，与世隔绝，只看得见这个美丽国家绵延不绝的沙丘往两边伸展。从6月到8月，我就待在“玛丽亚小筑”。
同时我也和姐姐伊丽莎白保持密切联络，我不在格吕内瓦尔德学校的这段时间，就由伊丽莎白代为管理学校。7月的时候，我在日记里写下了学校的教学方向，编出500种练习动作，让学生从最简单的动作开始，慢慢学习到最复杂的动作。
我的小侄女坦普尔也在格吕内瓦尔德学校上课。坦普尔到这里同我住了三个星期，她常去海边跳舞。
克雷格依然烦躁不安，他来了又走。不过，我不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我肚子里的小孩会踢着提醒我他的存在。看着我原本美丽的大理石般的身体变得柔软、隆起、变形，真是奇怪的感觉。感受力越强、思绪越敏感的人，注定要受更多的苦难，这恐怕是大自然对人的报复吧。于是我在连续的不眠之夜里时时感到痛苦，不过我也感受到喜悦的情绪。我满心欢喜，每天踩着海滩的沙子，从诺德维克走到凯德维克，大海的波涛在一旁看着我，另一旁则是荒凉沙滩上隆起的沙丘。海边的风总是吹啊吹，有时微风徐徐，有时狂风大作，这时我就必须顶着风慢慢走。这里偶尔会有暴风雨，风雨交加之际，“玛丽亚小筑”就像是汪洋中的一条小船，通宵达旦地饱受风雨侵袭。
我渐渐讨厌起社交生活。人们只会说一些风凉话，他们根本不懂得尊重孕妇的尊严和神圣。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孕妇在路上走，路上的行人不仅不尊重她，反而对她报以嘲弄的讪笑，仿佛这个怀孕的女人是个天大的笑话似的。
我一律不接待访客，除了一个真心的好朋友。他从海牙骑着自行车来看我，带了一些书和杂志让我打发时间。他会告诉我最新的美术、文学以及音乐的消息，以振作我的精神。当时他与一个女诗人结了婚，常常向我提起她，语气温柔，充满对她的崇拜之心。他办事相当有规律，会固定在某天来拜访我，并且风雨无阻。除了偶尔与他相处以外，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独自一人，只有大海、沙丘和肚子里孩子的陪伴，而这个孩子似乎急不可待地要来到这个世界了。
当我在海边漫步时，有时会觉得全身充满了力量与无畏的勇气，心里想着，我将会独自拥有这个孩子；有时天空一片灰暗，北海狂涛大作，这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被陷阱抓住了的可怜动物，心情会突然跌入谷底，我极力挣扎，一心想逃出去，逃出去。但是能逃到哪儿呢？或许是逃到波涛汹涌的海浪中吧。我与这些消极的情绪挣扎对抗着，最后勇敢地战胜了他们。我不让任何人知道我有轻生的想法；也很难避免偶尔会有的消极想法。我也觉得大部分的人都不理我了，我的母亲仿佛远在数千英里之外；克雷格也表现得很奇怪，离我远远的，他总是陶醉在他的艺术里。而我呢？我越来越少地思考我的艺术，只是想着怀孕这件可能影响我事业的可怕事情。怀孕真是一件让人几乎疯狂，给人带来喜悦，也带来痛苦的事情。
怀孕的日子特别漫长难熬，每天、每个星期、每个月都过得好慢啊！我有时充满希望，有时则陷入绝望。我常常回想起我的童年、青年，年轻时漫游列国以及我在艺术方面的新发现等人生经历。这些往事变得朦胧而遥远，就像是一段开场序幕，接下来就是等着孩子出世。这是每个农妇都能做到的事！也是我所有雄心壮志的高潮！
为什么亲爱的母亲不在我身边呢？因为她有一些偏执的想法，认为我应该结婚。但是她自己结过婚，也知道婚姻的无法忍受，最终和丈夫离了婚。为什么她还要我踏进这个曾让她遍体鳞伤的牢笼呢？我的理性使我坚持反对婚姻。我当时的看法就是如此，现在也依然相信，婚姻是一种让人受奴役的荒谬制度，让人（尤其是艺术家）不得不走上离婚法庭，以荒谬可笑的诉讼收场。如果有人不相信我的话，他们可以统计一下有多少位艺术家离过婚。再看看美国报纸过去十年报道的婚姻丑闻，就可证明我所言不假。不过，我想世人依旧相当爱惜艺术家，不会因艺术家的婚姻生活不美满就不再喜爱他们。
8月的时候，有个护士来照顾我，她后来变成我的好朋友，她就是玛丽·基斯特。我从来没遇过比她更有耐心、更可爱、更仁慈的朋友了。她给了我很大安慰。我必须承认，我内心开始受各种恐惧所扰。我虽然告诉自己，女人生孩子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我还是相当害怕。我的祖母生了8个孩子，我的母亲生了4个，她们都会说，这是每个女人必经的生命阶段。然而，我依然充满恐惧，到底我害怕什么呢？当然不是怕死，也不是怕痛，这是一种说不清的恐惧感。
8月渐渐过去，9月慢慢到来。我的身子越来越重。“玛丽亚小筑”位于沙丘上，我必须爬上近100个阶梯才能到家门口。我常常想到我的舞蹈，有时候心里觉得懊恼不已。不过这时我会感觉到肚子里的小家伙很用力地踢了三下，告诉我他正在长大。于是我露出笑容，心里想着，毕竟艺术只是反映生活中快乐与生命中奇迹的一面模糊的镜子而已。
我原本美丽的身躯不可思议地一直膨胀；我原本坚挺的小乳房现在变得柔软和丰满了，甚至开始往下垂；我灵活的双脚现在走起路来步伐变缓了；我的双膝肿胀、我的骨盆疼痛不堪。我以前那耐雅德[希腊神话中的水中仙女。]式的体态到哪儿去了？我的雄心大志到哪儿去了？我的声名呢？尽管我努力安慰自己，但我常常觉得很悲哀、很沮丧。这场与生命的搏斗实在太艰苦。然而，我又会想起即将出世的孩子，此时这些不愉快的想法就会烟消云散了。我只能无助地在半夜里等着，慢慢度过折磨人的时光；如果我往左侧躺，会透不过气来；换到右侧，还是不舒服，最后只能平躺。我的身体是孩子的能量来源，我用双手抚摸肿胀的身体，希望借此让孩子感受到我想告诉他的信息。这些半夜等待的时光虽然难熬，却充满我对孩子的温柔呵护。无数的夜晚就这样慢慢地过去了。为了成为母亲，女人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啊！
一天，我有一个意外惊喜。我在巴黎认识的一位叫凯萨琳的可爱朋友从巴黎来看我，她说她想和我住一阵子。她是个很有魅力的女人，精力旺盛，胆识过人。她后来与南极探险家斯科特结婚。
一天下午，我们正坐着喝下午茶，我突然感觉到砰的一声重击，好像有人从背后用力打了我，接着是让人几乎无法承受的剧痛，仿佛有人把手伸进我的脊椎，想用力撬开它似的。这时生产的苦刑开始了，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可怜的受害者，落入一个无情的执刑者手中。一次又一次的痛苦折磨，人间最残酷的酷刑与生产的痛苦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生过小孩的女人都不怕那种苦痛。两者比较，酷刑只是小巫见大巫。这个看不见的可怕怪物残酷无情地牢牢抓着我，不让我挣脱，还不断地攻击我，好像要将我的筋骨撕裂似的。他们说我很快就会忘记这种折磨，但我只能闭上眼睛，听到我当时发出的痛苦尖叫与悲惨呻吟，那些声音好像是与我无关的东西在包围着我一样。
现代女人竟然还得忍受这种自然生产的不人道酷刑，这真是前所未闻的野蛮行为，我们必须想办法结束这种折磨。现代科学如此发达，大家却不认为无痛分娩是理所当然的事，这实在是荒谬！这种行为就像医生为病人割盲肠却不上麻药一样不可原谅！为什么一般女人有这种愚蠢的耐心，认为应该忍受这种残害自己的酷刑？
这种无以名状的可怕状态持续了两天两夜。到了第三天早晨，那个荒谬的医生竟然拿出一支大产钳，也没为我做任何麻醉，就开始做出野蛮的行为，像是要宰杀动物一般。我现在想想，唯有被牢牢绑在铁轨上等待火车碾压时的恐惧才能同我当时经历的恐惧相比。
不要同我提女性运动或女性争取投票权运动，除非女人开始想办法坚决要求结束这种我认为是毫无意义的受苦过程，争取生产手术必须与其他手术一样无痛。
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疯狂迷信，让人以为女人自然分娩比较好？为什么对孕妇的态度如此毫不同情，即使她们因此失去生命也不管？当然啦，有人会反驳我的说法，因为并非所有女性生产时都受到如此折磨。印第安人、农民或非洲的黑人就不必如此受苦。但是，越身处文明的社会，女人遭受的这种毫无意义的痛苦就越令人恐惧。为了文明社会的女性着想，我们应该找出一种文明的方法制止这种恐惧。
我总算没有因为生孩子而死。是的，我没死，我肚子里的小宝贝也平安出世了。或许你要说，当我看到我的宝贝的时候，一切不就都值得了吗？没错，我当然有那种达到巅峰的喜悦。然而，我和许多女人生产时之所以会经历这种痛苦，乃是由于科学家难以言状的自私和盲目。他们居然会认为女人自然分娩是天经地义的事，因此他们并没有着手去消除他们本有办法解决的残暴现象。现在想起这件事，我依然觉得义愤填膺。
啊，我的小宝贝真是可爱呀！她真是令人惊喜不已，长得就像丘比特，有着一双蓝眸和一头长长的棕发，棕发后来变成金黄色的卷发。她小小的嘴寻找我的乳房，用她没有牙齿的牙床咬着吸吮我不断涌上的乳汁，这真是神奇啊！天底下有哪一位母亲不曾有宝宝轻咬着乳房以及她自己乳汁饱胀、不断流出来的奇妙感觉呢？这张吸着奶的淘气小嘴就像是情人的嘴，而情人的嘴又使我们想起宝宝的嘴。
啊！女人啊，如果这种奇迹已经存在，我们何必去努力学习，成为律师、画家或雕塑家呢？现在我拥有这份无尽的母爱，这远远超过男女之爱。我整个人好像被拉扯、被撕裂、在流血、感觉紧张，而我的小宝贝则边吸着奶，边呱呱啼哭。生命，生命，生命啊！给我生命吧！啊，我的艺术到哪儿去了？我的艺术或是其他艺术到哪儿去了？我还在乎艺术吗？我觉得自己像个神明，远超过任何艺术家的神明。
在生完小孩的最初几个星期，我常常双手抱着孩子，久久地躺着，看着她睡觉；有时候她也会望着我，我觉得自己已非常接近生命的奥秘。这个新生的身体里的灵魂，用显得成熟的双眼凝视着我——这是永恒之眼，充满爱意地看着我。或许爱就是所有问题的答案吧。还有哪个字能描述这种初为人母的喜悦呢？我不是作家，因此我无法将这种大自然的奇妙转化为贴切的文字。
我带着宝宝和我亲爱的朋友玛丽·基斯特回到了格吕内瓦尔德。所有的学生看到我的小宝贝都很开心。我对伊丽莎白说：“她是我们年纪最小的学生。”每个人都问着：“我们该叫她什么名字呢？”克雷格想到了一个很美的爱尔兰名字——“迪尔德丽”，它的意思是“爱尔兰的挚爱”。因此我们就称呼她为“迪尔德丽”。
我的精力慢慢恢复了。我常常怀着一种同情之心，站在那幅我崇奉的亚马孙女战士的画像前面，因为在我眼里她不再是适合上战场的战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