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的性格在母腹中就已经成型。在我出生前，我母亲一直处在强烈的精神煎熬中，境况悲惨。除了冰牡蛎和冰镇香槟外，她什么都吃不下。假如有人问我是何时开始跳舞的，我会回答“在我母亲腹中”，或许是由于牡蛎和香槟的作用吧！那是属于阿佛洛狄忒[希腊神话中的爱与美的女神，相当于罗马神话中的维纳斯。]的食物。
当时我母亲正遭逢悲惨的体验，以至于她常说：“这个将出世的孩子一定非同寻常。”她预料生的会是一个怪物。事实上，由于从出生那一刹那起我就开始手舞足蹈，激烈的程度让我母亲不得不喊着说：“你瞧，我说得没错，这孩子是个疯子！”不过在往后的日子里，当我穿着娃娃装站在桌子中央，随着任何音乐舞动时，全家人及朋友们便沉浸于欢乐中。
我记得的第一件事是一场火灾，那时我是从楼上的窗口被抛到警察的臂弯中的。当时我只有两三岁大，即使周围骚动不宁，充满着尖叫声与火焰，我仍清楚地记得警察的保护，和我双手环抱他颈部时所产生的抚慰感。他一定是爱尔兰人。我听见母亲激动地喊着：“我的儿子，我的儿子。”还看见人群挡住她，不让她冲进误以为困有我两个哥哥的楼房里。后来我记得两个哥哥被发现正坐在一家酒吧的地板上穿鞋袜，然后他们坐进一辆马车，再后来是坐在柜台前喝热可可。
我是在海边出生的，我也注意到我生命里所有的重大事件都是在海边发生的。我对舞蹈、对动作的原始灵感，是产生于海洋的韵律。我的命运星辰也是由在海洋中诞生的阿佛洛狄忒女神所掌，因此每当她的星上升时，我的运势也都非常顺意。在这些时刻，我的生命相当平顺，我也充满创作灵感。我还发现伴随这个星辰的消逝而来的往往是厄运。或许在今天占星术并不像古埃及或加尔底亚王朝时那样举足轻重，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心理状态的确受星体影响，所以如果父母们能了解其中的道理的话，他们就会为创造出更美丽的孩子去潜修星象学了。
我也相信，在海边或在山上出生会使一个孩子的命运大相径庭。海对我总有一股吸引力，而山却让我感到隐隐的不适且引发我想飞的欲望。山带给我的印象一直像是一个被禁锢在大地上的囚犯。仰望山顶，我产生不了一般游人所产生的仰慕之情，反倒是渴望纵身一跃逃开。我的生命与艺术是源于海洋的。
小时候母亲相当贫困，她无法为孩子们请仆人或家庭教师，这个情形赋予我一个不受自然拘束的生命，让我能拥有童稚之情并且永葆赤子之心。我的母亲是个乐师，以教音乐为生，当她在学生家上课时，通常整天不在家，很晚才回家。此时只要我能够逃脱学校的监禁，我就自由了。我可以独自一人在海边游荡，纵情幻想。我是多么同情那些整天有保姆、家庭教师随侍在侧，总是被保护、照顾，并且精心打扮的孩子们。他们对人生还能有选择吗？由于母亲太忙，无暇考虑到她的孩子可能会发生什么危险，因此我和两个哥哥才能脱缰野马般地行事，有时也会有一些大胆的冒险奇遇，这些遭遇要是被我们的母亲知道的话，她肯定会急疯了。幸运的是她很有福气，对这些事一直浑然不知。其实幸运的是自己，因为真的是这放纵、没有拘束的童年生活激发了我用舞蹈表现自由的创作灵感。我从未受制于在我看来只会给孩子带来伤害的、永无休止的“不可以”。
早在5岁时我就上了公立学校。母亲大概是谎报我的年龄了，因为她当时必须找一个地方安置我。我相信一个人日后的作为，在小时候就已经清楚可见了，像我当时就已经是个舞者和革命家了。爱尔兰天主教家庭中受洗成长的母亲，一直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在发现父亲并不如她想象中的那么完美之后，她离了婚，带着4个孩子一起去面对这个世界。那时起她就放弃天主教信仰，转为一个十足的无神论者，她成为英格索尔[英格索尔（1833—1899），美国政治人物和演说家。对《圣经》有较严正的批判，人们称他为“伟大的不可知论者”。]的信徒，当时她常为我们朗诵他的作品。
她对一些事有与众不同的看法，像多愁善感就被她视为毫无意义。在我还很小时，她就向我们揭发了圣诞老人的秘密，这造成有次在学校圣诞庆祝会上，当老师边发蛋糕糖果边说“小朋友，你们看，圣诞老人带什么东西给你们啊”的时候，我站起来冷冷地说：“我不相信，才没有圣诞老人呢！”惹得老师气急败坏。她说：“只有相信圣诞老人的小朋友才有糖果！”我说：“那我不要你的糖果！”当时老师大为恼火，为了好好教训我，她命令我坐到前面的地上。我走到前面，面向全班同学，发表了生平第一次著名的演说：“我不相信谎言！”我大喊，“我妈妈告诉我，她穷到没法扮圣诞老人，只有有钱的妈妈们才能装成圣诞老人送礼物。”
这时老师一把抓住我，拼命要将我按坐下，但我双腿紧绷，死死抓着她，所以最后她也只是让我的脚后跟碰着了地板。她无法逼我坐下，便改让我到角落罚站。不过即便我站在那儿，还是回过头去大喊：“根本没有圣诞老人，根本没有圣诞老人！”直到最后她不得不送我回家。在回家的路上，我仍不断地大喊大叫：“根本没有圣诞老人！”只因为说实话就没有糖果吃、被处罚，我对自己所遭遇的不公平待遇始终无法释怀。我跟母亲讲述此事，问她：“我错了吗？根本就没有圣诞老人，不是吗？”她回答：“根本没有圣诞老人，也根本没有上帝，只有你自己的灵魂才能帮助你。”那晚，我坐在小毯子上，依偎着妈妈，听她为我们朗诵英格索尔的讲演词。
在我看来，孩子们在学校所接受的普通教育是完全没用的。记得以前在班上时，我不是被看成绝顶聪明且名列前茅，就是被视为不可救药的蠢材，成绩倒数。这关键在于兴趣这玩意儿，看我是否愿意费工夫去强记上课内容，但我真的不了解这一切有何意义。无论我是名列前茅还是倒数第一，对我而言上课都是一样的无趣乏味，我总是巴望着时钟指针走到3，然后就自由了。我真正的教育是从晚上开始的，母亲会为我们弹奏贝多芬、舒曼、舒伯特、莫扎特、肖邦的音乐，或大声为我们朗诵莎士比亚、雪莱、济慈或彭斯[彭斯（1759—1796），苏格兰最著名的浪漫派诗人，为苏格兰方言诗做出重要贡献。]的诗篇，这些时光总让我们心醉神迷。大部分的诗词母亲都朗朗上口，基于模仿的心态，有一天在学校庆祝会上，当时6岁的我当众吟诵了威廉·莱托的《安东尼致克丽奥佩脱拉》[安东尼，罗马政治家和军事将领，因迷恋埃及女王克丽奥佩脱拉，与屋大维决裂，后兵败自杀。]，震惊了全场：
埃及啊，死亡离我不远，离我不远了！
生命的狂潮迅速地退落。
还有一次，老师要求学生们写出个人的生平，我写的故事是这样的：
当我5岁时，我们住在二十三街的一幢小屋。因为付不起房租，我们不能继续住在那里，只好搬到十七街。不久，又因为缺钱被房东赶走，又搬到二十二街。可是在那里我们还是无法平安过日子，又被迫搬到第十街。
过去就这样以永无休止的搬迁继续着。当我起立为全校师生朗读这篇作文时，老师生气极了，她以为我在恶作剧，送我到校长室，母亲也被请来。可怜的母亲读到这篇作文时，泪水夺眶而出，她对他们发誓，里面所说的句句属实——这就是我们流浪生活的写照。
我希望学校教育已经同我小时候不一样了。在我的记忆里，公立小学的教学既残忍又不了解孩子。我还记得当时必须空着肚子呆坐在硬板凳上，或者是穿着湿淋淋的鞋子的悲惨情形。在我看来老师是冷血怪物，只会折磨我们。孩子们对这些委屈从来不愿诉说。
我从不记得曾经因为家里的贫困而受苦，因为我们已经习以为常，只有在学校时我才会觉得苦不堪言。对一个骄傲又敏感的孩子来说，我印象中的公立学校制度就和教养院一样无耻。我一直在憎恶这种制度。
大概在我6岁时，有一天母亲回家发现我召集了一些还不太会走路的邻居小娃儿坐在地板上，我站在前面教他们挥舞双手。母亲问我这是在做什么时，我告诉她这是我的舞蹈学校。她高兴极了，坐到钢琴前为我们奏曲。学校就这样继续办着，而且大受欢迎。后来邻近的小女孩们也来了，他们的父母会付给我一点教学费。这就是后来被证明极为赚钱的工作的开端。
我10岁时，来上课的小女孩越来越多。我告诉母亲说，既然已能谋生了，再去上学只是徒然浪费时间，没什么用。我觉得赚钱比读书重要多了。我把头发扎在脑后，向人宣称自己已满16岁。由于我在同龄孩子里个子很高，因此大家都深信不疑。之后，由姥姥带大的姐姐伊丽莎白也来与我们同住，并加入教学的行列。需要我们两人的人越来越多，旧金山的许多富豪都请我们去教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