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春天，我从江西回到故乡当涂，开始上小学。两年后，母亲到县东北角一个偏僻的镇上教书，我也随着去，那年我10岁。记得是一个冬日的清晨，我们吃完早饭就动身。过了北门石拱桥，尽是山路。从小在江西逃难，白天黑夜翻山越岭，我走惯了山道，稚嫩的小脚过早地生起了一块块硬茧。可那山，是真正的山，绿荫覆盖的山，一片葱茏，逗人乐趣。春天，挖竹笋，采野果，摘几朵不知名的小花，黄的、紫的、红的、蓝的、白的，送给伴侣。秋天，满山的毛栗子，个头虽小，味道香甜。起初我不会采摘，小手被刺得鲜血直滴，后来学会了先用鞋底拍打。我的童年是在崇山峻岭的摇篮里度过的。我爱山，爱山中的树，山中的溪涧，至今我还怀念那绵亘百里的深山——谁会相信，我亲眼见过活生生的大老虎，会吃人的大老虎！眼下，我跟着母亲走过的这一个又一个濯濯童山，丝毫没有那美妙的一切，稀疏的小树，黄土一片，几只山羊在觅食，枯草在风中抖……30里地，越走越长，冬天日短，太阳早落山了。在夕阳微光的拂照下，远处，黑憧憧的一片泛起灰白色，这就是我要去的霍里镇。母亲催我快走，我拔了拔不合脚的球鞋。加快了步伐。
小学校在镇边，门前有一个大塘，水位一年到头低落，淘米、洗衣要蹲在石头上深深弯腰。校舍是一座祠堂改建的，空旷、寥落。夏天凉快，山风呼呼吹来，蚊子多，但风大停不住脚。冬天冷得很，手冻的像胡萝卜，红肿着。晚上进被窝，腿蜷缩着，一夜也难于舒展开。我熟悉的几位小同学，都比我穿得单薄，既没有我戴的破手套，也没有补过的线围巾，但他们对严冷惯了，并不怎么在乎。看着他们在风雪中那副自在的样子，有时为了逞能，我也故意拣冷地方呆着锻炼自己，渐渐地，我也不那么怕冷了。
我的一位好同学，家在与学校贴邻的一个山坡上，孤零零的一座茅草屋。我下午课后常去找他玩。为了挡风，他家的门常关闭着。他的父亲是一位严师，更是一位严父。下午他放学回来，必须背会几个英文单词，才能被准许外出玩耍。我每次去，常常在门外等着，脸贴着大门，眯着眼向缝隙里张望。山头上的风越来越大，吹个不停。我踩在积雪堆上，雪花飘洒满身，我也快成了雪人。当屋内“ABoke”的诵读声止息，大门启开，他便会敏捷地窜了出来。他获得了自由。我们紧紧抱着，在雪地里打滚，在山岗上漫跑。夏日天黑得晚，我们喜欢去小街转转。店铺陆续上门板了，张家布摊父子装好担子，正踏着暮色回家。卖吃食的小摊这时则活跃起来。这座小镇产山羊和湖鸭。羊糕是这里冬天的一道名菜，从清早卖到燃起煤油灯。当年吃羊糕时那种鲜美的味道，今天已经回想不起来了。盐水鸭四时皆有，南京、芜湖的盐水鸭闻名全国，这里离这两个大码头都不远，做好盐水鸭不难。至于它们之间有何区别，我未作过比较，不得而知，只记得家乡的盐水鸭嫩，不肥。这条几十米长的小街有三四个摊子卖盐水鸭，长桌上放着几个大盘，盘子里整齐地码着七八只鸭子，无一例外；每只鸭尾部都插一个红红的小辣椒，尖头朝上。从上午卖到晚上，常常还有剩货，绝少有人买得起一只整鸭。如果哪天有人真买了整只的鸭，肯定会引起沿街百姓的注目。通常，一只鸭总是被几人或十几人零打碎敲地肢解掉，尾部那红红的小辣椒也无一例外地被主人留下，用来插在另一只鸭子上，好似要使这狭窄灰暗的街面上保留一点红色。那时候，我常爱在鸭摊前看看，慢慢地，那红红的小辣椒像是插到了我的心田里。这座小镇，黑瓦灰墙，不像徽州一带皖南山区黑瓦白墙，蒙蒙细雨，早晚炊烟浓厚，渐渐扩散开来，将方圆几里的太空染成灰色一团。我不是考古学家，也不熟谙风土习俗知识，不知在留下我童年足迹的这个地方，何年何月始，做鸭子的师傅天才地创造出这富有诗意情趣的一招，至少给如我生活在这阴冷灰暗日子里的幼小心灵留下了一点暖色。
记得有一次，远房的一位亲戚特意从外地来这小镇看妈妈。晚饭的菜端上桌了，妈妈叫我跑上街去买点熟菜。我将一只蓝花大瓷碗放在王家鸭摊上。王老头是镇上祖传的做盐水鸭名手，他望望我这小不点个儿，又再次翻了翻从我手中接过来的钱，然后斩了大半只鸭子，替我在碗里排得整整齐齐的，上面一层全是好肉，浇了三匙卤汁。我眼巴巴地盯着剩余半只尾上插着的那个红红的小辣椒不肯走。他笑着说：“好，给你这个。”他将辣椒拔出来，插在我的碗里。我高兴得用双手捧着大碗，慢慢地走，一步一步地走，下坡上坡，怕将这竖立着的红红的小辣椒碰倒。舅舅见我端碗的那副认真劲儿，看看碗里一点红的鸭子，也新奇得笑了。
我至今想不通，在那个小镇里，这么点鲜活的红色怎么会使我长久留下记忆。小时候，我在山里见到的，玩过的，吃过的五颜六色的野花果太多了。4月的江南，一望无垠的金黄金黄的菜花够耀眼刺目，它的折光使附近的房舍也多少涂上了点金色。我乍回当涂老家，一眼见到天井一角有棵天竺，上面缀满了点点红珠子。这是我在江西山里不曾见过的。除夕夜，准备年饭，姐姐摘了两粒天竺珠子，嵌在一条大鳜鱼的眼里。这条眨着红眼睛的鳜鱼，先被端正地放在祖先牌位前，祭祀后又被转移到大圆饭桌的中央。我回家乡不久，不懂得乡规、家规。妈妈不断帮我拣菜，叫我少吃饭，多吃菜，说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多的家乡菜，今晚要吃足。哥哥给我拣了一碟蚕菜，俗语八宝菜；姐姐给我挑了个大肉圆子和精巧巧的蛋饺子。我目光注视着那条大鳜鱼，那对红眼珠子仿佛在向我挤弄。我将筷子伸去戳鱼肚皮，被妈妈用手将我的筷子打掉。我吓呆了，见妈妈生气，急得哭了。事后姐姐告诉我，这是条吉利鱼，象征年年有余，从年三十到正月十五，顿顿饭要端上来端下去，过了十五才能由大人先动筷子。妈妈不是舍不得让我吃，是怕破了吉利。马上家里几个孩子开学，要交一笔学费，妈妈正为筹措这钱犯愁呢。听了姐姐的一席话，我哭得更伤心了。那对红珠子，就这样带着哭声被筷子戳在我的心里了。
联想有时是有轨迹可寻的，有时真有点莫名其妙。我想，插在鸭尾上普普通通的一个红辣椒引起了我如此兴趣，是否与鳜鱼眼里那颗天竺红珠子的转动有关系呢？母亲在学校门口开了一小块菜地，种了冬瓜、小青菜、豇豆，也有几行辣椒。我每天浇水，突然发现有几棵上挂着小小的红辣椒，清晨或黄昏，远远望去，恰似野地里燃烧着的一根根红蜡烛。
一年后，母亲离开这个小镇，我也跟着她。从此，30多年，再也没有回过这里。近两年，有时出差，偶尔能路过当涂。南京开往芜湖的火车站多，本来就慢，当它徐徐地驶入慈湖，我望着十几里地远处，童年我呆过的那个地方，想象着王家小摊鸭尾上的红辣椒，我渴望知道它今天的变化，而滚滚的车轮又将我与它拉远了。
1983年11月于北京
［鉴赏］
吴泰昌（1937～），安徽人。著有《吴泰昌散文选》、《艺文轶话》、《文苑随笔》、《文学情思》、《有星和无星的夜》等。
唐人朱揆《谐噱录》曰：“顾长康噉甘蔗，先食尾。人问所以，云：渐至佳境。”而吴泰昌这篇《红红的小辣椒》，也是渐引读者入佳境的美文；用的手法，正是倒吃甘蔗的特技。
那个红红的小辣椒，千呼万唤，总是出不来。而作者一上笔，似“正规”，亦悠闲：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何种风景，何样感受，都交待得清清楚楚，实实在在。这种慢慢道来，正是为红红的小辣椒布置着特定的背景。没有这一酝酿过程，突兀登台，就显得唐突急躁；有了特殊的环境，再重笔浓彩刻画之，便异常鲜明而灼人。何况这又是“我生活在这阴冷灰暗日子里的幼小心灵留下了一点暖色”。人于困境或逆境中，得到些微光亮与温暖，总认为拥有了世上最美好的东西。正是从这样的人生体验出发：无论“我”与红红的小辣椒保持着一定的美感距离，还是那样欢乐而满足地拥有它的过程，都是人间纯情的表露。作者完全是用一组组镜头，为我们拍摄下了童心的纯朴与真诚。
作者为何要重笔描写鳜鱼的那对红眼珠子呢？“那对红珠子，就这样带着哭声被筷子戳在我的心里了。”无疑，它是红红的小辣椒的相仿物，但从技巧上看，这不仅是又见波澜，亦完全是从悲处着手；而红红的小辣椒的来由，以及拥有它的过程，则是从乐处下笔。一乐一悲，两相对比及映衬，愈发显示出红红的小辣椒的可爱与美丽。所以，它才像一根根红蜡烛，燃烧在永恒的记忆里。
在主题的提炼上，作者并不过分夸大它，拔高它，而是很实在的为之定位。这种朴实的文风，一扫做作、媚态的新八股气，更使我们于朴实中见其宽厚，于真诚中见其高大。
无名氏
柯灵
我进过各式各样的剧院，见过各式各样的舞台，东方的、西方的、古典的、新式的。富丽堂皇的建筑，描金点彩的壁饰。妙曼优美的顶画，凝重生动的雕塑。升降旋转的戏台，传神刻意的场景，变幻如梦的照明，垂垂若深藏人世秘密的绒幕。但梦里真真，常常萦绕心曲的，却是故乡镇上古朴的庙台，村口河边临时搭成的戏棚，入夜在汽油灯的映照下，远远望去，宛如缥缈的仙山楼阁：笙歌悠扬，在田野里因风传送，端的是天上应有，人间难得。在戏台前，星辰下，风露中，赤脚踏跣，拥挤直立的看客，那一张张日晒雨淋月照风吹的脸庞，心满意足难画难描的神态，只有顾恺之、吴道子、达·芬奇、伦勃朗那样的大手笔才摹写得出来。
我欣赏过很多名角登台献艺，中国的、外国的、不同的角色，不同的剧种。龙翔凤舞的身姿、鸢飞鱼跃的动作，矫袅盘旋、抑扬顿挫的歌喉，有声有色、维妙维肖的表情。台上出神入化，台下心醉目迷。一剧方终，全场歆动，一阵又一阵雷动的掌声，一次又一次彬彬有礼的谢幕。但我的记忆深处，却还另有一种亲切的存在，那就是乡下草台班里无名艺人的演出。
我看过无数台上搬演的戏文，为多少慷慨激昂、悲欢离合、可歌可泣、亦庄亦谐的故事传奇所陶醉：但那些摘隐发伏、揭示人生真谛的节目，却更能扣动我的心弦。
我小时候看过一出戏，相隔五、六十年了，至今还是活鲜鲜地留在眼底，印在心上。离开我家五里地的一个小村庄，村口有个文昌阁，紧靠着一座宽阔的大石桥，桥下流水湍急，哗哗作响。广场上矗立着古旧的庙台，面向神座，正在演出社戏。夜空辽廓，秋意渐深，在急管繁弦声里，我看到一出惊心动魄、使人战栗的戏剧，那就是根据《左传》史实衍化出来的《伐子都》。在辽远的春秋时代，郑庄公伐许，公孙阏（子都）和颖考叔奉命出征。公孙阏在鏖战中马失前蹄，幸亏颖考叔救了他。但当颖考叔战胜敌手的时候，公孙阏却出其不意，谋杀了他的救命恩人和战友。谎报颖考叔阵前丧生，冒夺战功，班师入朝，金殿受赏，志得意满。不料颖考叔的鬼魂却在烟火弥漫中一再出现。公孙阏被强烈的恐惧和良心谴责所压倒，神志失常，突发狂痫，终于吐露出讳莫如深的亏心事，咯血而亡。我稚弱的心灵第一次被人性中黑暗的深渊所震慑，也第一次如此强劲而深刻地被艺术感染力所吸引，如受电击雷轰。扮演公孙阏的是一位无名的艺人，他以绝妙的气概风度，矫健的腰腿身手，活灵活现地创造了一个胸襟十分偏窄而野心无限膨胀的人物。他富有特色的脸型：瘦棱棱两颊，配上忒愣愣的双眼，把金殿发疯那场戏演得石破天惊，使人毛骨悚然。
无名艺人征服了我，成了我倾心折节的偶像。在以后的几年里，我跑遍四邻远近的村镇，如醉如痴地盯着看他的戏，特别是他最拿手的《伐子都》。我觉得能享受这样的艺术真是幸福。只是生活驱遣我离开故乡以后，“此曲终成广陵散”，我再也无法品尝。
世态的浸淫和年齿的推移比例增长，我洞察了许多世道人心，艺术欣赏也大大扩展了眼界，有机会耽读了不少辉煌的世界名剧。当我读到莎士比亚剧作的时候，总是自然地引起对《伐子都》的联想。
“野心家本身的存在，也不过是一个梦的影子。”
“一个梦的本身便是一个影子。”
“不错。因为野心是那么空虚轻浮的东西，所以我认为它不过是影子的影子。”
这是《哈姆雷特》第二幕第二场中的一段对白。和《伐子都》内涵的哲理若合符节——《哈姆雷特》、《麦克佩斯》和《伐子都》，不同样是发掘人类病毒的杰作吗？我深切地感到，《伐子都》完全可以与莎剧骈肩而无愧。在我们可以预见的将来，它们还将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对观众起振聋发聩之功。《伐子都》的剧本作者是谁，我不知道，但我猜想，他恐怕和我所崇拜的无名艺人一样，也是被人世遗忘了的无名氏吧。
在六十年代初叶，大约阔别三十几年以后，我才有机会在京沪两地重睹《伐子都》的演出。在上海，主要演员是青年武生蒋英鹤，凌厉峭拔的台风，勇猛跌扑的功夫，使他脱颖而出、一举成名。在北京，主要演员是钱浩梁——那时他是武生行中的后起之秀，已经很负时誉。这一南一北互相辉映的两台《伐子都》，演员声名的显赫，剧场设备的堂皇，戏装的鲜艳，武功的精娴，角色搭配的整齐，和草台班的演出，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了。但我总觉得意犹未尽、流连光景，有一种近似曾经沧海、除却巫山的心情。
出乎意料的是，时隔不久，《伐子都》竟以“鬼戏”的罪名被宣布死刑，而钱浩梁却成了江青夹袋中宠爱的玩物，这个丑恶事实的后景，恰恰就是由现代超级公孙阏们组成的阴谋集团，正在肆意毁坏国家栋梁，草菅社会精华，串演一出阴森奇谲、货真价实的鬼戏，新中国就在乌烟瘴气中出现了一次可怕的历史大倒退。直到这出鬼戏收场四年之后，《伐子都》才得起死回生，重登舞台。这一次担任主角的，是上海名不见经传的青年演员刘德利——又一代新秀在红氍毹上崭露头角，引起观众的瞩目。遗憾的是我这个醉心《伐子都》数十年的老看客，历尽风霜，虽然几次发心要到戏院去看，却已经失去应有的精力与闲暇，只能在荧光屏上欣赏了精彩的片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