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幕徐徐落下，一抹夕阳缠绵而又朦胧，四周高耸着的伦敦城的房顶和烟囱，似乎就像监狱围墙上的雉堞。从我三楼的窗户鸟瞰，景色并不令人怡然自得——寂寞的庭院干净整洁，死气沉沉的秃树刺破了暮色。远处钟声不绝于耳。
遥远的钟声仿佛在提醒我：我是初次远离家乡。这是１９５３年，我刚从爱尔兰的克尔克兰来伦敦寻找运气。眼下，一阵乡愁流遍了我全身，这种伤心的感觉让我感到沉重。
我回到房间，手提箱映入眼帘。“也许我该收拾一下吧。”我自语道。说不定正是这样整理一番，便能在这陌生的环境中创造一种安宁感和孜孜以求的自在感呢。我打定主意说干就干，甚至没有心思去费神脱下那天下午穿着的上衣。我伤感地坐着，凝视着窗口——这一刻令我感到沮丧。这时，突然响起了敲门声。
不是别人，是女房东贝格斯太太。刚才她带我上楼看房时，我们只是匆匆见过一面。她身材纤细，银丝满头，我开门时她举目望了望我，又扫了一眼漆黑的房间。
“就坐在这样一片漆黑中，是吗？”我这才想起，我居然懒得开灯。“瞧，怎么不脱去那件沉甸甸的外衣？”她带着母亲般的慈爱拉了拉我的衣袖，一边嗔怪着，“你就下楼来喝杯热茶吧。哦，我看你是喜欢喝茶的。”
贝格斯太太的客厅活像狄更斯笔下的某一场面。褪色的英格兰风景画和昏暗的家庭成员的肖像照片贴满了墙壁。屋子里挤满了又大又讲究的家具，满头银发的贝格斯太太在这重重包围中宛如天使。
“我一直在倾听……”她一边准备茶具一边说，“可是听不到一丝动静。你进屋时我注意到了你手提箱上的标签。我这一辈子都在接待旅客，所以我一眼就看出你情绪低落。”
当我们坐下来交谈时，她时时殷勤献上的热茶渐渐地驱散了我心头的忧郁。我思忖：在我以前，有多少惶惑不安的陌生人，就坐在这个拥挤的客厅里面对面地听过她的教诲啊！
只坐了一会儿，我便向贝格斯太太告辞。然而她却坚持临走前给我看一样东西。她在桌上放了一只模样破旧的纸板盒——有鞋盒一半那么大，还用磨损的麻绳捆着，看来有些历史了。“这就是我最宝贵的财产了，”她一边向我解释，一边几乎是带有敬意地抚摸着盒子，“对我来说，它的价值胜过皇冠上的钻石。真的！”
我估计，破旧的纸盒里也许装有什么珍贵的纪念品。是的，连我自己的手提箱里也藏有几件小玩意——它们是感情上的无价之宝。
“赠我盒子的人是我亲爱的母亲，”她告诉我，“那是在１９１２年的某个早上，那天是我第一次离家的日子。妈妈嘱咐我要永远珍惜它——对我来说，它胜过一切。”
１９１２年，那是４０年前，这比我年龄的两倍还长！那个时代的事件倏地掠过我的脑海：冰海沉船“巨人号”、南极探险的苏格兰人，依稀可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声……
“这盒子已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了。”贝格斯太太继续说，“１９１７年凯撒的空袭，后来希特勒的轰炸……它是跟我进入防空洞才保存到今天的。失去房子没什么，可我怕失去它。”
我感到十分好奇，贝格斯太太却显得津津乐道。
“此外，”她说，“我从来没有揭开过盖子。”她的目光越过镜片打量着我，“里面装的是什么，您能猜出来吗？”
我想，里面一定装着极其珍贵的东西，因为那是她最珍惜的财产。我无法猜出里面是什么，于是摇了摇头。她忙着又给我倒了点热气腾腾的茶，接着端坐在安乐椅上，默默地注视着我——似乎在思索着如何选词来表达自己的意思。
“什么也没有，”她说，“这里头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
这个回答简单得令人吃惊，天哪，究竟为什么将这么一个玩意当做宝贝珍藏，而且珍藏达４０年之久呢？眼前的这位仁慈的老太太似乎变得古怪起来。
“一定感到奇怪，是吧？”贝格斯太太说，“这么多年来我一直珍藏着一个似乎是无用的东西。”
我朗声大笑起来——我不想再往下问，如果问个水落石出倒不好。
“没错，是空的。”她认真地说，“４０年前，我妈妈将这盒子合上捆紧——同时也将世上最甜蜜的地方——家的声响、家的气味和家的场景统统关在里头了。从此，我再也没有打开它，我觉得这里头仍然充满了这些无价之宝。”
以装满天伦之乐的盒子作为纪念品珍藏，既独特又不朽——相片早已褪色，鲜花也早已化作尘土，只有家，才依然如自己的手指那么亲切！
贝格斯太太此时注视着那个陈旧的纸盒，指头轻抚盒盖，陷入沉思之中。
就在那个晚上，我又一次眺望着伦敦城。灯火在神奇地闪烁着，这地方似乎变得亲切得多了。我心中的忧郁大多已经消失。是贝格斯太太那滚烫的茶冲走了我的乡愁。此外，我心中又腾起一个更深刻的思想。我明白了，每个人离家时总会留下一点属于他的风味；就像贝格斯太太的旧纸盒永远留有家乡的气息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