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帝国，雄风一世。大汉子民也是光明磊落，不虚伪不狡诈，但却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告密时代。这显然让人摸不着头脑。如果我们透过现象，看到这个是非争议颇多的武帝，就会发现，这个帝国之所以有那么多告密幽灵，全是统治者的功劳。
韩信之死
从告密现象这一角度而言，秦帝国并不是一个成功的帝国。相比后来的唐武后、明太祖、康雍时代，秦帝国写进法律的告密因为无人呼应而成了小儿科。秦灭后，刘邦建立汉朝，已经几乎被六国百姓扼制的告密文化才算苏醒过来。开国功臣韩信则成了第一个受害者。
韩信是个军事天才，但他在识人处世上的智慧几乎等于白痴。从小就家境贫寒又早年丧了双亲的他时常遭到同乡地痞的欺辱，江苏淮阴在那个时代或许非常盛产流氓，韩信经常能遇到这样的人。不过，之所以这些流氓总欺负韩信，与韩信自己有很大关系。他从小就熟读兵书，学成后总觉得自己是大将之才，常挎一根木剑四处招摇，这种特立独行难免会让那群流氓产生好奇，先是认为与他身份不符，随之而来的就是侮辱。韩信就在这样的背景下，钻了一个流氓的裤裆，后人称之为跨下之辱。
项羽与刘邦纷纷揭竿而起反秦后，韩信跟了项羽，项羽并没有认识到这是一个军事天才，只是让他担任了自己的粮库站长。韩信当然认为自己不是干这个的，于是跑到了刘邦那里。
结果，刘邦也没有看上他。倒是刘邦手下的萧何在与他的谈论中发现此人是个天才。楚汉战争前期，许多人见刘邦总被项羽打败，所以都逃跑了。韩信也逃跑，但却被萧何追了回来，刘邦在萧何的建议下任韩信为将，韩信正式登上了楚汉战争的舞台。
四年后，也就是公元前202年年末，已经被封为齐王的韩信率三十万大军在垓下（今安徽灵壁东南）将项羽的九万兵马团团包围，项羽仅带二十八人冲出重围，逃至乌江，又被韩信的部队追及，项羽在吟诵了几句诗歌后，挥剑自刎，楚汉战争以刘邦的胜利而告结束。
楚汉战争的结束标志着天下已经归刘邦所有，但是，有一个国家不肯投降，这个国家就是鲁国，鲁国不承认刘邦是天下之主，还要为项羽奋战到底。刘邦派人告诉他们，项羽已经死掉，他们不信，最后，刘邦只好把项羽的人头拿给他们看，鲁国才放下武器，投降了刘邦。
就在与鲁国的对峙期间，刘邦只带了几个随从，在韩信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冲进了齐王韩信的军营，把韩信的官印和兵符全都收剿。韩信一下就成了光杆司令。
从这件事上可以给我们两个启示，第一、刘邦在得到天下后对功臣，特别是韩信的猜忌之心非常重；第二、韩信虽然能带兵打仗，却不善于治军，不然不会让刘邦那么轻松地进入军营，韩信在军队的管理上相当差劲。第二年，刘邦大封功臣，就把韩信封为楚王，理由是，那里是你的家乡，你对当地情况比较熟悉，但并没有给他任何兵。
此时，韩信是个没有牙齿的老虎，只能听从刘邦的摆布。在楚王位上只呆了四个月，刘邦朝廷就发生了一件事。有一天，刘邦召见群臣，脸色灰青，漠然地对臣子们说：“有人告发楚王韩信要谋反，怎么办？”
这个告密者到底是谁，司马迁没有给我们答案。但从种种迹象来看，的确有这样一个告密者，而不是刘邦的信口雌黄。韩信此时已经是个光杆司令，刘邦没有必要采用欺诈的手法再来惩治他。不过，这个告密者肯定熟透了刘邦的心理。韩信与刘邦其实并不合，早在楚汉战争期间，刘邦被项羽围困急切希望韩信来解救。但韩信却趁火打劫，让刘邦把自己刚攻占下来的齐地奖励给他，而且要封他为齐王。刘邦当时可是咬着牙让韩信做齐王的。告密者很可能从这一信息上吃透了刘邦对韩信并不那么友好。所以，即使韩信没有想造反，由于偏见，刘邦也会认为韩信会造反的。
众人都认为告密属实，就商量对策。商量的结果是，不能去讨伐韩信，因为韩信是个打仗的天才，刘邦的臣子中没有这样的天才。
有大臣建议说，既然不能强攻，只能智取：“古时天子常到各地巡游打猎，借此机会与各地的诸侯想会。南方有云梦泽（湖南益阳以南、湖北江陵以北之地），您可以说到云梦巡游，会见那一带的诸侯，韩信听说陛下到了云梦，按照礼仪，必来见陛下，陛下乘其不备，只用一个壮士就能生擒他。”
刘邦认为，这的确是个好主意，便向天下发布通告，说要到云梦泽游玩。并专门遣使告诉韩信，让韩信前往云梦相见。
韩信听到消息后，是很犹豫的。他不知是该去还是不该去。据史料记载说，韩信当时感觉到刘邦来者不善。他左思右想，自己到底有什么秘密被刘邦知道了，结果想来想去，就想到了自己的老乡，曾经追随项羽的大将钟离昧身上。
项羽死后，钟离昧并没有陪去地府陪项羽，而是逃到楚地，听说好朋友韩信在做楚地的王，就跑来找韩信寻求保护。韩信想都不想，答应下来。刘邦曾发布通缉令通缉过钟离昧，但因为没有告密者，所以毫无消息。
韩信认为，问题可能就在钟离昧身上，大概是有人告密，说我私藏国家罪犯。韩信于是跟钟离昧商量，希望他能老实点，跟自己去见刘邦。
钟离昧苦笑，却又很郑重地提醒韩信：“你若将我逮捕交给刘邦，以此向刘邦献媚，那么，我今天死，你也将随后而亡。”
韩信当时很窘迫，他有点后悔当时收留钟离昧了，既然钟离昧不肯老实与他合作，那么只有杀了他。据说钟离昧自杀前，说韩信：“你真不是一个仁厚之人！”
这话如果放在二人的关系上，的确如此；但若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讲，韩信的确是个忠贞之臣。
不过，韩信想错了。当他提着钟离昧的首级见到刘邦，还没有做一句解释，刘邦就一声断喝，武士把韩信捆了起来。然后，就启程回临时国都洛阳。
上车时，韩信不知是哪里来的书生气，喟然长叹：“果然像人们说的那样：‘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当然应该被烹了。”
刘邦可不想让人误会自己是这样一个人，他争辩道：“你还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抓你，是因为有人告密，说你要谋反。”
韩信无话可说，总之，现存的史料并没有记载，韩信当时有过争辩。到洛阳后，刘邦思来想去，认为韩信虽然要谋反，但功大于过，所以就把他贬为淮阴侯，让他去淮阴好好反省去。韩信无缘故地被贬，当然牢骚满腹，常常称病不朝。刘邦也不是不理解韩信心中的不服，这位皇帝也是没有办法，所以对韩信的软对抗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可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告密者又告发了韩信。
韩信这个人似乎命运很不好，小时候无依无靠，好不容易被刘邦封为大将，只领兵四年就被剥夺军权，然后是被人告发谋反。这次又是被人告发谋反。不过这一次，告密者留下了姓名，这个人叫栾说。栾说的哥哥是韩信的舍人，也就是家臣。很可能是在处理一些事情上不符合韩信的心意，韩信就把此人囚禁起来，同时还声称要对其进行严厉的制裁。
栾说在看望哥哥的过程中，哥哥的处境让他感到了无助。据史料给我们的信息，我们可以得知，就是在栾说与哥哥见面的时候，这位韩信最信任的家臣把韩信要谋反的消息告诉了栾说，栾说毫不迟疑，为了能解救哥哥，立即向朝廷告密，说韩信要与阳夏侯陈豨谋反。
陈豨是汉朝的开国功臣，当时被任命为巨鹿守。公元前197年，陈豨任代国的丞相。汉朝规定，诸侯王的丞相都由中央政府派遣。不久，他自称代王，联合韩王信、燕王绾举赵代之兵反叛，刘邦亲率大军北上征讨，吕后及萧何守卫国都长安。
有一天，吕后慌忙召来相国萧何，把栾说的告密说了一通，最后认定，韩信肯定是要和陈豨商量过谋反的事情。
听了吕后的话，萧何也觉事态严重。经过密谋，两人决定：由萧何去见韩信，诈说叛军已经被刘邦平定，陈豨已死，诸侯与群臣皆入朝祝贺，也请韩信入朝致贺。
萧何去见韩信，把来意一说，韩信果然跟着萧何到了长乐宫。
结果可想而知，韩信进宫见不到皇帝，只见到了一大批武士，把他捆绑起来。吕后连问都不问，就将他杀掉了。
韩信临死前，并没有说自己是否要谋反，司马迁认为韩信的确与陈豨探讨过谋反事宜：“陈豨拜为巨鹿守，辞于淮阴侯，淮阴侯挈其手，辟左右与之步于庭，仰天叹曰：‘子可与言乎？欲与子有言也。’曰：‘唯将军令之。’淮阴侯曰：‘公所居，天下精兵处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叛，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将。吾为公从中起，天下可图也。’陈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谨奉教！’汉十年，陈豨果反。上自将而往，信病不从，阴使人至所，曰：‘第举兵，吾从此助公。’信乃谋与家臣夜诈诏赦诸官奴，欲发以袭吕后、太子。部署已定。其舍人得罪于信，信囚，欲杀之。舍人弟上变，告信欲反状于吕后。”
韩信被杀后，刘邦回到洛阳，听了这个消息后，又喜又叹。至于韩信是否真的要谋反，刘邦没有问。于是，“韩信谋反被杀”就成了历史上的重大谜案之一。那两个告密者也成了历史讳言之人。
许多人对韩信之死表示惋惜，有人认为他在齐王任上时，靠实力就能与刘邦项羽鼎足三分。如果在那个时候不造反，楚王时的光杆司令和淮阴侯时的无兵无卒，玩“造反”实在是玩火自焚。
不得不说，开国功臣大都不得善忠，如果不是一个规律，也是一个普遍现象。汉朝初年，刘邦辛苦奔波，全是为了各地造反的诸侯王。韩信虽然没有造反的实证，但却有造反的实力，这不能不让刘邦有所忌讳。况且，韩信当初要挟刘邦的事，总不能让刘邦痛快，所以，韩信后来之死是必然的，但却不是必须的。因为有告密者。
如果说第一个人的告密是刘邦搞鬼的话，那么，第二个告密者可是有名有姓，有据可查的。刘邦当时正在前线拼命，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来找个告密者告发韩信。
所以说，韩信如果真的要造反，那么是告密者毁了他；如果他没有想过造反，那么，是刘邦利用告密者毁了他。
告密者在汉朝初年，所能担当的角色恐怕也只限于此。至少刘邦在那段时间忙于剿杀诸侯和与匈奴的对峙，国内百废待兴，他不可能将秦朝的告密制立即继承过来。不过，秦朝的告密制度显然是给了他种种启示，聪明的人往往都能利用告密者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但不可认为，刘邦是个光明磊落的皇帝，只是因为汉初的政体是郡县封国并存，集权制度还没有被强化到必须要帝王一个人来处理国家大事，所以，刘邦在治理国家的大范围内还不需要告密者。
当专制制度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自然就有皇帝喜欢告密者了。
告密滔滔
我们知道，秦汉的政体是宰相负责制，宰相作为政府的首脑，处理所有朝廷政事，皇帝只有监督权，而没有干预权。虽然实质上并没有做到这一点，但至少这是一个程序，即使在今天，也值得我们去怀念。但到了汉武帝时期，这种政体就受到的了挑战。
汉武帝雄心勃勃，权力欲望极大，又因为要与匈奴开战，所以，他渐渐地把本该是宰相的权力转移到了自己手中。终武帝一朝，宰相十三位，其名声与地位远远不如秦国的李斯和汉初的几位丞相。如果说，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那么，集权催生告密，绝对的集权催生绝对的告密。
在与匈奴的战争后，汉帝国的国库为之一空，汉武帝必须要进行一场创新的聚敛财富手法，才能使战争和自己的享乐生活继续下去。于是，元狩四年（前119年），他颁布了“算缗（min）”和“告缗”令。
所谓“算缗”，就是对商人和手工业者征收财产税，规定商人财产每二千钱抽税一算（120钱），手工业者每四千钱抽税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的每辆车抽税一算，商人的车每辆征收二算，五丈以上的船每条征税一算。同时为了避免这些人逃掉商人的身份，武帝还特意为他们另力一户口册——称为“市籍”。
在“市籍”中的每个人都要主动向政府自报个人财产，如有隐瞒不报或自报不实的，鼓励知情者揭发检举，这就是“告缗”。
如果不再向下看，我们很为武帝的这一举措拍手称快。商人牟利与农夫不同，其所得与所付出在任何时代都不成正比，这样的人必须要有交纳高税的义务。但是，人性是贪婪的，每个人都希望得到的多，付出的少，税越低越好。汉武帝时代的商人不会因为自己少交纳了税而感到伤了自尊，也不会觉得自己没有尽权利而感到害羞。
武帝当然知道这一点，所以鼓励告发，并且奖励告密者。凡揭发属实，被告者的财产则全部没收，并罚戍边一年，没收的资产分一半给告发人，以作奖励。
但是在执行中，困难还是有的。比如有官员与商人勾结，帮助商人逃税。武帝在处理了这样的几位官员后，于前117年，特意任命杨可主持“告缗”。也就是说，专门成立了一个由杨可负责的机构，这个机构如同今天的信访办，接纳的人就是那些告密者。而工作内容主要是针对告发逃税的商人。三年后，杨可的工作业绩突飞猛进，武帝再申告缗令。一时间，全民上下，尤其是那些受苦受累的农夫得到了向富人报复的机会，他们三五成群，或是单枪匹马，从帝国的各个角落来到京城，进行告密。
据说，杨可这个部门如同今天饭菜特别可口的特色饭店，来吃饭的人都要提前领号，很久之后才能接见自己。“告缗”的结果，让汉武帝非常满意，朝廷得到了以亿计的财物，田宅无数，商人中产之家只好宣布破产。
不过，一种制度的目的如果不纯粹，那么，在其执行手段时，就会被人利用。在如火如荼的经济告密的背后，往往搀杂了许多人私人的目的。比如，有人就通过朝廷鼓励的“告缗”，把平时的怨家给轻松地解决了。当告密如同秦国时已经成为国家法律，那么，遵纪守法就成了百姓的义务。即使无密可告，因为有激励因素在里面，许多人也会找出秘密来上告。
作为专制最高权力者汉武帝，告缗运动不仅让他得到了可供自己支配的巨大财富，也通过告密加强了自己的无上权威。毋庸置疑，这种搜刮民财、盘剥民财尤其鼓励告密的做法，其毁坏国民人格和心智的恶劣影响深远。武帝鼓励告密，事实上就是鼓励全民特务政治，鼓励人性的堕落，鼓励以邻为壑，鼓励贪婪和邪恶。而这一切的实现，都是因为他手中没有任何人可以质问和约束的权力。
告密滔滔之下，许多人为了自保，只能做出在今天看来是不符合常理的事。也就是说，告密往往催生虚伪与狡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