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怕没有人能像顾炎武那样，对能够担起复兴大明重任的高人的出现矢志不渝地期待，一直到死。这个在天崩地裂的时代为了激励天下人而说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明朝遗民，或许更多的是在激励自己。为了那个气数已尽了的大明朝，他“九州历其七，五岳登其四”，不畏长途跋涉之艰难，广交天下故明之豪杰，两度入狱，依旧坚贞不渝，数次拒清，更显拳拳之忠。他不仅是一名斗士，还是一名思想家、学问家，他一生都在思考着民族复兴这个时代主题，路漫漫而上下求索，情切切而殚精竭虑。而这种努力与期待遂成为清初明朝遗民的主旋律。
在笔与兵之间
“甲申之变”发生之前，顾炎武正潜心研究实学。
在封建时代，读书致仕是所有文人的必经之路，顾炎武也不例外，他在十四岁就进了昆山县的县学，取得了秀才的资格，而且据记载当时他的府试成绩颇佳，受到了知府寇慎的夸奖和勉励。
俗话说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但对顾炎武来说却不是这样的，由于科举考试所考的那些儒学教条丝毫不能激起顾炎武的学习兴趣，其随后的科举考试可以说是屡试不中。崇祯十二年（1639）他再次落榜后他便不再“从四方之士征逐为名”，可以说是与桎梏了他十三年的科举制度彻底决裂了。
抛弃科举之后，顾炎武转而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挽救社会危机的探索中去，开始从事经世致用之学的学术研究。他既重视对社会现实的了解，又充分利用自己家中收藏的书籍，以寻找造成明末社会积弊的根源以及解决这些积弊的途径。他在这一阶段的研究著述后来汇集成两本书，一本是有关经济资料的汇编即《天下郡国利病书》，一本是有关地理资料的汇编即《肇域志》，这些是后话。正当顾炎武的探索日益深入的时候，奄奄一息的明王朝终究没能经受住农民起义军的最后一击而寿终正寝，天下转手之间也成为满族人的天下，从此，顾炎武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抗清的道路。
在崇祯皇帝自缢后不久，在南方的一些明朝的旧臣们又在南京拥立了一个新皇帝，即福王朱由崧，次年改年号为弘光，这就是弘光小朝廷。弘光小朝廷成立之初，自然要做些姿态，发布了一个类似求贤诏之类的东西，当时的昆山县令杨永言就向朝廷举荐了顾炎武，很快顾炎武就被任命为兵部司务，其实也就是兵部的一个下级官员。不过官位的高低对顾炎武来说自然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这个政权让他看到了汉室有祚，中兴有了希望。于是顾炎武在接到任命诏书后，立即开始着手准备去南京任职。
新官上任，顾炎武自然是热情高涨，他停下了手中《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的写作，集中精力起草了《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等文章，《军制论》论的是军制改革，《形势论》则讨论用兵之法，《田功论》和《钱法论》谈的是农业和财政问题。这年春天，顾炎武带着自己的政论主张和满心的希望离开常熟，奔赴南京。
可是到了南京之后顾炎武才发现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当时在福王政权中执掌兵权的是大奸臣马士英，顾炎武到南京后迟迟不能到兵部就职，更别说朝见“天子”、议政于朝堂之上了。而此时的“天子”福王正在马士英、阮大铖的簇拥下整日沉溺于歌舞升平的荒淫作乐之中，无奈之下顾炎武和随行而来的顾兰服在愁云惨淡之中拜谒了明陵。不久，在南京报国无门的顾炎武暂时回到常熟家中。
南明弘光元年（1645）四月中旬，就在顾炎武还在南京等待兵部征召的时候，清军已经渡过淮河，向南明小朝廷发起了猛烈的攻势。四月底，清军进攻扬州，很快扬州保卫战宣告失败，孤立无援的史可法等将领英勇就义，清军在扬州制造了一系列屠杀，史称“扬州十日”。随后清军的铁骑直扑南京的福王朝廷，而此时南明朝廷中负责南京城防的赵之龙已经秘密派人与清军联络，准备拱手献城，接引清军。
顾炎武在家中为母祝完寿之后又离开常熟去南京准备就职。但是尚在赴任途中的他很快就听到了南京官员不战而降的消息，不由得悲愤交加，而在那些向清军奉表投降的达官显贵中，顾炎武的老师、在江南人士中享有很高威望的东林名士、南京礼部尚书钱谦益也在其中，从此，顾炎武就和这位老师决裂了，尽管钱谦益后来十分后悔自己所采取的“委蛇”态度。
南京失陷后，顾炎武显然是不能去了，于是他连家都没回，便毅然投笔从戎，在苏州参加了抗清武装斗争。顾炎武的许多早期在复社结识的朋友，如归庄、陈子龙、夏允彝等人也都投入了斗争。
这年的闰六月初，刚当上清朝的昆山知县的汉奸阎茂才秉承新主子的旨意颁发《剃发令》，强迫各地所有男人都必须象满族一样，把头发剃掉，否则就要杀头。命令一下，举城骚动。在汉族人民看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骤然要改变本民族的传统习惯，剃发留辫，实在是一种奇耻大辱，当时江南许多人表示“宁为束发鬼，不作剃发人”。因此当时的昆山县城是群情激愤、怒不可遏。人们冲进县衙，杀了阎茂才，烧了他的官府。这时逃亡在外的原县令杨永言立即招募了几百名士兵赶回昆山，他在全城百姓的拥戴下，领导全城的抗清斗争。
七月初，清军向昆山进攻，顾炎武的好友归庄、吴其沆等人都直接参加了保卫昆山的斗争。很快昆山城破，城内百姓遇难者甚众，顾炎武的好友吴其沆也在这次战斗中英勇牺牲了。紧接着清军又攻下了常熟县城。在这次清军攻苏州、破昆山、取常熟的过程中，顾炎武被搞的家破人亡。
门风决定士风
顾炎武的胞弟顾缵，字子叟，顾炎武生母何氏所生，当清兵进入昆山时，他发誓以身殉国，身着白衣，奋勇当先，登上城楼与清兵搏斗，不幸阵亡，时年仅二十六岁。顾炎武的弟媳朱氏听到自己丈夫阵亡的消息，悲痛欲绝，又怕自己遭到清兵侮辱，遂挥刀自刎。何氏听到儿子阵亡、儿媳出事的消息后，急忙赶往现场，不料有一队铁骑掠过，顺手将何氏的右臂砍了下来。与此同时，顾炎武还有一个小弟弟叫子武的也在这次抗清斗争中牺牲了。
顾炎武嗣母王氏的死则显得更为壮烈。在得知清军攻下常熟城的第二天，王氏就决心绝食而死，来抗议清军的暴行。临终前她这样对顾炎武说：
“我虽妇人，深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
这一年，王氏刚好六十岁。顾炎武作了《悲哀诗》寄托对母亲的深切悼念。
这里有必要提一下对顾炎武的成长起过重要作用的两个人物，一个是他的嗣祖蠡源公顾绍芾，一个就是他的嗣母王氏。嗣母教给他怎样做人，嗣祖教给他怎样做学问。
王氏出身于书香门第，是一个品德高尚，既爱劳动，又博学多才的妇女。在她的未婚夫顾同吉患病辞世后，她未婚守节，十六岁就来到顾家孝敬公婆。关于王氏孝敬公婆，还流传着一个“断指救婆”的故事。
有一次，婆婆突然生了一种奇怪的病，虽然她日夜调理，但婆婆的病仍然不见好转，而且病情日渐加重，后来她听医生说需要在熬药的时候加入人的手指头做药引才能治好婆婆的病，她便偷偷地忍痛割下自己的指头。后来婆婆病好了之后很感谢媳妇的精心照料，走上前去想握住儿媳的手，这才知道儿媳为了给自己治病而切去了自己的一根手指头，不禁感动得涕泪沾襟。
对待顾炎武，王氏更像对待自己亲生儿子那样慈爱。顾炎武三岁那年曾患痘疮，生命垂危，幸亏王氏的精心照顾，方才保住了性命。
因此，顾炎武在崇祯年（1637年）将嗣母王氏“未婚守节、断指疗婆”的事迹写成一篇《忠孝事状》上奏朝廷，很快朝廷就专门下旨表彰其“贞孝”，并给予“建坊旌表”的嘉勉。后来王氏在临时前所说的“世世国恩”就是指的这事。也许在现在看来这种“守节”、“断指”并不可取，但在尚“礼”的封建社会中，这便是知“礼”，便是“忠孝”。某种程度上讲，顾炎武对明朝的忠，不就源自于王氏对顾家的忠么？
顾炎武的启蒙教育应该就是王氏开启的。在顾炎武六岁那年，她教顾炎武读《大学》，还给儿子将历史上忠臣义士的故事，刘伯温、方孝孺，这些历史故事深深地扎根于顾炎武幼小的心灵上，使他懂得该做一个刚正不阿、为国家为民族建功立业的人。
顾炎武的嗣祖顾绍芾更是一个既有学问又关注社会现实的人，他教导顾炎武要研究有关国计民生的实学，在学术著作中不可抄袭古人，做学问要老老实实，成一家之言。这样的言传身教，对顾炎武成长以后注重经国济世的实学，在学术上孜孜不倦地探索，以及关心国家大事和民族命运，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有这样一个家庭和教育背景，顾炎武断然是不会去做清朝的官了。更何况自己的家人又都死在清军的铁骑之下。在料理完嗣母的丧事之后，顾炎武离开了常熟乡下，开始了他数十年的流亡生活。
也正是从这一年起，他将自己的名字顾绛改成了顾炎武，字宁人。
流亡的人不变的心
抗清失败、江南沦陷后，身背国仇家很的顾炎武一直流亡在大江南北。他的一首诗《流转》：“流转吴会间，何地为吾土”正充分流露了国破家亡的深沉感伤。
虽然这一阶段没有了大规模抗清斗争，但顾炎武仍然与各种抗清势力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里有必要先梳理一下。
南京弘光小朝廷灭亡后，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即位，顾炎武得知此消息非常振奋，“闻道今天子，中兴自福州。二京皆望幸，四海愿同仇。”（《闻诏》）当时有人向朱聿键推荐顾炎武，唐王随即遥授他为兵部职方司主事，并且秘密遣使召他去福州共图大事。这个时候，顾炎武对抗清斗争仍然是持有积极乐观的态度的。但是由于战乱频仍，交通阻隔，而且唐王朝廷内部的矛盾重重，所以顾炎武没能去成福建。
与福州唐王政权建立的同时，在浙江又有张国维、张煌言等人拥立的以鲁王为监国的政权。后来这个政权退守到海上坚持了比较长期的斗争。鲁王朱以海曾授以顾炎武兵部司务一职，而顾炎武也曾一度亲赴海上。
此后的三四年间，顾炎武不剃发、不改装，隐蔽在太湖山区读书。这个时候活动于太湖一带的是赤脚张三和吴易的抗清义军，他们都以“白布缠头”，白色成为抗清力量的标记。顾炎武就手执白羽扇，以示与太湖军是同道的，正所谓“遥看白羽扇，知是顾生来”，太湖义军每当看到摇白扇子的人，便知道是顾炎武来了。
在太湖隐居期间顾炎武并没有闲着。他非常关心当时的局势，经常到各地察看形势，打听消息。听到山东农民军丁可泽、谢迁攻克淄川，杀了降清官僚孙之獬，甚感快慰，写下《淄川行》一诗，语言犀利明快；又闻郑成功海上兴师，“长看白日下荒城，又见孤云海上生”，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顾炎武在这段时间里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参加惊隐诗社。江南抗清失败后，许多怀有爱国思想的读书人转而以吟诗结社的办法联络感情，寄托亡国哀思，当时许多地方都出现了这样的组织。惊隐诗社又名“逃社”，是暗中活跃在吴中的一个诗社。它是由吴江人吴宗潜、叶恒奏于顺治七年（1650年）发起组织的，参加者除了吴氏兄弟外还有吴江的顾有孝、顾樵等人，顾炎武在诗社成立之初便参加了。他们用以文会友的形式活动，有时纪念爱国诗人屈原，有时祭祀不与世浮沉的陶渊明，其间不乏慷慨悲歌，愤说兴亡。
但这种隐居的生活并不能长久，顾炎武的生存处境很快就恶化了。随着江南一带的抗清力量先后都被镇压，一些拥满派地主与满洲贵族进一步勾结，顾炎武奔走各地、四处活动所冒的风险也就大大增加，为了隐蔽自己，顾炎武决定剪发改装扮作商贾。他将从家里带出来的现金作为本钱，以“顺民”的合法身份，混迹于佣贩之中，出没于水陆码头，往来于长江中下游及淮泗之间。当商贩本来就不容易，由书生做商贾就更为艰难了，他随身带的锅被人抢走过，睡觉的草席也被人偷过，寒冬腊月也只能和衣躺在草堆上过宿。但是这些困难对于胸怀兴复大计的顾炎武来说，又算得了什么？
关于顾炎武剃发改容、变身商贾还有一段小插曲。顾炎武有个还朋友叫万寿祺，字年少，崇祯三年的举人，他在江南参加抗清武装斗争失败后，宁可削发为僧，也不愿剃掉头发拖着个象征民族耻辱的大辫子。而在有一年春天他在南京看到顾炎武时，顾炎武竟然已经是“割发变容像，抱布为商贾”了，这可让万寿祺大惑不解。这年秋天，万寿祺更是看到顾炎武抱着从常熟贩来的布匹在来到淮上，更为不可思议的就是顾炎武居然与那些“监门屠狗者”为伍。后来两人经过一番交谈，万寿祺心中的疑惑才得以消解，并且深切地说“才开始我以为你已经变节了，现在才知道你还是我的朋友啊！”
哪怕是牢狱之灾
清顺治十一年（1654）春天，顾炎武来到了南京，暂时结束了流亡生活的他在钟山脚下定居下来。这一年里，顾炎武隐蔽了自己身份，化名蒋山傭，此间虽然还与朋友保持着联系，也经常身着商人的服装往来于南京和昆山、吴江一带，但主要是在南京，因为他想暂时隐居一段时间以观察时局变化。但第二年春天，顾炎武就被人以“通海”罪告发了，而且告发他的不是别人，而是他们顾家原来的仆人陆恩。
顾炎武的家庭本来是江东望族，但是崇祯末年其祖父去世，后来母亲殉国，兄长去世，家破人亡，加上顾炎武奔走各地，无暇经营产业，家道就迅速衰落了。这时昆山有个乡宦叫叶方恒的暗中企图兼并顾氏的田产，而顾家那个势力的仆人陆恩见顾氏门庭衰落，就投奔了叶方恒并且卖主求荣，揭发顾炎武有“通海”之罪。“通海”在清初就是勾结海上抗清力量的意思，这是清廷最忌恨的事。顾炎武在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赶回昆山，相机把陆恩逮住，历数他的卖国背主之罪，最后果断地将其沉入江中。叶方恒抓住了顾炎武杀奴的把柄，一定要置顾炎武于死地。他先绑架了顾炎武，私自加以拷打刑讯；后又买通昆山县官府，阴谋判处顾炎武重刑，此时顾炎武的处境十分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