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帝被幽禁在瀛台期间，皇后叶赫那拉氏还是伴着他。光绪帝住涵元殿，皇后住在对面的扆香殿。叶赫那拉氏入主后宫几十年，光绪帝对她几乎没有兴趣，但也绝不是没有碰过半个指头，史家说“承幸簿”很少留下光绪帝与皇后的性生活记录，“很少”不等于没有，尽管极有可能这是皇帝受“亲爸爸”所慑的逢场作戏。不幸的是，皇后也未能为皇帝生下一男半女，虽然她为此想得心酸，想得发狂。
光绪帝，他的后妃们，慈禧太后，都渴望得到龙子，或者得个凤女也好，然而心都盼酸了，希望终于变成绝望。
爱新觉罗氏皇族悲哀连连。据史料记载，光绪帝继位人宣统帝溥仪，活了六十一周岁，也是绝后。
接连三朝皇帝都没有留下一男半女！是不是忘了记载？相信史学家们不至于疏忽到这等地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入主中原二百余年，已被儒家文化浸透了的爱新觉罗氏皇族，必以皇帝有生育能力为荣。如果没有长大成人的皇子，即使曾经有过夭折的儿子，哪怕有过夭折的女儿，史学家们都会不吝笔墨给予郑重记档的。皇帝有生育能力，这是至尊皇帝全部尊严的重要组成部分，史官胆敢将其疏忽，他有几个脑袋？
同治帝—光绪帝—宣统帝，三朝皇帝个个绝后，人们不禁要问：爱新觉罗氏皇族到底怎么啦？大清国到底怎么啦？
对此，广泛涉猎有关史书、传记，未见研究结果。探讨这三位皇帝为什么没有生育能力，虽然对研究清史，尤其对研究大清国皇权统治具有重要价值，但难度显然很大。主要是皇帝本身早就过世，那个时代的御医不敢探究此事，没有留下直接的医学资料，研究很难下手。于是，为何连续三位清帝都未生育，成为一团疑云，浮悬于史海上空。
从现代医学角度对其透视分析，能依稀看到相当重要的缘由。
可以说，清末三朝皇帝都未生儿育女，与满洲皇族的婚姻习俗有关。
按照满洲皇族的婚配习俗，丈夫死后，允许妻子转嫁丈夫的弟弟，甚至可以转嫁儿子或侄辈。这种原始的婚俗，把女人当做一种财富和交配工具。清太祖怒尔哈赤死前曾嘱咐：俟我百年之后，我的诸幼子和大福晋交给大阿哥收养。大福晋是指努尔哈赤的嫡妻，大阿哥是指努尔哈赤的长子代善。有人认为，努尔哈赤所说的“收养”，是指自已死后将嫡妻归儿子代善所有。皇太极时代，莽古尔泰贝勒死后，他的众多妻子分别分给侄子豪格和岳托；努尔哈赤第十子德格类贝勒死后，其众多妻子中的一个被第十二子阿济格纳为妻。肃亲王豪格是皇太极的长子，多尔衮是努尔哈赤的第十四子，是皇太极的亲弟弟，论辈分多尔衮是豪格的亲叔叔。但豪格娶的嫡妻博尔济锦氏，是叔叔多尔衮其中一个妻子（元妃）的妹妹。侄子豪格死后，其嫡妻博尔济锦氏在叔叔多尔衮逼迫之下，被多尔衮纳为妻子。
大清国开国皇帝皇太极及其儿子顺治帝的婚配，都是典型的近亲婚配或乱伦婚配。建州女真的领头人努尔哈赤，为统一女真各部落，娶蒙古科尔沁贝勒明安的女儿为侧妃，开与蒙古部落联姻之先河。后来，他的四个儿子都娶蒙古女子为妻。尤其是他的第八子皇太极，为了对付强大的明朝，积极推进满蒙联姻。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后，册封的五宫后妃都来自蒙古博尔济锦家族，其中三位漂亮的后妃论辈分乃是姑侄。先是姑姑博尔济锦氏于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嫁给时为贝勒的皇太极，后尊称为孝端文皇后，生了三个女儿；接着，天命十年（1625）春，她的年仅十三岁的侄女又嫁给当时仍为贝勒的皇太极，后被封为永福宫庄妃，生了顺治帝福临，还生了三个女儿，后被尊为孝庄文皇后；之后，天聪八年（1634），她的另一个二十六岁的侄女，也就是庄妃的亲姐姐，也嫁给了继承汗位多年的皇太极，被封为宸妃，生过一个两岁即夭的儿子。有人统计，皇太极在位期间，满洲贵族仅与蒙古科尔沁部联姻就达十八次之多。皇太极之子顺治帝与其父亲一样，也是近亲婚配或乱伦婚配：孝庄文皇后的两个侄女，都嫁给了顺治帝，一个封为皇后（即孝惠皇后，后被废降为静妃），另一个封为淑惠妃，顺治帝娶的这两个妻子，是他同一个亲舅舅的两个女儿，都是他的表妹；后来，孝庄文皇后的一个侄孙女，又嫁给顺治帝为妻，后被封为孝惠章皇后。这就是说，顺治帝不仅娶了两个表妹，还娶了表侄女为妻。而从蒙古科尔沁部首领莽古思的角度来讲血缘伦理，他将女儿（孝端文皇后）嫁给了皇太极，又将两个孙女（孝庄文皇后、宸妃）嫁给了皇太极，后又将两个孙女（静妃、淑惠妃）、一个曾孙女（孝惠章皇后）嫁给皇太极的儿子顺治帝福临。
为了增进与强大的蒙古部落的联盟，金国大汗、大清国皇帝、王、贝勒等贵族不仅娶蒙古女子为妻，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蒙古王公贵族。清国初创时期，大清国第一帝皇太极，将长女至四女几个十二三岁以上的女儿，都嫁给蒙古各部落的王子王孙。其中，三女固伦端靖长公主、四女固伦雍穆长公主，嫁给孝端、孝庄两位皇后的娘家子孙。其他几个女儿在皇太极死后出嫁，多数也嫁给了蒙古王孙公子。至清政权入关中原后，北不断亲，加强与蒙古各部落的政治联姻，仍为历朝清帝奉行的基本国策。这里边，也存在着近亲婚配甚至乱伦婚配。
清政权入关后，受中原伦理观念影响，对皇室的近亲婚配和乱伦婚配逐渐限制。康熙朝规定：阅选秀女时，秀女中属后族近支或母族属爱新觉罗之女的，应当予以声明。嘉庆朝规定：挑选秀女时，属皇后、皇贵妃、妃嫔亲姐妹的，加恩不予挑选。规定归规定，实际上近亲婚配和乱伦婚配依然存在。顺治帝娶一等侍卫佟国维的姐姐佟佳氏为妻，佟佳氏所生第三子即康熙帝玄烨，她后被尊为孝康章皇后。后来，康熙帝娶佟国维的女儿为妻，她就是孝懿仁皇后；孝懿仁皇后的一个妹妹也嫁给了康熙帝，后被尊为悖怡皇贵妃。这就是说，康熙帝娶了两个同父表妹为妻。佟国维对于康熙帝来说，既是亲舅舅，又是岳父大人。到了晚清，光绪帝同时娶原任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他他拉氏为妻，姐妹俩分别被封为瑾嫔和珍嫔。此类现象还有不少，上述仅是其中两例。
女真（满族前身）初兴时期仅三万人，蒙古则有四十万铁骑。弱小的满族要实现扩张雄心，奉行满蒙联姻，不失为高明之举。金国大汗、大清国皇帝、王、贝勒等贵族娶蒙古女子为妻，又将自己的女儿嫁给蒙古王子王孙，其间夹杂着严重的近亲婚配甚至乱伦婚配，如此相袭，亲上加亲，有的因姑侄同嫁一人，亲到了扯不清伦理的地步。满蒙联姻的结果，带来了灭亡明朝、入主中原的辉煌胜利，同时，近亲和乱伦婚配又伏下了满洲皇族毁灭的因子。
综观清代皇帝，总体上越到后来生育能力越差，所生子女早夭比例越高。
开国皇帝皇太极，享年五十一周岁，可查的有名分的后妃十五位，仅以此十五位后妃为计算依据，她们和皇太极生了十一个儿子、十四个女儿。十一个儿子中长到十六虚岁以上的成人共七位，四个早夭；十四个女儿中十三位长到十六岁以上，只有一位十五岁死去，子女早夭的比例为百分之二十。
第二位皇帝顺治帝，患天花而死，终年二十四周岁还差一个月，可谓短命，但娶了有名分或生有子女的后妃共十八位，生育子女数量不少，共八个儿子、六个女儿。可能与其近亲结婚和乱伦婚配有关，其中四个儿子早夭，六个女儿中超过十六岁的四人，但只有一个女儿出嫁，其余都在未出嫁前就夭折了，子女早夭比例为百分之四十三。
第三位皇帝康熙帝，享年六十八周岁，据不完全统计，生前拥有后、妃、嫔五十五位，共生了三十五个儿子、二十个女儿，其中长大成人，封有爵位的儿子十二人，长到十六虚岁以上的女儿八人，子女早夭折的比例为百分之五十一。
接下来几位皇帝生育能力有所下降，但不算太弱。第四位皇帝胤稹（雍正帝），享年五十六周岁，自称“清心寡欲，自幼性情不好声色。即位以后，宫人甚少。”据《清史稿》记载，他娶有后妃七人，共生了十个儿子、四个女儿。第五位皇帝弘历（乾隆帝），享年八十七周岁，生前册立的后、妃、嫔共三十一位，生有十七个儿子、十个女儿。第六位皇帝颙琰（嘉庆帝），享年五十九周岁，共有后、妃、嫔十四位，但只生了五个儿子、九个女儿。其中，长子只活了三个来月，未取名就死去；七个女儿未成年早殇，出嫁的皇三女和皇四女也很短命，分别于三十一岁和二十八岁时死去。儿女的早夭比例高达百分之五十七。
第七位皇帝道光帝，享年六十七周岁，有名分的后妃二十位，共生了九个儿子、十个女儿，第二、三子婴儿时就死了，十个女儿中只有五个女儿长大成人，其中最长寿的一位仅活到三十四虚岁，其他四位二十出头都相继夭折，子女早夭比例高达百分之三十七。而且，论医学条件，道光时代要比皇太极时代好得多，皇太极常带着妻子和儿女浴血征战，有时连性命都难保，根本谈不上优越的生育条件和医疗保健；道光帝旻宁则是拉开架势当皇帝的，后妃的生育保健与儿女的医疗条件绝对天下一流，但与先祖开国皇帝皇太极相比，所生子女数量要少得多，子女早夭比例则要高得多。
第八位皇帝咸丰帝，一生风流成性，有名分的后妃十九人，却只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出生不久来不及取名就死了，女儿仅活到二十虚岁，幸存的儿子就是后来的同治帝。
咸丰帝的生育能力还不是最糟糕的，其后同治帝载淳、光绪帝载湉、宣统帝溥仪，接连三位皇帝均未生育子女。爱新觉罗皇族代表人物的生育能力，如同他们崇尚的武功那样彻底废了。
就光绪帝而言，由于当傀儡皇帝，政治抱负得不到施展，婚姻又非常不幸，一生“未尝一日展容舒气也”，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加之受祖辈近亲婚配和乱伦婚配的影响，身体很差，患有遗精、头痛、痨症、脊骨痛等多种疾病。尤其是长期所患的遗精病，是他丧失生育能力的重要原因。光绪三十三年（1907），也就是光绪帝死前一年，他曾亲自探究并写下自己的病原：“遗精之病将二十年，前数年每月必发十数次，近数年每月不过二三次，且有无梦不举即自遗泄之时，冬天较甚。近数年遗泄较少者，并非渐愈，乃系肾经亏损太甚，无力发泄之故。”光绪帝生于同治十年六月（1871年8月），写病原时三十六周岁，这就是说，他从十五六岁青春发育期起就患了遗精之病，每月多达十几次。三十岁出头，便到了几乎无精可泄的地步。患有如此要命的疾病，无论怎样刻意播撒龙种也就成了徒劳。光绪帝能将如此超级隐私写出来是很有勇气的。同治帝、宣统帝也都未生育龙子凤女，是不是也有此类超级隐私呢？
封建时代，皇帝绝后不仅是皇族的不幸，也是整个国家的不幸，常常因此引发政治灾难。载漪、荣禄之辈，正是钻了光绪帝绝后这个空子，伙同慈禧太后立溥仪、废光绪，惹起一大堆政治麻烦的。
三朝皇帝连续绝后，大清国一派末世征兆。就在这股灰暗晦气之中，曾经辉煌于世的封建王朝急剧走向衰败。
康有为有无劫制慈禧探索
甲午战争后，中国出现了维新变法运动。“百日维新”把这一运动推向高潮，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的领导和光绪帝的支持下，颁布了一系列新法，这引起慈禧为首的守旧势力的极大恐慌和仇视，他们决心扼杀这一进步运动，屠刀已向维新志士砍来。危急时刻，康有为等力图依靠光绪帝的权威，联络袁世凯武装，而在所作为。最后他们失败了。在这过程中，康有为究竟有没有图谋围颐和园、劫制甚至杀死慈禧太后的计划，至今未有定议。
康有为本人否认曾图谋围颐和园、捕慈禧太后。他在《上摄政王书》中说：“戊戌春夏之交，先帝发愤于中国之积弱，强邻之侵凌，毅然维新变法以易天下。其时慈官意旨所在，虽非外廷所能窥伺，就令两宫政见小有异同，而慈孝感召之诚，终未尝因此而稍杀。自逆臣世凯无端造出谋围颐和园一语。阴行离间，遂使两宫之间常有介介，而后此事变遂日出而不穷，先帝所以备历艰险以迄今日，实唯此之故。”这里，康有为指明是袁世凯捏造了维新人士谋围颐和园的情报，清廷听信其虚报，引发种种事变。有些学者也认同此说。
有不少资料都显示，康有为等确曾图谋围颐和园、捕慈禧太后。戊戌政变时，清廷就以康有为犯有“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之罪，通缉追捕他。袁世凯《戊戌日记》说，维新志士谭嗣同，在政变发生前夜访袁世凯，要袁世凯派兵围颐和园，并有“不除此老朽，国不得保”等语。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叙述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详情，当时谭嗣同说：“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聂三军，皆受荣禄所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显然，康有为等维新派，确曾希望利用袁世凯的军事力量，武力制服慈禧为首的顽固势力。康有为的密友王照逃亡日本后，与犬养毅的笔谈中说：“围禁慈禧之谋，蓄之已久，南海（即康有为）因言用兵夺权之计，余已再三面驳，故又令他人言之，以全颜面，然深信此诤友必不泄也。”康有为还要王照游说聂士成，率军保护光绪帝。谭嗣同好友、湖南会党首领毕永年所写日记《诡谋直纪》，也证实康有为确有“围园杀后”密谋。
据记载，康有为曾召毕永年至其室，说：“汝知今日之危急乎？太后欲于九月天津大问时弑皇上，将奈之何？吾欲效唐朝张柬之废武后之举，然天子手无寸兵，殊难举事。吾已奏请皇上，召袁世凯入京，欲令其为李多祚也。”又曰：“吾欲令汝往袁幕中为参谋，以监督之何如？”毕永年认为袁世凯若有异志，以其一人之力无法驾驭袁。康有为又曰：“或以百人交汝率之，何如？至袁统兵围颐和园时，汝则率百人奉诏往执西后而废之可也。”后又有人告诉毕永年：“顷梁君谓我云，先生（指康有为）之意，其奏纲皇上时，只言废之，且俟往颐和园时，执而杀之可也。未知毕君肯任此事乎？”
还有材料说，捕杀慈禧的人选，除毕永年外，又曾急召唐才常由湖南进京。可见，康有为计划在袁世凯围颐和园时，另派人捕杀慈禧。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是康有为替光绪帝聘请的新政顾问，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曾分别与之商讨保护光绪帝的办法，故李提摩太应是当时维新派谋划的知情者。他在《留华四十五年记》中说：“（慈禧）下谕秋天要在天津阅兵，皇帝恐怕在检阅的借口之下，慈禧将要夺取所有权柄，而把他放在一边，维新党催着他要先发制人，把她监禁在颐和园，这样才可以制止反对派对于维新的一切障碍。皇帝即根据此点召见荣禄部下的将领袁世凯，计划在他的支持下，带兵至京看守她住的宫殿。”还说：“维新党都同意要终止反动派的阻力，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慈禧关起来。
俄国军需仓库奇案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