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卡拉斯的另一个儿子就曾经在女仆的劝说下改信了天主教，当时也没有遭到卡拉斯的激烈反对，甚至连女仆也没有更换，又怎么可能单单对这个儿子改信天主教而谋害他呢？何况虎毒还不食子呢！可是这些显而易见的道理并没有被群情激奋的天主教民众所接受，安东尼的葬礼被放在天主教堂举行，连中国的天主教徒也前去悼念，安东尼俨然成了一位天主教的殉道者。更可怕的是，案件在图鲁兹法院审理，负责审理这个案件的法官正是一个狂热的天主教教徒，卡拉斯一家人包括那位客人全部身陷囹圄，卡拉斯受尽严刑，但是没有因此而自诬认罪。尽管法庭并没有能够拿出证据证明他们杀害了安东尼，但是最后还是以8∶5的投票结果宣判卡拉斯处车裂，家产没收，家庭其他成员释放（另一种说法是女儿被强行送进修道院，儿子被流放）。1762年，卡拉斯被处以车裂酷刑外加火刑。
本来是一个不足为奇的家庭悲剧，却被上升为一场惨烈的宗教斗争，这件事迅速传遍了法国大街小巷。伏尔泰听说了这件事情后，极其震惊和愤怒，他下决心要竭尽全力为卡拉斯一家平反！他发动了一切可以发动的力量，动用了本来永远不打算动用的关系，从朋友到上流社会的贵族，甚至到普鲁士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和俄国新即位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即凯瑟琳女王），经过四年的奔走呼告，法院终于妥协了。伏尔泰的申诉获得了成功，1766年即卡拉斯遭受酷刑死去的四年后，巴黎法院最后审判撤销原判决，法王还赐予卡拉斯夫人3.6万金币作为抚恤金。这个轰动全欧洲的冤案终于得以平反。
链接二：伏尔泰与卢梭的纠葛
伏尔泰和卢梭同是启蒙思想运动的先驱、领袖、导师，对法国、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影响都是深刻的。但是，他们并不是完全肝胆相照的“弟兄”，两人之间实际上嫌隙颇深，直至针锋相对，打起了笔仗。这究竟是何缘故？
伏尔泰作为启蒙导师，比卢梭大18岁，年轻的卢梭对他的崇拜和敬仰“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但是伏尔泰终究是个“大牌”，哪里顾及得了那么多年轻的粉丝，卢梭似乎是用“一张热脸贴了个冷屁股”。
卢梭17岁时读到了早已成名的伏尔泰的诗篇《La henriade》和《哲学信札》。他对伏尔泰仰慕不已，后来，他在《忏悔录》中说，《哲学信札》是最吸引他的著作，看过这本书后，他对研究的兴趣就从未间断过。他还毫不含蓄地抒情道：“令人感动的伏尔泰啊，你的著作永远留驻我心。”到1745年，他终于忍不住提笔给自己的偶像写信：“先生，这十五年里，我一直在努力，使自己对得起您的关注。”可是，功成名就的伏尔泰虽然也是好提携后生的仁慈之人，但此时他正忙于跟教会的各种不公平做斗争、跟普鲁士国王和凯瑟琳女王通信、撰写文明史、忙着打抱不平、忙着收拾自己的庄园以接待邻国逃来的持不同政见者，他怎么会关注得到庞大的粉丝团里这个小小的日内瓦音乐家、文学爱好者呢？
热情而敏感的卢梭失落了，他开始在自己身上下更大的功夫，好让这位思想的巨人注意自己。三十而立后的卢梭在巴黎几经寒窗，开始厚积薄发，《论科学和艺术》的出版使他开始被社会大众所知。四年之后，包含了他众多有开创意义的独特见解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出版。随后，他又推出了被认为是成熟之作的《爱弥尔》和《社会契约》，成了一个在启蒙思想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人物。他认为人性本是善的，社会、科学让人越来越远离自己的本性，社会进化、文明不但可能不是解救人类的办法，而恰恰可能是使人类堕落的恶魔。而他的这一观点却是跟伏尔泰的观点相左的。伏尔泰认为，社会文明是解救人类的良方，只有长期不懈地对知识、劳动的交流和积累，才能把人从野蛮无知转变为有公民意识、道德感、荣誉心和具有创造能力的社会人；放任自流只会使自然性的懒惰、野蛮流行，到头来导致对人的毁灭，同时，这种自然性也是狂热和暴力的根源。
经过多年不停地你来我往的笔战，1755年，伏尔泰终于忍受不了，公开承认他和卢梭的哲学观点相左。1758年，日内瓦剧场上演了伏尔泰等人创作的戏剧，其中少不了挖苦讽刺教会的内容，日内瓦的新教不悦，要求关闭剧场，卢梭也支持此决定。这件事让伏尔泰很不满，两人关系从此彻底破裂。
1760年6月，卢梭正式给伏尔泰去信，表示自己对他的尊敬不变，但是“我恨你”，他终于在真诚与极端夸张的交执中写出自己心里对伏尔泰的怨恨。此后，一直到1778年两人双双去世，两人虽老死不相往来，但却隔着日内瓦湖，唇枪舌剑，口诛笔伐，掐个不停，成为18世纪欧洲文化界的一段奇闻。
链接三：欧洲“孔门弟子”第一人
伏尔泰对中国的推崇首先是源于对儒家学说的尊崇，他深入研读了《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易经》、《诗经》、《春秋》、《老子》、《庄子》等最重要的儒家、道家典籍，他尤其为孔子的思想深深折服。他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这位孔夫子事实上是一个非常高尚的人。他是理性之友、狂热之敌，他仁慈且安详，一点都不将真理与谎言相混。”他推崇《论语》“是一部纯美道德的箴言集，你们在这部书中找不到任何低级趣味或荒谬的预言” 。他还写诗赞美孔子：“他使世人不惑／启发了人心／他说圣人之道／绝不是预言者的那一套……”
伏尔泰自称“孔门弟子”，并以此为荣，以至在他的四处居所中都专门辟出“孔子之室”，在这些房间恭敬地挂上孔子肖像，他像中国士子那样朝夕虔诚礼拜，并将每年田地里收获的第一穗谷物供奉在“大成至圣先师”的像前，祭奠这位“教育后代谨守美德”的中国古圣先哲。
这位稀有的“孔门弟子”在欧洲的召集力是常人无法想到的，更多的孔门弟子集聚在他的大旗之下。他不遗余力地向他们宣扬、倡导孔子及其所创立的儒家学说，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启蒙运动，而孔子自然与这位导师一起成为另一位看不见的精神导师，以至伏尔泰在给战友写的信中还有这样的语句：“我以孔子的名义拥抱您”，“以孔子的名义，我再一次向您道别”，等等。在欧洲，人们向亲人或友人表示敬意往往都是以上帝的名义，而伏尔泰却破天荒地以一位中国学者孔子的名义，可见孔子在他的精神世界中占据的地位。
随着思考的深入，伏尔泰发现了儒学在中华民族性格及其文化特质的形成过程中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他指出：“这个庞大帝国的法律和安宁建筑在最合乎自然而又最神圣的法则，即后辈对长辈的尊敬之上。后辈还把这种尊敬同他们对最早的伦理大师应有的尊敬，特别是对孔夫子应有的尊敬合为一体。这位孔夫子，我们称为Confucius，是一位在基督教创立之前约六百年教导后辈谨守美德的先贤古哲。”伏尔泰认为，孔子创立的学说及其高尚行为，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一切，从社会结构到伦理道德，从民族性格到风俗礼仪，他被中华民族奉为“万世师表”当之无愧。伏尔泰热情赞美中国人的善良、宽容，风俗之淳厚以及知书达理，对孔子的智慧及蕴含其中的极富教育意义的人生哲理也表露出由衷的仰慕。伏尔泰叹服于孔子学说的博大精深及永恒价值，此时的孔子已经俨然成为他的“精神教父”，他感慨“没有哪一条美德被他遗漏，他的每一条语录都关系到人类的幸福”，“倘若人人以此自律，地球上就再也不会有争斗了”，所以他坚信“地球上从未有过的最幸福、最体面的时代，就是人们都遵循他的教导”。
伏尔泰对孔子的推崇、对中国的“抬爱”让每一个中国人感动，作为欧洲“孔门弟子”第一人，他将孔夫子的人格魅力、道德文章及政治理想直接诉诸欧美公众，并在大西洋文明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命运在云端只眨了一眨眼——贝多芬
贝多芬（1770—1827年），德国作曲家、钢琴家，维也纳古典乐派代表人物之一，与海顿、莫扎特一起被后人称为“维也纳三杰”，是德国最伟大的音乐家之一，被尊称为“乐圣”。主要代表作有交响曲《英雄》、《命运》、《田园》；戏剧《哀格蒙特》；钢琴奏鸣曲《悲怆》、《月光》、《暴风雨》、《热情》、《黎明》等。
“乐圣”贝多芬在世界范围内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他的一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不幸，但他十分难得地以勇气对抗挫折，创作的作品饱含斗志和力量，是全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在世只有57年，却完成了100多部作品，其中的9部交响乐更是堪称经典中的“神作”。
这辈子真苦！
贝多芬不只在音乐上让每一个人深深感动，在生活上他的不幸遭遇与他的勇敢和坚忍不拔更让人折服。了解他生平的人都会感叹：他的这辈子真苦！如果老天能让这个音乐天才生活得安逸，或者哪怕只是平淡一些，那他还会留给我们多少艺术财富……
1770年，贝多芬出生在德国波恩一个贫苦的下层家庭，父亲是当地宫廷唱诗班的男高音歌手，母亲是宫廷大厨师的女儿。如果家庭能够和睦一些，即使清贫的童年也是幸福和有乐趣的。可是，贝多芬的父亲碌碌无为，嗜酒如命，他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醉酒状态，从没对家庭和气过，善良温顺的母亲承担着养家养子的重担。在发现贝多芬有音乐天才之后，父亲就想从他身上捞到钱财，方法就是把他打造成“音乐神童”，类似今天的包装、炒作一样。从此，父亲就充当了贝多芬经纪人和培训师的角色。他经常把才三四岁的贝多芬拽到键盘前，让他在那里艰苦地练上好几个小时，每当弹错的时候就打他的耳光。邻居们常常听见这个可怜的小孩因为疲倦和疼痛而哭喊。这位残酷的父亲还与人喝酒到深夜，回家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小贝多芬拽下床练琴，一练就可能练到天亮。这不仅给幼小的贝多芬造成了精神和肉体伤害，而且使他在音乐上受到的教育也是支离破碎的。
好在真正的天才是不能被后天磨灭掉的，贝多芬8岁首次登台时便获得了巨大的成功，12岁时他拜了管风琴师尼福为师，这才开始比较系统地接受音乐教育。1787年，尼福还让他到维也纳向莫扎特、海顿等人学习作曲。伟大的天才之路似乎就要铺展开来。可是命运注定要和他作对——贝多芬到维也纳不久便接到母亲的死讯，他不得不立即赶回波恩，等他暂时摆脱家庭拖累回到维也纳的时候，莫扎特却已经不在人世了。
在维也纳的最初十年，贝多芬创作的比较著名的作品只有《悲伤》、《月光》、《克罗采奏鸣曲》和《第三钢琴协奏曲》等。但在这期间，他对社会与政治问题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也意识到了他要努力探寻的目标。可是，老天偏要在这位天才的成功之路上设置新的障碍：从1796年开始，贝多芬发现自己听力在衰退，到1801年他的耳朵竟聋了！这对一个音乐家来说是最可怕和最痛苦的事情。可是，挚爱着钢琴的贝多芬没有被打倒，生活中他用谈话本与人交流，音乐上他起初借助助听器，后来助听器也不管用了，他便想尽各种方法感知乐调，加上他强大的内心听觉，他排除了耳聋的阻碍。从1818年起，在一生的最后十年当中，贝多芬在耳朵全聋、健康情况恶化和生活贫困、精神上受到折磨的情况下，仍以巨人般的毅力创作了《第九（合唱）交响曲》，总结了他光辉的、史诗般的一生并展现了人类的美好愿望。
1827年3月26日，贝多芬在维也纳孤独地辞世。29日下葬时，维也纳的学校全部停课表示哀悼，两万群众前来护送他的灵柩。
奥地利诗人格利尔巴采在贝多芬墓碑上的题词十分准确地总结了这位音乐圣人的一生：“当你站在他的灵柩跟前的时候，笼罩着你的并不是志颓气丧，而是一种崇高的感情；我们只有对他这样一个人才可以说：他完成了伟大的事业……”
献给拿破仑的《英雄交响曲》
出于对拿破仑（1769—1821年）的崇拜，贝多芬在1803年创作了《英雄交响曲》（又叫第三交响曲）。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法国政坛风云际会，封建势力对新兴的大资产阶级负隅顽抗，企图东山再起。拿破仑于1795年平定了保王党的武装叛乱，保卫了法国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拿破仑也在一夜之间荣升为陆军中将兼巴黎卫戍司令，开始在军界和政界崭露头角，并受到法国人民的爱戴。此后的拿破仑南征北战，几乎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显示出了过人的军事才能，影响远远走出了法国，享誉世界。贝多芬在政治上是坚决反封建，拥戴自由的共和国的，因此，他对保卫了共和的拿破仑十分崇拜，视他为资产阶级革命的英雄。他打算写一部交响曲题献给他。
贝多芬于1803年开始创作这部交响曲，他怀着崇仰的心情在总谱题赠的那一页写道：“为纪念一位伟人而作的英雄交响曲。”可是，就在贝多芬充满激情地写下最后一个音符时，拿破仑却正在准备脱下战袍、戴上皇冠当皇帝！贝多芬得知这个消息后，感觉心灵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他愤怒地撕掉了总谱题赠的那一页。与此同时，拿破仑仍然在自己的军事狂想里与贝多芬的梦想背道而驰。1804年11月6日，法兰西共和国改为法兰西帝国，拿破仑·波拿巴作为法兰西帝国的皇帝于12月2日正式加冕。
好在悲愤的贝多芬只是撕去了交响曲总谱的题赠页，这部不朽之作得以保存了下来。但它只是表达了贝多芬对英雄的一种理解，而不是献给拿破仑的礼物了。
这部作品不仅深刻地刻画出英雄的毅力、英雄的炽热情感和革命斗争中英雄的伟大形象，还充满着对牺牲的英雄沉重而深刻的哀思和悲痛的回忆。可以说，这是一首英雄业绩的胜利颂歌，也是一首抒发悲痛之情的英雄葬仪曲。
《英雄交响曲》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上看，都大大超出了维也纳古典交响曲的局限，它完全确立了贝多芬自己的创作风格和时代特征，它标志着贝多芬在精神上的转变，同时也标志着他创作的“英雄年代”的开始。
谁是“永恒的爱人”？
贝多芬终身未娶，但他的一生似乎不止一次谈过恋爱。对这段历史，后人只能根据一个线索费劲地推测，这个线索就是他在1812年夏天写下的一封情书，他在情书中告诉她，他是在用她的铅笔写信。他把她叫作“我的天使”、“我的一切”、“我本真的自我”。他在情书中问这个女人：“你不完全属于我，我也不完全属于你，你能改变这种状况吗？”最后他称她为“永恒的爱人”。
就是这个“永恒的爱人”让“贝多芬迷”执着地搜寻着、讨论着、争吵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