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进退两难的囚徒困境，何去何从 (1)
有一天，一位富翁在家中被杀，财物被盗。警方在此案的侦破过程中，抓到两个犯罪嫌疑人，斯卡尔菲丝和那库尔斯，并从他们的住处搜出被害人家中丢失的财物。但是，他们矢口否认曾杀过人，辩称是先发现富翁被杀，然后只是顺手牵羊偷了点儿东西。
于是警方将两人隔离，分别关在不同的房间进行审讯，由地方检察官分别和两个人单独谈话。检察官说：“由于你们的偷盗罪已有确凿的证据，所以可以判你们1年刑期。但是，根据控辩交易的制度，如果你单独坦白杀人的罪行，我只判你3个月的监禁，但你的同伙要被判10年刑。如果你拒不坦白，而被同伙检举，那么你将被判10年刑，他只判3个月的监禁。但是，如果你们两人都坦白交代，那么，你们都要被判5年刑。”
斯卡尔菲丝和那库尔斯该怎么办呢？他们面临着两难的选择——坦白或抵赖。显然最好的策略是双方都抵赖，结果是大家都只被判1年。但是由于两人处于隔离的情况下无法串供，所以，假设每一个人都是从利己的目的出发，他们选择坦白交代是最佳策略。因为坦白交代可以期望得到很短的监禁——3个月，但前提是同伙抵赖，显然要比自己抵赖而坐10年牢好。这种策略是损人利己的策略。不仅如此，坦白还有更多的好处。如果对方坦白了而自己抵赖了，那自己就得坐10年牢。这当然不合算！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应该选择坦白交代，即使两人同时坦白，至多也只判5年，总比被判10年好吧。所以，两人合理的选择是坦白，原本对双方都有利的策略（抵赖）和结局（被判1年刑）就不会出现。
假如他们在接受审问之前订立一个“攻守同盟”，那么他们一定会同意拒不认罪。不过，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一旦被分开，审问开始，每个人内心深处那种企图通过出卖别人而换取一个更好判决的想法就会变得非常强烈。这么一来，他们还是逃脱不了最终被判刑的命运，这就是博弈论里经典的囚徒困境的例子，又称囚犯的两难选择。
事实上，“囚徒困境”是人类生活中许多社会现象的浓缩和概括，它深刻地反映了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的矛盾，个人因追求利己行为最终导致的是一个“纳什均衡”，也就是对博弈的双方都不利的结局。
两害相权取其轻
清崇德八年（1644年）八月初九日，皇太极突然觉得舞姬歌女的表演和金樽清酒的频进使他觉得晕眩，这位曾经的八旗王爷，现今的大清国主随后就死掉了，没有一点预兆，以至于他还没来得及体味汉族农耕生活的魅力，更没来得及告诉谁来登上他留下的宝座。在王位继承人问题上，又一场腥风血雨的斗争开始了。因为孔老夫子的谦谦风度还没影响到这个骑在马背上的民族，所以王位斗争直白明了。大凡有点权势的诸王、贝勒都“相争为乱，窥伺神器”。其中，兼有充分名义和足够实力的，当属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和皇太极的弟弟睿亲王多尔衮。双方剑拔弩张，各不相让。
在多尔衮叔侄鹬蚌相争之下，皇太极的遗孀——30岁的孝庄趁机把黄袍裹在了自己5岁的儿子福临身上，改年号为顺治，庄妃被尊为“圣母皇太后”。这一年，李自成的农民军攻占了北京，逼死了崇祯，抢到了陈圆圆，激怒了吴三桂。多尔衮率八旗军挥师入关。十月一日，福临在北京定鼎登基，这个刚会背唐诗的娃娃成为清军入关后的第一代皇帝。
儿子称帝后，年轻有为的皇太后却忧心忡忡。野心勃勃的多尔衮从来就没有放弃过自己的万岁梦想。当初之所以对庄妃这对孤儿寡母让步，不过是他的权宜之策。对多尔衮来说，比起豪格，福临和他年轻的妈妈实在是太嫩了点儿。随着清军入关后的节节胜利，多尔衮的权力欲望也膨胀到了临界点。他利用手中的军政大权结党营私，打击异己，大皇子豪格被幽禁致死，功高名望的济尔哈朗一夜之间就成了草民。多尔衮的王府宏伟壮丽，胜过帝居。“关内关外，咸知有睿亲王一人”，福临的帝位岌岌可危。
面对这种情形，孝庄作出了靠情人以保儿子的决断——再嫁。面对皇太后的百媚回眸，多尔衮一时忽略了志在必得的无上皇权，败倒在了孝庄的石榴裙下。清宫颁诏：“太后盛年寡居，春花秋月，悄然不怡。朕贵为天子，以天下养，乃独能养口体，而不能养志，使圣母以丧偶之故，日在消烦抑郁之中，其何以教天下之效？皇叔摄政王现方鳏居，其身份容貌，皆为中国第一人，太后颇愿纡尊下嫁。朕仰体慈怀，敬谨遵行。一应典礼，着所司预办。”就这样，清皇宫里演绎了一段令人羡煞的风流情话，至于类似的英王爱德华八世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故事已经是300年以后的事了。皇太后公然下嫁后，摄政王多尔衮成了幼帝的继父，这位“皇父摄政王”爱屋及乌，全力辅佐年少的皇帝。遇元旦或庆贺大礼，多尔衮与皇帝一起，接受文武百官跪拜。孝庄皇后以此举保证了母子平安，也保持了朝廷政局的稳定。
对多尔衮来说，不争皇位抱美人也是个不错的结果，但对于贵为太后的孝庄来说，这场婚姻又有几分浪漫在里面呢?太后到底爱不爱那个英俊但却霸道的皇叔，旁人对此无法得知。只是从权力博弈的角度来分析的话，与多尔衮连姻，对于孝庄来说显然是个优势策略，既能消除政治上层潜在的争权隐患，又借助多尔衮的实力稳固了自己一方的地位。如果他们真是两情相悦那倒也是个完满的大结局，只是真相似乎并不如此。顺治七年十一月，多尔衮因行猎跌伤死于喀喇城后，旋即就被人告发谋逆，多尔衮势力遭到清洗。至此，再也没有外在力量威胁顺治的皇位了。可惜顺治很不争气，母亲好不容易争来的皇位没坐太久便英年早逝，孝庄从诸多皇孙中选择了不满八岁的玄烨继承帝位，自己位尊太皇太后。康熙二十六年（1687）十二月，孝庄病死。也许是因为觉得下嫁愧对前夫，太皇太后遗命葬于东陵，没有与皇太极合葬。
人的一生难免会碰到一些左右为难的困境，关键是在困境中千万不要感情用事，冷静下来，给自己理出个头绪，从最坏处着眼，一步步地摆脱困境。用理性的选择来给自己寻找转运的时机。如果每一个选择都能做到充分权衡各方得失，做到“两害相权取其轻”，那么，最后的结果就不会太坏，不太坏的结果必然存在反败为胜的机会。
比起放弃和冒险，“两害相权取其轻”是一种乐观、现实的人生态度。魔鬼给你关上所有门时，上帝必会偷偷地为你虚掩其中的一扇。人更多的时候，是自己把自己逼上绝境的，学会理性的选择——两害相权取其轻，是必要而又现实的。
博弈法则：
找不到优势策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分不清劣势策略。因为不是每一个博弈都有优势策略，但每个博弈必定存在劣势策略。所以，当我们无法找到最优策略的时候，博弈论告诉我们，首先要选择的就是寻找自己的劣势策略，然后根据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来寻找自己的最佳策略。
利益战胜誓言，背叛情非得已
玉寅生和三乌从臣是同学，相交甚好，他们没有钱，于是以品性互勉。玉寅生对三乌从臣说：“我们这些人应该洁身自好，以后在朝廷作官，绝不能趋炎附势而玷污了纯洁的品性。”三乌从臣说：“你说的太有道理了，巴结权贵绝不是我们这些正人君子所为。既然我们有共同的志向，为何不现在发个誓呢？”玉寅生非常高兴，于是他们郑重地把鸡血抹在嘴上发誓：“我们二人一致决心不贪图利益，不被权贵所诱惑，不攀附奸邪的小人而改变我们的德行。如果违背誓言，就请明察秋毫的神灵来惩罚他。”
后来，二人一同到晋国作官。玉寅生又重申以前发过的誓言，三乌从臣说：“过去用心发过的誓言还响在耳边，怎能轻易忘呢！”当时赵宣子受到晋王的宠爱，人们争相拜访赵宣子，以期能得到他的推荐，从而得到国君的赏识。赵宣子的府邸前车子都排出了很远。这时三乌从臣已经后悔，想去赵宣子家又怕玉寅生知道，但是又很想结识赵宣子，几经犹豫后，决定尽早去拜访，以避人耳目。当小鸡刚叫头遍，他就整理衣冠，匆匆忙忙去拜访赵宣子了。进了赵府的门，却看见已经有个人端端正正地坐在正屋前东边的长廊里等候了，他走上前去举灯一照，原来那个人是玉寅生。两人相对而愧，赶紧告退了。
明代宋濂评论说：“二人贫贱时，他们的盟誓是真诚良好的，等到当了官走上佳途，便立即改变了当初的志向，为什么呢？是利害关系在心中斗争，地位权势使他们在外部感到恐惧的缘故。”
人们趋炎附势的行为并非性格软弱导致的惯性举止，而是为维护自身利益进行的一种博弈选择，也就是这种所谓的“巴结”行为也是理性思考的结果。“巴结”的前提是承认自己在某方面的弱势，而要改变这种弱势，维护或发展自身的利益就必须依靠外在的力量。这是一种绝对利己主义的理性选择——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即使背叛某种道义也再所不惜。
三乌从臣和玉寅生的选择，从纯粹利益至上的角度来说，是理性的，也就是他们的背叛是明智的。因为，赵宣子的权势对他们的仕途来说，是一种不能忽视的可利用的外在资源。如果他们都不趋附而固守他们所谓的忠贞的话，肯定与高官厚禄无缘。相反，谁趋附谁就有机会。在异国为官，无权无势，受到赏识和提拔，对他们来说无疑是现实而又足具诱惑力的。那么，背叛就是利益所需的选择。
背叛的好处就是眼前的收益比较高，坏处则是可能会影响到将来的收益。但是，背叛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降低对手的收益。三乌从臣和玉寅生两个人肯定都不希望对方比自己过得好，他们都担心自己成傻瓜。
诚信、道义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道德规范。讲诚信、守道义也是社会得以良性发展的必要公德。但是，在特殊情况下，死守着干瘪的所谓忠义而不知变通，无疑是一种很不明智的行为。
范文程和袁崇焕都是明朝人，也就是说，从封建道义上来讲，他们都有忠于朝廷、效劳皇帝的义务。
范文程是范仲淹的后代，曾是东林党人，东林党受迫害时隐居乡里。1618年，他自愿投效后金政权，受到努尔哈赤的赏识和重用，在清军入关和入关之后的政权建设及军事策略上，他都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比如为崇祯发丧、起用明朝旧臣等重要策略都是他的力谏的。范文程历事四朝，卒后，康熙帝亲写祭文悼念。
袁崇焕是明末抗清大将，历事两朝，有满腔抗清热血。魏忠贤操权时，袁崇焕虽有赫赫战功，但因受权势排挤，只得罢官回乡。崇祯即位后，边疆再度告急，袁崇焕被重新起用，但就在他满腔热血奋勇杀敌的时候，被听信谗言的崇祯帝以谋反罪名诱捕，并处以凌迟之极刑。受刑后，京城百姓争相拿钱买他的肉、喝他的血，甚至连肠子都被按尺寸分割了。袁崇焕背负汉奸之名百余年，直到乾隆时期才得以昭雪。
从博弈论角度来讲，范文程与袁崇焕的选择是一种与明王朝进行博弈的行为。在明王朝大势已去的相同境况下，一个选择了背叛，一个选择了忠义。袁崇焕固然名扬千古，但其惨烈的结局让人扼腕叹息。明朝末年，皇帝昏庸无能，朝政纲纪败坏，早已没有励精图治的可能。审时度势，从趋利避害的角度来讲，背叛是一种合乎人情的理性选择。这当然不是说袁崇焕是个不识时务、打肿脸充胖子的傻瓜，只是说从个人利益出发，他完全可以作出另外一种选择——背叛。曾经沧海难为水，过去有朋友之情，有君臣之义，但如今情况变了，自身难保了，说声“对不起”以后各人顾各人也实在是情非得以了。反过来，生活中我们也不要苛求别人对自己永远保持忠诚，丘吉尔说得好：“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
博弈法则：
如果没有十全十美的办法（既遵守誓言又获得收益）让自己从困境中解脱的话，人们就会选择背叛，放弃誓言。否则，舍大顾小，从利益的角度说，这显然是个得不偿失的下策。
被迫的合作，让对手陷入潜在困境
法国国王路易十一酷好占星学，在宫廷里养了几个占星师，其中一位尤其灵验，让很多自诩洞察人生的能人佩服，路易十一也对他的能力很赏识。
有一次，这名占星师预言一名贵妇将在三日内死亡。大家不以为然，那是一个美丽、富有、健康的女人，任何不幸都不可能降临到她的身上。但三天后贵妇人意外地死于车祸，受惊的马将她抛出了车厢，她就这样被摔死了。人们都惊异于这险恶的预兆灵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