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第五章千面镜像相映红，忆城中华妍岁月 (1)
华夏民族文化，经历数千年的演进，造极于赵宋时代，不单是其诗词书画、文史经典著称于史，更因其有繁荣的社会背景作为文化发展的载体，撑起了这片文明的天空。夜夜不寐的城市生活，里坊红楼的笙歌美酒，浅酌低唱的茶楼书馆、人来人往的山景寺庙、热火朝天的河道海湾、小桥流水的田园乡村，还有怜爱生活的宋人，共同勾织了镜像万千的宋代生活，令人目眩神迷，心驰神往。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奇闻烟雨中
庄子梦蝶把道家的思想梦到了极致，而汉明帝刘庄的一个“仙人梦”，把佛教“梦”到了中国。两匹白马驮着来自印度的佛经，万水千山到了洛阳，终在白马寺前“立地成佛”。自此，佛教在中土大为兴盛，虽然经历了唐武宗、周世宗两度毁灭性的灭佛打击，可是佛教终于成功地与儒学和本土的道家相容，在宋代形成了三教合流的趋势，成为统治者治国的思想。
苏轼在《怀西湖寄晁美叔同年》诗中有云：“独专山水乐，付与宁非天。三百六十寺，幽寻遂穷年。”烟波浩渺的宋王朝，佛教宁静致远的氛围给了许多人以心灵的安慰，特别是物质发达的社会境况，让人们更加注重求神拜佛等业余生活，因而寺庙林立就不足为奇了。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宋代的佛教已经世俗化，原因在于早先的佛教宗旨是不拜父母、不拜君王，只拜佛祖，这一点让为君者甚为不爽，在宋初时，太祖赵匡胤就曾因这一点，过寺而不拜。后来和尚们学乖了，为了让佛教广为流传，便开始拜君，佛教因此而普及于世，可以说这一切归功于和尚们的圆通。宋代的寺庙之多，可以这样来形容，宋代有多少著名文人士大夫，就有多少座名寺。例如苏轼，曾用他的前半生阐述了意气风发的少年壮志，而用后半生与佛结缘，不仅如此，像苏轼这样身处士大夫阶层的人，几乎都好修佛学，佛教和佛寺在当时已经不是一种精神领袖和政治统治的象征，显然成了一种时代风尚。
北宋东京的佛寺中，尤以相国寺、开宝寺、天清寺、太平兴国寺为群寺之首。其中，相国寺几乎可以称为“皇家寺院”，现代大多数古装电视剧，凡是以宋代为背景，里面少不了要提一提这座寺庙。它的每一届主持都是由朝廷诏任。每年的正月十四皇家烧香时候，相国寺是必到之处。不但如此，什么科举中的、朝廷搞什么活动，都要来相国寺拜拜。相国寺翻修的时候，朝廷都会增派大量的工程师和丹青好手来为其添砖加瓦、添彩增色。一些史书中记载：相国寺东壁有一幅阿育王及战士所乘的鹿马，栩栩如生，是宋代当时著名的丹青画家高益的手笔。
一座寺庙不但留下了帝王家的满身“灵气”和足迹，还有许多大家留下了自己的笔墨，供人观赏，相国寺恐怕已经不是一座寺庙这么简单，更成为当代文明的象征。除了相国寺外，开宝寺也极为有名，它被誉为寺庙的“天下之冠”，金碧辉煌，后来虽被焚毁，但人们又用琉璃重建砖塔，今日我们在开封所见到铁塔，便是开宝寺的后身了。
南宋的寺庙兴建更为兴旺。“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杨万里不经意地感叹，道出了临安一代寺庙之多，佛教文化之盛。其中位于杭州西湖西北飞来峰间的灵隐寺，乃千古名刹。周围两峰对峙，林木耸秀，深山古寺，云烟袅袅，仿佛置身云端，身在其中，若出其外。相传东晋年间，印度僧人慧理来到杭州，看到这里山峰奇秀，认为是“仙灵所隐”，所以就在这里建寺，取名“灵隐”。灵隐寺至今犹在，它能遗留1600多年之久，实在让人惊叹。
不过，更有趣的是，宋代的寺庙不但是宗教场所，还是交易场所和市井小民的文化娱乐场所。佛门本是清净地，本应悄无声息或禅唱语嗡嗡作响，可宋代的寺庙前却常有杂耍。有市井小民开玩笑：“相国寺前，熊翻筋斗；望春门外，驴舞柘枝。”由此可见，相国寺前经常有杂耍表演。这种杂耍并非对佛门的不敬，据闻宋神宗时期，皇帝寿诞，天下的寺庙不但要为皇帝上香，还要安排戏剧上演。有时候，一些赶考落第的人遇这种排场，时常观看，顺便看看能不能遇到什么大才子大贤士出访，顺便引荐自己。
人言佛祖佛心，不阻人家的官路，当然也不拆姻缘，所以宋代的话本、小说什么的，都喜欢把寺庙作为男女结缘的一个“套路式”场所。宋代流行一时的小传《鸳鸯灯传》里记载：有一户贵族出游，在慈孝寺前停车。里面有一个美丽的少女走下来，来到了庙里，从怀中掏出一个锦囊握在手中，向佛祖拜了又拜，然后出门登车，顺手把锦囊抛到地上。这时候有一个张生，是个俊美的贵公子，捡到了这副锦囊，看到里面有红帕，写着：“如果有情人得到此物，如不相忘，愿与妾身见面，就在第二年的元夜来到相府后门等着，车前挂鸳鸯灯以示。”因为烧香拜佛而发生的男女情爱故事，成了宋代“剧作家”必写的情节之一，同时也可以看出，佛寺已不是被束之高阁、远离尘嚣、神圣不可侵犯，而成为最为贴近百姓生活的文化场所。
佛寺与佛教被善男信女们亲近，是因其强调众生皆平等、行善便积德、苦楚即是乐的宗旨吸引人，可让人心净神宁。而士大夫、文人墨客们对其表示亲近，也是因为佛家所宣扬的佛旨符合他们的心境。“苦中作乐”，这些文人在佛祖那里，领悟到的恐怕就是这一点。苏轼离开朝廷之后遍游西湖，写出的许多诗词都暗含佛理禅机。王安石的晚年也是与许多僧友度过。秦观、周邦彦等人的词中，也出现了很多佛门苦悲精神。
宋代著名文人严沧浪在《诗辨》中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佛门修禅需要的是一个“悟”字，作诗也需要一个“悟”字。苏轼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一诗，充满了佛家的禅机，能不能理解其中的奥秘，就在于各人的领悟程度了，不同的人所体会到的境界应是大不相同的。诗词一家，诗靠一个“悟”，词也靠一个悟。秦观在《雨中花》中写道：“重重观阁，横枕鳌峰，水面倒衔苍石。随处有、寄香幽火，杳然难测。”这段话所描写的山水杳然，幽火难测，充满了清苦之意。悟得悟不得，就像男女的情爱，讲究一个“缘”字。
官场得志再失意的文人墨客从佛那里找到了平和心境的方法，落第的文人从佛寺前找到了举于世的机会，痴男怨女在佛祖面前求到了姻缘，而市井小民则是在佛寺前获得了乐趣。佛有佛的思想，它的义理深奥，没人知道它为何促成了如此多的奇谈佳话，可能是宋代绮罗缤纷的社会环境成为佛与寺庙到处出现的原因。但是与此同时也可以看出，统治者大肆扩建寺庙和立佛几乎皆是别有用心。佛教被统治者用来麻痹整个王朝的同时，也为这个王朝提供了另一种风情，为其子民提供了更多的乐趣，这多少也能让佛得到一些欣慰吧。
临安开肆三万家，直把杭州作汴州
汴梁河畔，千帆竞发，百舸争流。远远望去，岸边还有一排排纤夫拉着巨大的船只通过高高的拱桥。船上的船夫看起来手忙脚乱，有的甚至站到了船篷上，一些船夫手持竹竿，有的插在水里助推，有的在桥洞内壁撑着，就为了使船顺利通过桥洞。不一会儿，船到了固定码头，立刻有接应的伙计，将货物搬上岸，然后用车推到集市上。许多游客站在桥上向下张望，嘻嘻哈哈，街上是熙熙攘攘的人流；有坐轿的，有骑马的，有挑担的，有赶毛驴运货的。桥将南北两街相连，两侧是茶楼、酒坊、店铺、牙行、当铺。街道两旁的空地上还有不少摊贩，不仅有许多肉类、五谷杂粮、柴米油盐，还是生活用品，应有尽有。
一位牙婆正指挥着几个伙计把购置好的、用来为官家祭祀用的香火和贡品搬上车，同时还不忘了摆出笑脸，跟摊位上的老板打趣，顺便讲讲折扣问题，或者要个额外赠品，手里晃着交子纸币，意思是你给价合理，本牙婆可一次付清款项。几名少妇在伞摊旁，跟老板议价，琢磨着团购竹伞。算命的先生四处张望，看看有没有什么人能光顾。无论是桥上还是桥下，都是一派繁忙、热闹、紧张的场面，这一瞬间的画面，栩栩如生地定在了历史的帘幕上，也进入了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
一幅画，仕、农、商、医、卜、僧道、吏、妇、童、篙师、纤夫等814人；驴、马、牛、骆驼等60多匹牲畜；货船、小舟、船舫28艘；店铺林立，酒店、茶馆、点心铺等百肆杂陈；楼宇房屋30余栋；赶集、买卖、闲逛、饮酒、聚谈、推舟、拉车、乘轿、骑马等数十个场面；城楼、河港密集，桥梁自不在话下。全画虽是汴京河畔一段生活场面的描写，却活脱脱是整个北宋王朝的写照。如果说《梦溪笔谈》用它的内涵诠释了宋代的科学文化，而《清明上河图》就是宋代的社会文化最真实的写照。宋代的富裕和繁荣由此可见一斑。
也许单只一个场面，不足以说服人心，那么就用最鲜明的数据来比较。据后世学者统计，北宋每年的财政收入最高曾达到16000万贯文，中后期的普通年份也有8000多万贯文，而南宋偏安江南一隅，其财政年收入也高达10000万贯文。再看明代万历年间，张居正力图改革后，国家年收入在400万两，最高不过1000万两。按照白银和贯文的兑换方法，1两白银＝1贯铜钱。也就是说，明代的财政年收入不及北宋的十分之一，更不及南宋的七分之一。就算是对英国极为不屑的清王朝，咸丰年间的财政年收入才3000万～4000万两，这个数目远远少于宋代。或许用割地赔款来形容更加贴切，清末签订的最为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需要赔款本息共计98亿两，分39年偿还，这些钱需要清朝40年的财政收入，宋王朝用6年就能够偿还。
古来财政收入大多取自于民，明代末年几次大举增税和征收才收到这些钱，但是宋王朝却几乎不用提高税收，就能达到明朝十倍的水平。《水浒传》虽是讲宋朝民间起义的，108个梁山好汉，没有一个是吃不饱饭而上梁山，这也证明，宋代普通百姓生活过得并不特别糟糕。当时曾有北宋大臣抱怨世风奢靡，说农夫走卒居然也穿上了丝制的鞋子。有人形容，同一时代的欧洲君主生活水平甚至比不上宋代的一个士兵。当来自西方最繁华的城市威尼斯的商人马可？波罗来到杭州，当时的杭州经历了宋元交替一役，已经大不如以前光彩，但仍叫马可？波罗眼花缭乱，不知身处是天上还是人间。回到老家之后，直呼东方遍地是黄金。
在宋代，朝廷有个奇怪的规矩，每当一个地方出了天灾人祸，百姓难以生存的时候，政府就在那里大量募兵，官府的人常说“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则少一贼”，看来是宁肯掏腰包喂饱百姓的肚皮，也不能让一个人成为流民，这也正是宋朝农民起义较少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士兵大多吃饱穿暖，供奉也不少。当然这种做法的代价就是“冗兵”。庆历年间宋军总人数竟然达到了125万，难怪前有范仲淹的军队改革，后有王安石的保甲法。不过一个国家肯掏大笔税收来养活百姓，“苛政猛于虎”一说似乎颇不适合这个王朝。不仅如此，宋代的外贸也特别发达，泉州一代的大港口，每年出货量惊人，也为财政收入添了狠狠的一笔。如此富有且毫无争议的年代，打造出《清明上河图》的情景，应当不足为奇。
比较值得一说的是，宋代民间买卖之所以如此兴盛，商业如此发达，一方面归功于商人的运作和政府支持，另一方面也要归功于许多市井间的“二道贩子”。宋代的“二道贩子”到底是什么人呢？便是最为人所不齿的“市侩”。“市侩”被现代人用来骂人，其实它的原意是买卖中介，相当于现在的经纪人、代理商、公证人，说难听一点，就是“二道贩子”。“市侩”又叫牙侩、牙人，“牙”就是交互的意思，前文里讲的牙婆，就是牙人的一种。宋朝对待商人的态度很好，可是与商人几乎从事相同职业的市侩、牙人们，却被众多人所厌弃。民间的俗语常言：“大凡求利，莫难于商贾，莫易于牙侩。”就连王安石在《寄曾子固》的诗里也说：“思君挟奇璞，愿售无良侩。”他以奇璞与良侩比喻曾巩的怀才不遇，可见当时人们把“市侩”、“奇璞”当做社会最下层的“无良”者。但他们最让人看不起的不在于他们倒腾东西，而在于他们什么都买，包括人在内。他们贩卖人口，包括苦力、长工或是女子。而所卖的女人常常是拐骗来的，有的被卖去做仆女，但绝大多数卖到了青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