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大汉如莲风骨存世
耻与众草之为伍，亭亭而独芳。莲花风骨，出淤泥而不染，凌驾于众芳之上，它自信、孤高、遗世而独立，正像汉朝，那个令人向往的时代。“明犯强汉天威者，虽远必诛”，只此一句，汉的气魄、威武、阳刚尽在其中。从内忧外患到绝世傲立，凡花皆不入其眼，唯有天波助强音。汉朝以其创制定例的开拓精神，辉煌的文治武功，繁荣的文化与科技，展现出大一统王朝的精神与活力，其影响力遍及汉民族的各个层面。而其武功之卓绝、影响，甚至远播西方乃至海外。愿重回汉室，以无上之傲骨，策骑天下，重温将军遗梦，执掌天下，再主沉浮。
中国之政得秦皇而后行，中国之境得汉武而后定，秦皇汉武，这都是武功极盛的典范，他们对华夏影响之深刻，古往今来王侯将相无人能出其右。尤其是汉武帝，在汉朝二十四帝里首屈一指。当然一个朝代的兴起，总是伴随着一个朝代的没落，强秦方走过，天汉才兴起。一切都得从头开始，只有这样，才能接替起上一个的轮回，为接下来的高潮做好铺垫。
第一章强秦没落，天汉始兴 (1)
折腾掉的秦，拾掇起来的汉
如果没有秦始皇统一六国，也许战国纷争的局面还会长久存在。但是历史选择了秦始皇，选择了他推动历史车轮的前进。秦始皇是残暴的，他的严刑酷罚、血腥野蛮让人不寒而栗，但是也正是这种强硬铁血的手段，促成了中华民族的融合和统一。这为汉朝的雄起做了最初的也是最基础的铺垫。
当然暴政的结果就是王朝的短命。虽然秦始皇创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虽然他统一了文字，促进了民族团结和文化融合，但是秦终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延续万世。不过残暴是一方面，秦文化中也有振奋的一面。秦始皇陵中的兵马俑几欲冲锋陷阵的磅礴气势鲜明地表现了秦人彪悍的气质。
商鞅变法为处于劣势的秦国注入了一股蒸蒸日上的劲头。秦始皇即位的时候，秦国在战国七雄中已经处于优势了。天将辅臣李斯，二人一合作，历史上就有了辉煌的一笔。
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经过连年征战，秦横扫宇内，统一了六国，兵攻岭南，收复河套，用武力统一了中国。接下来的时日里，秦始皇从制度上给这个庞大的政体进行了统一。从文字，法律，货币，度量衡……但是秦始皇统一国家的目的并不高尚，他不过是为了子孙后代永享至高无上的权力。源于此而生成的一些想法，便注定其必将败落。
焚书坑儒、修建长城、大兴土木、严刑峻法，这一切让这个刚刚建立的本该休养生息的国度承受不起，而秦始皇的用人不当，则直接为秦的瓦解埋下了祸根。具体来说，用人不当主要是李斯和赵高，李斯这个人有他的贡献，但是沙丘阴谋是他的败笔，为了私利，他伙同赵高选择了胡亥而不是扶苏。
可是胡亥明显不具备驾驭一个庞大帝国的能力，之后扶苏和蒙恬也被杀害了，政治和军事上的优势全没有了，整个秦朝从内部瓦解掉了。当胡亥当皇帝的时候，赵高几乎阻断了来自朝外的一切信息，所以当后来揭竿而起一呼百应的大泽乡起义爆发时，基本上一个王朝就显现了其将夭折的宿命。秦始皇死后第二年，那些没有了悍将带领的军队，在农民起义的冲击下，溃不成军。一切是那么突然，但是一切又仿佛是天注定。
秦的武功不可谓不盛，武力统一了中国，王朝铁军所向披靡。但正如贾谊说的那样：执敲扑而鞭笞天下。秦王朝有不可忽视的内伤。那就是统治者的个人欲望，他们大兴土木，强征暴敛，征发人民为其服役。失民心者失天下，被灭的六国之后也积极反秦。强秦一亡，刚形成的统一局面也灰飞烟灭。
秦末，很多人为了建立防御工事被发配到很远的地方，不少人不得不忍受苛捐杂税繁重的劳役。各地的农民起义如潮水般摧毁了这个曾经强大的国度。人们又回到了战国纷争的时代。不同的是，这次的主角不是七雄，而是楚汉。
刘邦和项羽都是灭秦的功臣，原本根据约定“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刘邦可称王。不过一山难容二虎，他们之间的战争还是爆发生。四年的楚汉之争，其中涌现了不少出类拔萃的将才，他们为各自的势力四处征战。
楚汉相争，民生益困，满目惨状，悲凉之景不可胜数。不过历史从来便如此，强盛与衰落的转变，高潮与低谷的连续，每一个盛世皇朝的前面都是一段令人伤心的故事。盛唐的前面是五胡乱华，宋代的前面是五代十国，清朝的前面是明末掩盖不住的民变……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纵观各个王朝，或亡于宦官，或亡于武臣，或亡于流寇，或亡于外戚，或亡于昏君，或亡于外族。
秦亡了，汉刚建立。天下是怎样的天下呢？用四个字来形容——百废待兴。所以刘邦做了皇帝之后，首先废除了秦朝的苛刻法律刑法，与民约法三章，封存府库，对百姓秋毫无犯，深得民心。然后命萧何参照秦朝法律，去除不合时宜的，选择适应新形势的，修订成《九章律》。刘邦还重用叔孙通整理朝纲，制定了一套新的政治礼仪制度，撰写了《汉仪十二篇》、《汉礼度》、《律令傍章十八篇》等仪法法令方面的专著。这些客观上为汉朝后来的兴起，奠定了法律基础。
在经济上，为了改变秦末的萧条，刘邦豁免徭役以减轻人民负担，释放奴婢，让士兵复员归家，给予他们土地及住宅，使他们从事生产劳作，这为汉朝恢复、提高国民经济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由于战争伤亡惨重，刘邦同时鼓励生育，重农抑商，使得国家很快巩固了下来；建立图书馆等措施，让汉朝在秦焚书坑儒的阴影中走了出来。这从一定程度上为日后的儒家兴起，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这些宽松无为的政策，使得百姓几乎丧尽的元气，得到了恢复，同时对各民族也有团结作用。如果说秦朝使得中国统一成为清晰的发展方向的话，那刘邦在建国初年的一切举措则使得四分五裂的中国真正地统一起来。因此有史学家评价，刘邦对汉民族的形成、中国的统一强大、汉文化的保护发扬有决定性的贡献。
基于这些努力，从强秦没落到衰亡，到高祖刘邦末年时，经济已经明显好转，天下新定，但是，由于秦末连年的征战，元气恢复还没有到可以兴兵的地步，足见之前的几十年有多么萧条。
解了内忧，来了外患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说不尽的是是非非，道不完的曲折故事。当汉朝初立时，深谋远虑的高帝刘邦已经在考虑一个保持帝国永存的策略了。在巩固权力上，刘邦花的心思并不少。
刚做了皇帝的刘邦，心里有一点沾沾自喜，他曾经在大宴群臣的时候，非常得意地问他父亲：“您老说我是个不学无术的无赖，比不上二哥的兢兢业业，我现在做了皇帝了，您看我们两个谁比较厉害。”
但是当时情势不容许他就此沉迷于声色犬马，也不容许他为刚取得的成就而自负自大。因为汉朝才刚刚起步，一切都是个未知数。首先，军权涣散，汉初的异姓王都拥有兵将，本来他们就有些蠢蠢欲动，所以保持那种微妙的关系以保证他们不生事端，成了刘邦不得不操心的事情，这是隐患之一；隐患之二，就是大臣有功，怎么样合理地论功行赏，这成了刘邦发愁的事情，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安抚不好，不合理，别人就会有异心；隐患之三，从战国遗留下来的六国后代们，也许心里还存有复辟的希望；隐患之四，就是丞相的权力对皇帝也是威胁。
有这些隐患，深谋远虑的刘邦不可能罢手不管，事实上他几乎有七八年的时间，在处理这些令他烦躁的事情，并一步一步在实施着他的变革策略。
首先便是剪除异姓王。异姓王，其实都是建立大汉的有功之臣，但是正是因为他们有功、有权、有兵，所以他们的威胁也最大。事实上，如果客观来说，一个庞大帝国是不能允许太多异姓王存在的，如果照顾不好各家的利益，内耗就会很大，在做事情上有所掣肘，很多事情就施展不开。加之难免有异心，这样的话为自己的统治就设置了障碍。大国崛起就不太可能，所以刘邦要有所行动。
他先是用计谋收拾了韩信。这里有一个细节，可以表现出刘邦的从善如流。公元前201年，有人告发韩信谋反。不少文臣武将都建议发兵讨伐。但陈平却认为韩信善兵，发兵很难取胜。于是刘邦便依陈平的计谋行事，果然将韩信抓住了。不过第一次没有杀之，将他降成了淮阴侯。第二年，韩信欲在都城袭击太子和吕后。事情败露，吕后依萧何之策，将韩信诱捕，斩于长乐宫。
然后彭越等人也被消灭，最后只剩下了长沙王吴芮。之前打天下的时候封王，刘邦玩的是收买人心，这对汉朝的建立是非常有好处的。作为异姓王实际上对刘邦的封王也应该有一定的戒心，兔死狗烹的事，在汉之前也不是没有。长沙王吴芮就意识到了这点，他之所以一直保存到了最后，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不过吴芮以德政稳定民心，并不是做给刘邦看的，他是真心实意为老百姓。基于这点，刘邦才没有动他。
对于平衡大臣们的封赏，刘邦也是煞费苦心，最著名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听了张良的策略，封自己最恨的人雍齿为侯，这种收买人心的手段，确实稳了众将的心。而对六国的后裔，刘邦出了一个更高明的注意，把他们全部迁到关中居住，置于中央控制之下，彻底消除了后顾之忧。
另外一个隐患是相权和军权的博弈问题，萧何为相时，声望很高，权力很大。刘邦感到了压力，于是通过把萧何下狱来打击削弱相权，这样他就把皇帝的权力提高了。
刘邦很漂亮地去除了这些隐患，而且同时又分封刘氏子侄为同姓王，这进一步稳固了自己的皇权，但是此时吕氏的权力越来越大，刘邦对她也有所忌讳，所以他想了一个万全之策就是“白马盟誓”。当他与群臣杀白马而订立盟约之后，他对皇权的巩固，可以说做到了滴水不漏的地步。“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为日后平定叛乱奠定了舆论基础。
当然，同姓王也不是一步到位，不出问题的。由于汉朝过于依赖同姓王，反而使得同姓王的势力也变得很大。在古代比较重视“家文化”的情况下，同姓造反虽然师出无名，但是在权力的腐化下，难免会有意外。刘邦这个“非刘姓不王”，就导致了文帝时的济北和淮南王叛变，以及景帝时的七国之乱。之后，经过几朝白马盟誓遂作古。
刘邦巩固皇权的举措，为汉朝的稳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避免了汉朝如秦一样短暂，为日后汉朝的壮大做了很好的铺陈。除掉异姓王显示了政治斗争的尔虞我诈，但是从政治家的角度考虑，这一招棋下得实在是很高明。我需要你的时候，我就拉拢你，这个时候可得天时地利，我不需要你的时候，我就想办法除掉你，这个时候目的是得到人和，但不是和异姓王和，而是让刘姓一家和。这一步棋对于汉朝太重要了。
如果刘邦不这么做，汉朝其实有如悬卵，危机傍身，单一个韩信就不好对付，要是加上那些王侯，恐怕得忙个焦头烂额。再者在那么复杂的情形下，天下属谁还不一定，刘邦生怕自己成为另外一个项羽。皇权巩固了之后，汉朝有了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在饱经战国之乱、秦末之乱之后，人们急需要有一段时间来恢复元气。得民心者得天下，汉朝开始由满目疮痍、危机四伏的局面，逐渐过度到国力恢复、天下平安的状况上来。
内忧基本上没有了，可是还有外患，处理掉了这些棘手的问题，另一个严重的问题来了，面对北方的匈奴，汉朝怎么办？实际上自从在秦始皇统治时期打败匈奴以后，北方是平静了十几年。但是到秦灭亡之后，趁着中原的楚汉相争，匈奴又开始南下了。
白登之围后帝国的妥协
往上追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集中全国的人力财力，对匈奴进行了防御和反击。秦始皇一方面把秦、赵、燕三国的长城连接起来，作为统一防御线，另一方面又北击匈奴，夺回了河套地区，使该地区成为中国永远的版图。
但是秦始皇并没有趁势北伐匈奴。汉初，匈奴出现了一位强悍首领冒顿单于，他以不可小觑的才干将匈奴带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当时彼强我弱，这给西汉初期的边患埋下了伏笔。
今天我们分析秦始皇不去北伐，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首先秦刚灭六国，国内残余势力需要一定的力量来威慑，以使他们不轻举妄动。其次，匈奴剽悍，秦国新立，还没有大规模袭敌的准备。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秦始皇的理想就是统一六国，至于匈奴，那另当别论了。不管怎样，总之秦对匈奴的这种保留态度，实际上为汉朝带来了不少麻烦。
秦亡之后，楚汉相争，这个时候被秦打回去的匈奴，开始蠢蠢欲动，以图渔翁之利。汉朝新定，国力衰弱，百业凋零，可以说很穷，天子出行都找不到四匹同样颜色的马，将相出行只能坐牛车。高祖刘邦在解决了内忧之后，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春天，国力在慢慢恢复，人们不用在因为频繁的战乱而颠沛流离。刘邦看天下有大治的势头，心里应该说还是有一些骄傲的。这点在他初次讨伐匈奴上表现得特别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