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和渴是动物心理学中的重要研究课程，我们之所以没有进行一些高级课程的研究，是因为我们实际上并不知道白鼠是否有任何可与我们对于爱、美、理解、地位等的高级需要相比的东西。用目前动物心理学家所掌握的方法我们怎么能够知道呢？对于我们人类来讲，这种绝望的老鼠的心理学最要不得，这些老鼠不是被逼在死亡线上，就是由于害怕电击和疼痛而萎缩逃避。在这样一种处境里，人类是很难认识和发现它们自身。类似一些研究也在猴子和猿身上实验过。
从重视程度上考虑，对理解和洞察力的研究要比对智力的高低水平、思维的简单而复杂程度以及机械识记、盲目联系学习法上要重得多。对于一般动物的研究常使人忽视动物智力的高级水准。
当哈日邦德指出一只老鼠能够同人一样绕出迷宫之后，迷宫就不应当再作为研究智力的工具。我们早已得知人类比动物具有更高的学习本领，任何不能显示这一区别的研究方法就如同测量一个在低矮的屋顶下弯腰弓背的人的身高，在这种情况下，测量所得到的只是屋顶的高度。以迷宫作测量智力工具的游戏是无法测出其智力高低的，也不能探知老鼠的潜力有多大？这种传统研究方式只能造成一种结果——限制人性发展。
显然，以高级动物作为研究对象能够获得更多的有关人类心理的成果。值得深深反思的是，研究对象为动物的研究势必把人类所特有的能力扼杀，比如说惭愧心理，运用符号和语言的能力、爱情、幽默感、艺术审美力、良知、内疚感、爱国主义、理想追求、诗歌与音乐创作，哲学与科学研究等。
动物心理学对于研究那些人类与灵长类共有的特点是有帮助的，然而，对于人类所独有的能力和比动物更高级的能力的研究却力有未逮。社会制度、文化本身经常被视为一种改变、强迫或抗拒个性的力量，而不把它正确视为满足心愿，加速成功、创造美满的力量。文化是一系列的问题，还是一系列的机会？文化塑造论很可能是长期同病态心理打交道的结果。
文化是问题还是机会
在健康人身上，模仿、暗示、仇恨、敌意等属于次要力量，因此社会心理学不应只注重它。
应当研究民主制的理论、无政府主义的理论。研究民主的人际关系，民主的领袖。研究民主政体的权力，民主制之中人民的权力，民主领袖的权力。研究无私的领袖的动机。健康的人厌恶对他人有控制权。低上限的、低等动物的权力概念过多地控制了社会心理学。
原来的社会心理学只注重对竞争的研究，而很少对利他主义、友好无私、合作的研究。而且，对于自由和自由人的研究在社会心理学中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位置。
文化是怎样改进的？异端的存在有哪些好作用？我们知道，没有异端，文化绝不能前进或改善。异端没有得到更多的研究的原因在哪里？它们为什么一直被视为病态畸形的东西？它们为什么不属于健康范畴？
在社会领域内，对兄弟般的关系，平等主义的研究应受到对阶级、社会等级，以及统治的研究的同样的重视。
谈及文化与人格的关系时，人们往往把原动力作为文化，原因在于文化的力量强大，但同时，它也受到人们更强健、更健康的抵抗。文化适应只在某种程度上对一部分人起作用。对于独立于环境的情况，应进行研究。
民意测验的基础是不加判断地接受关于人的可能性的一个低限度的概念，即，假定人们的自私或纯粹的习惯决定着人们的表决结果。这是事实，但只是人口中99%的不健康者的事实。健康的人至少是部分地根据逻辑、常识、正义、公平、现实等等来投票、贩卖或做出判断的，甚至当出于狭隘、自私的考虑，这样做有损于自己的利益时，也是如此。
在民主政体的国家中，寻求领导地位的人往往是为了有机会进行服务而不是控制别人。为什么这个事实遭到如此严重的忽视？尽管在美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它一直是一种意义深远的重要力量，但一直完全遭到忽视。很明显，杰弗逊绝不是因为权力能为自己带来私利才寻求领导地位的，而是他感到他应该奉献自己，因为他能够将需要做的事情做好。
我们应当把研究对象定为有责任感、社会义务感、社会道德心，以及诚实、正义的人，这样才更有意义。
应当研究社会运动的参加者，为原则、正义、自由、平等而战的战士，研究理想主义者。
应当研究偏见、冷落、被剥夺以及挫折的积极作用。心理学家很少研究病态心理的丰富的多面性，遭到排斥也有好的后果。特别是那种值得怀疑或内容不健康的文化更应该摈弃，虽然对于个人来说也许是一种痛苦，但确确实实是件好事。自我实现的人常常这样自我排斥，他们对于自己不赞同的亚文化群退避三舍。
相对而论，我们对于暴君、罪犯、心理变态者的了解远比对圣徒、骑士、行善者、英雄、无私的领袖的了解多得多。
习俗有好坏之分，好习俗积极、健康，是健康与病态社会中互相对立的价值观，“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也是如此。
善良、慷慨、博爱、慈善在社会心理学教科书中几乎没有被提及。
富有的自由主义者，如富兰克林·罗斯福，托马斯·杰弗逊他们不惜牺牲自身的经济利益，为正义和公理而斗争。
能够反映对犹太人和黑人关心友爱的书可以说是屈指可数，但描写对犹太人、黑人敌意的书却多得不计其数，这反映出我们侧重于敌意，而忽视了对利他主义、对不幸者的同情和关心。
应该研究运动、道德、公理、正义感以及对他人的关注。
有关爱情婚姻以及友谊等方面内容应作为人际关系和社会心理学中的一部分而被进行研究和探讨。但目前这些问题很少被教科书涉及。
心理健康者对于推销、广告、宣传、意见、建议、模仿和威望的抵制能力以及独立自主性要比一般人高，这些心理健康的标志应该由应用社会心理学家进行广泛研究。
成长趋势和内在力量的成熟，社会心理学必须摆脱这一桎梏，它应当研究具有活力的因素。
除去心理学家无人能够提供人类经验性的价值观念系统，这一任务本身引发了众多的问题。
实际上，心理学的研究在第二次大战期间是以失败而结束的，因为它被作为一门技术而应用在已知领域。实际上，二次大战后心理学研究没有取得新的成果，尽管某些研究可能获得进一步发展。许多心理学家和其他一些科学家与那些只关心赢得战争、不关心赢得和平的目光短浅的人为伍。他们只把战争视为一场军事角逐，而没有揭示出战争的实质，战争实际上也是一种观念与另一种观念之间的斗争，但心理学家却没有认识到这个特性，没有任何原则把技术与科学加以区别，也没有任何价值理论使人们认清什么是民主的人民，认清为什么而战，认清战争的侧重点在哪里和应该在哪里。
这些心理学家只研究涉及手段的问题，而不研究有关目的的问题，他们既可以被民主的力量利用，也可以被纳粹主义利用，他们的努力甚至几乎无助于本国抵抗独裁的力量的增长。
社会制度、文化本身经常被视为一种改变、强迫或抗拒个性的力量，而不把它正确视为满足心愿，加速成功、创造美满的力量。文化是一系列的问题，还是一系列的机会？文化塑造论很可能是长期同病态心理打交道的结果。以健康心理为对象的分析表明，文化是提供各种愿望满足的水库，这一观念同样适合于经常被看作是起塑造、训练、影响个性作用的家庭。合理的目标也就是创造的力量。如果你不想虚度此生，那么就应当从现在做起。如果你还没有确定一个恰当的目标，那么，先不折不扣地完成手头的工作，不管这一工作是多么微不足道。
引导生活的崇高目标
每个人都应该把拥有良好的人格作为人生的最高目标之一。良好的方法是一个人获得不竭动力的保证。而刚毅顽强的精神，作为一种向上的因素，使他的动机保持稳定并受到刺激。人生最好是有一个较高的目标，但是这一目标的重要性，并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认识到的。对大多数人来说，生活就是在生命的海洋“随风漂流”，他们没有考虑这种生活方式究竟意味着什么。要知道，漫无目的的生活是十分危险的，每一个不想遭遇灾难和毁灭的人，都应该立即警醒，终止这种漫无目的的漂流。
生活中没有固定目标的人，他的言行举止很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哪怕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也会让他烦恼、恐惧、忧虑。他的承受力就像一根苇草一样脆弱，任何的风吹草动，都足以使他摧折。干任何事情，他总是要左顾右盼，前怕狼后怕虎，他不可能有坚强的毅力和顽强的斗志，最终，他也不能逃脱失败和不幸。
因此，软弱无能往往是和生活没有目标联系在一起的。实践出真知，斗争长才干。只有树立一个切实可行的目标，并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使自己变得越来越有力量，才能使自己逐渐成熟起来。
坚持一贯的目标是十分重要的。一个人即使迟钝愚蠢，只要他锲而不舍，持之以恒，也会取得一定的成绩。莎士比亚指出：“一棵质地坚硬的橡树，即便用一柄小斧去砍，那斧子虽小，但如砍个不停，终必把树砍倒。”
迪士累利先生说过：“不向上看的人往往向下看，精神不能在空中翱翔就注定要匍匐在地。”乔治·哈伯特极有见地地写道：“职业低下的人，如果把目标定得较高，他也可以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不要让精神消沉，一个壮志凌云的人肯定会比一个胸无大志的人有出息。”
一个具有崇高生活目的和思想目标的人，毫无疑问会比一个根本没有目标的人更有作为，有句苏格兰谚语说：“扯住金制长袍的人，或许可以得到一只金袖子。”那些志存高远的人，所取得的成就必定远远离开起点。即使你的目标没有完全实现，你为之付出的努力本身也会让你受益终生。
合理的目标也就是创造的力量。如果你不想虚度此生，那么就应当从现在做起。如果你还没有确定一个恰当的目标，那么，先不折不扣地完成手头的工作，不管这一工作是多么微不足道。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训练，你才能逐渐地注意力集中，才能养成果敢的性格，才能有充沛的精力，为你将来完成更高的目标打下基础。个人自由最重要的因素是，它必然要涉及到个人的责任，个人的责任是人们为什么不愿意拥有自由，而积极地去“逃避”自由的主要原因。如果你承认你的选择是自由的，那么，你必须承认你对你选择的结果负责任。
如何自由地选择生活路线
人命定是自由的。我们通过我们所作的自由选择创造我们自己，我们有能力选择不同的行动路线。
但是，我们常常如此深深地沉溺于成规之中，陷入到现实的例行要求和从众的压力之中，以至于我们都看不见我们的生活中还有其他的选择，更谈不到这样去做了。我们的抱怨常常远远超过我们的行动，我们倾向于把注意力放在那些阻挠我们意图的人身上。
“只要那个人没有毁掉我的前程，我就要……”
“要是我有机会遇见那个好人……”
“要是我能碰到好运气……”
“只要我能清除掉我习惯的倾向，我就……”
“要是其他人像我一样的可靠和体贴……”
“要是我具有多种经历的优势……”
“要是世界不变得如此激烈的竞争……”
“要是给我提供了展示我才能的机会……”
这些抱怨以及其他无以数计的类似抱怨，与“我是我命运的主人，我是我灵魂的主宰”的观点格格不入。人们普遍地认为命运主宰着他们，他们从未有足够的机会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生活。我们从未感到自由、从容地把握着我们的命运之舟沿着正确的航向前进。相反，我们常常感到被人控制，不顾一切地试图防止我们命运的小船在生活的惊涛骇浪之中倾覆。
最终的结果是，当人们想“自由”时，他们常常凭幻想做出浪漫的结论，认为自由就是“摆脱”担忧和责任，想象存在着一个任何事都是可能的，有钱能使鬼推磨的世界。然而，尽管这个幻想可能是吸引人的，但是，这却是对自由的错误和不现实的理解。真正的自由意味着：从可供选择的多种可能性中做出深思熟虑的选择，这个选择反映了你真正的愿望和最深刻的价值观，坚决抵制迫使你的意志自由向外部的或内心的力量妥协的压力。
个人自由最重要的因素是，它必然要涉及到个人的责任，个人的责任是人们为什么不愿意拥有自由，而积极地去“逃避”自由的主要原因。如果你承认你的选择是自由的，那么，你必须承认你对你选择的结果负责任。当你获得成功时，对你的成功承担全部责任很容易，但是，当失败发生时，人们就倾向于躲避掩盖，或责备他人，或谴责他们无法控制的力量。
我们上述所列的“要是……”的几种抱怨，就很准确地表现出了这种心态。许多人都表现了这样的信仰：如果不是外界原因的干扰，我们就能达成我们为自己设定的目标。然而，在许多情况下，这些解释不过是借口而已。设法逃避自由的努力是不合逻辑的，它们代表了否定自由和责任的软弱和不真实的企图。
显而易见，你能够进行自由的选择。但是，你怎么能确定这一点呢？你的遗传基因不仅仅决定你的性别、种族、身体特征，而且也影响你的人格。例如，使同性别的双胞胎（因此具有同样的基因“指纹”）在出生后就分开，并在不同的环境下成长，对其所作的研究得出了有争议的（虽然复杂的）结果。数年后，尽管他们在出生后的经历方面有很大的差异，但是，有的双胞胎表现出了惊人的相似：同样的举止和幽默感，相同的子女人数，相似的职业和爱好——所有这一切都显示了基因因素的影响。
我们知道，环境在塑造人们的性格和人格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儿童的确就像海绵一样，他们吸取他们周围所有的信息和影响，并把这些因素融入到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之中。我们的态度、价值观、信仰、兴趣以及与他人联系的方式——所有这些和其他的特质都要受家庭、朋友和文化的影响。这是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为他人着想、承诺和守信等正确的价值观就会代代相传，而种族主义和暴力等消极的行为，也是通过这个过程而得以长期存在的。
如果我们的基因遗传和环境条件在塑造我们自己的人格方面具有如此大的力量，我们又何以有可能认为我们能进行自由的选择呢？尽管在我们早期的发展过程中要受到环境和遗传的影响，但是我们的大脑和我们的思考在不断地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