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角度看，未来是完全可以被视为非历史的，我们也要明确一点，原则上未来就是不知道或说未发生的，这意味着，一切习惯、防御和应会的机制全都是可疑的和两可的，因为它们都是建立在过去经验的基础之上。只有灵活创造的人能真正地驾驭未来，只有这种人才能满怀信心、毫无畏惧地面对新奇的事物。我坚信，我们现在称之为心理学的许多东西，都不过是一种谋略研究，目的是回避新奇事物中能引起的焦虑，办法是使人相信未来仍然像过去一样。可以肯定地说，心理学现行的发展缺乏应有的高度，而我会探查产生这些阴暗面的根源和摆脱这些阴暗面的方法。我们不仅必须了解心理学的现状，还必须了解它的天职和可能的发展趋势，但愿心理学能摆脱它对人性的可笑而悲观、狭隘而目光短浅的偏见。
人类生存的社会信仰根基
人性是全部人类关系和人类文化的基础，然而，人类对人性了解得太少，以致五六十年代的人性理论大多是不正确的。对这些关于人性的理论，不管正确与否，一直都是各种神学、政治和经济哲学，以及人类据此生存的社会信仰的根基。
我确信，过去曾尝试过的各种价值体系，包括极权政治、战争、宗教、民族主义、各种经济体系、某些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哲学、工艺学和工程学等，它们的失败，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建立在错误的人性上，且有些理念很荒唐，现在有相当一批心理学家正在这种错误理念的指导下工作着。这些偏见和假定由于是暗含的和无意识的，因此它们也就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不受实验的限制，维护和巩固自己。
在这里，我希望讨论这些心理学家的这样一些主要的错误，即：他们对人类所能达到的高度持悲观、消极、狭隘的概念，对人类的生活的抱负估计不充分，将人类的心理境界定得太低。从目前心理学的现状来看，这门学科作为一个整体，在偏窄的概念和词汇的指引下，正以有限的手段过分地追求狭隘或琐碎的目标。
心理学中有这样一个误区，即心理学所揭示人类的消极阴暗一面要比揭示积极方面要多得多，也就是揭示丑恶的多，揭示真善的少。心理学似乎自愿放弃其合法管辖区域的一半，而仅局限于另一半——黑暗、平庸的一半。这种态度绝不应是主流的、表面的，相反，它深入了整个文化，是主流的、本质的。在心理学中坚持汉密尔顿主义（而不是杰弗逊主义），似乎同在经济学、政治学，以及教育中一样容易。
可以肯定地说，心理学现行的发展缺乏应有的高度，而我会探查产生这些阴暗面的根源和摆脱这些阴暗面的方法。我们不仅必须了解心理学的现状，还必须了解它的天职和可能的发展趋势，但愿心理学能摆脱它对人性的可笑而悲观、狭隘而目光短浅的偏见。我们必须把科学的本质了解得透彻与深刻，努力研究出它在人性和人的需要中的起源，还要充分了解它具有的两面性，一方面产生安全和秩序，一方面破坏安全和秩序。
造成心理闭锁的根源
我认为用一些特定的理论去解释心理学的压抑和闭锁问题是徒劳无功的，要知道这不是一个表面的瑕疵，而显然是全身的疾病。尽管还有一些次要的决定因素，但这种疾病从根本上体现了整个文化以及这个文化所特有的精神。
心理学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它的世界观与正宗教、经济学或社会结构的观念一样。例如，这种心理学太实用主义和机能主义，过于着重实利和成功的结果，以致很少对获取这些成果所使用的手段加以批评。它过分注重技术和技术的种种长处而忽视了基本的人道主义原则、目的以及价值，结果整个理论陷入了非道德与混乱。它对行为进行强调，而对主观生活则不与理睬，它不属于杰弗逊主义和民主主义，而属于汉密尔顿主义，它过于达尔文和清教徒化，过于焦虑、认真、冷酷；很少注意感官享受、肉俗欲、异教徒的快乐、嬉戏、悠闲，并远离鉴赏家的生活观。它常处于紧张状态，而且在审美与感情方面都很空洞。
过去由于历史上的偶然，形成关心意动和情感的，是精神病学而不是实验心理学。这样，动力心理学就注定成了消极的派生物。我们关于人格和动机的绝大部分知识来自对神经病人以及其他病人的研究。
心理学失去平衡的原因也有一部分是心理学家的性格结构所致，最初，这创造了心理学，后来，心理学家又维持了它。要充分理解这个历史的发展，我们就应仔细研究知识社会学和知识心理学，研究有创造性的发现者和他的模仿者之间本质上无法避免的对立，例如弗洛伊德与他的追随者。我们还要研究发现者与这个发现的组织者以及有关的行政官员之间，前方战士与后方把炮擦得发亮、蹲在屋子里的炮兵部队之间同样无法避免的冲突。
我们必须把科学的本质了解得透彻与深刻，努力研究出它在人性和人的需要中的起源，还要充分了解它具有的两面性，一方面产生安全和秩序，一方面破坏安全和秩序。
换言之，我认为造成心理学闭锁的根源与其说是在心理学中，不如说是在历史、文化、政治、经过、宗教的综合影响之中。我认为，用于指导实验和临床心理学的许多领域中的方法、概念和预期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正是自我限制的方法。换句话说，这些方法将情境安排得使人不可能在最充分的高度上或在最理想的境界上表现自己。
解除自我限制的手段
心理学的压抑性受一些因素的控制而不能自行纠正，而这些因素如压抑、选择性知觉、各种防御途径又呈停滞状态。因此，在这里，我只想讨论以下几个因素。
语义性的方法被普通使用，它使用起来方便直接，只需把科学用一些已知和过去的东西来限制既可。于是，每一个激进的新问题、每一个新方法都被攻击为不科学的。新鞋子穿起来没有旧鞋子舒服；人们往往用增添设施、而不是用重新修建的手段改进自己的家，同样，大多数科学家也更喜欢舒适、安全以及熟悉的事物。他们认为在一个令自己舒服且自己熟悉的技术概念的环境里工作起来会更加得心应手，然而错误就在此产生。
K·勒温在一篇文章中已经指出了造成这个错误的一个原因。该文指明，由于将现状与理想混为一谈这个古老的亚里士多德的错误，我们现在研究的是现状而非在理想条件下应该是怎样或者可能是怎样，例如智商、体重、估计寿命以及幼儿成熟的标准等。我们对想知道自己寿命有多长的期望到底有多高？如果想知道的话，我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计算出人们标准的寿命。
的确，在事实上，我们从最初作为标准的小组中取得了理想表的平均值，而这个小组中的所有成员也许在某种非统计学的意义上说本身却是不正常的。75%的幼儿在5岁前就夭折，这在过去一直是正常的。在某些群体中，患梅毒病也是正常的。所谓人性，似乎通常就是现状的这种平均水平以及对于这种水平的承认。
我们要想理解只有坚信这个信念才有可能实现这个信念的涵义，最好途径就是借助默顿关于自我实现的预言概念。默顿指出，有时情况和现象显得过于杂乱无章，因而旁观者的观点就变成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决定因素。例如，假如人们相当强烈地认为黑人根本就是游手好闲、漫不经心、懒惰成性、不可教育的等等，那么，这个强烈的观念本身就变成了一个决定因素，并且往往导致这个观点的预言的实现。
假定黑人不该接受教育，而且这种观点牢不可破，那么，为黑人建校就是无需的举动了，如果没有让他们上学的学校，那他们就得不到教育，他们就会表现出由于缺乏教育、愚蠢和迷信等所生的全部恶果。而迷信、愚蠢和平均智商水平低反过来又被当作黑人不可教育的证据。害怕战争的现象也是如此。对战争的恐惧本身往往导致战争的爆发，其途径我们现在都已经熟悉。
我们对于另一个例子则比较熟悉，那就是贵族政治综合症：羊群与牧羊犬；认为人类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举止彬彬有礼，有自治和独立判断的能力，而大部分人都是愚蠢并且易受影响的，他们只配接受领导、接受照顾。可实际上，在人们受他人领导并依照行事时，人们往往失去了他们身上最宝贵的东西——自主性。换句话说，这种信念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W·克勒曾对行为主义的实验方法作过郑重的批评，而且还就通过顿悟来学习认识动物与通过永远靠试验和错误来认识动物作过一番争论。克勒指责说，即使在最好的条件下，迷宫也绝不可能实现顿悟。他指出，在那种情况下，甚至一个天才的人也只能用同白鼠一样的方法来学习，即通过试验和错误来学习。这就是说，克勒声称这个迷宫为动物显示其能力的可能性设立了一个限度。假如一个人在一个低顶棚的房间里为人们测量身高而这个房间只有4英尺高，那么没有人身高会超过4英尺。我们每一个人都清楚这是一种方法运用的错误，事实上他测量的最高高度是顶棚高度，而不是个人的身高。
我认为，用于指导实验和临床心理学的许多领域中的方法、概念和预期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正是自我限制的方法。换句话说，这些方法将情境安排得使人不可能在最充分的高度上或在最理想的境界上表现自己。这些方法可用来也只能用来证明，一个人像实验者们事先设想的那样是个跛足人。这样的自我限制的方式只衡量出他们自身的局限。
弗洛伊德、霍布斯、叔本华、汉密尔顿创立的人性理论的依据仅仅是对人类最恶劣的研究。这种情况就如同我们研究被迫乘木筏在大洋上漂流、没有水和食物、时刻受到死亡威胁的人们，并以此作为研究人性的主要途径。以这种方法，当然我们所获得的更多的是关于绝望心理学的知识而不是普遍人性的知识，汉密尔顿是从贫穷、未受教育的人当中进行抽象、概括的，弗洛伊德则过多地从神经病患者中概括出一般。处于艰苦环境、生活困顿、无教育机会的人群成为霍布斯和其他哲学家研究的对象，因此得出的结论不适合生活的教育较好的人群。我们可以称此为低限度心理学或者残废心理学或者贫穷心理学，但绝不是普通心理学。
心理学的自我贬低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由于普遍的文化倾向，心理学家们更钦慕的往往不是心理学，而是技术先进的科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尽管从人本主义的观点来看，心理学显然是新的尖端，是最为重要的科学。
这样，就有了学其他科学的嫌疑，普遍的做法是把人当作一件无生命的物体或机器来对待处理。然后，假如第一步失败了，再把他完全归于低等动物之列；如果第二步再次失败，这才勉强地、很不舒服地将他看成是一个绝无仅有的、较其他任何生物种类都更为复杂的种类的一个成员。然而他很少被当作一个不同于任何人的个人来研究，我们尚没有奥尔波特提倡的那种表意符号心理学。
这种复杂性和独特性是绝不会在诸如机器、猫或者老鼠身上发现，而也正是这个既不是物理学家也不是生物学家，而只有心理学家才有资格来处理的主题，竟一直被固执地忽略了。
严格地说，只能衡量现状，不可能衡量潜力。而且一些现状得不到像潜力那样广阔的发展空间，测量法真的需要发展了，现在我们只能测量他现有的身高，而不会测量他将来有多高，不能测量在最好的条件下他可能表现的智慧，而只能测量目前条件下他现在的智慧。因此，除非憎爱分明一种数学方法来测量现状所趋近的理想极限（微积分意义上的极限），否则，对于现状的测量就会过于悲观。
至此，我要提出一个带感情色彩的论点，原因在于我强烈感到悲观和泄气就是由它产生。如果一个人专注于研究精神错乱者、神经病患者、精神变态者、罪犯、违法者、意志薄弱者，他对于人类的希望必然会越来越有限制，越来越现实，越来越退缩。他对人的期待会越来越少。
当初，我们梦想致力于世界和平，也曾想天伦之乐，而现在只想为可怜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作些服务，也想再多培养出一些心理学家，或者在监狱中建立更好的职业指导系统。单纯研究我们的失败和毛病几乎不会使任何门外汉或者科学感到鼓舞或振奋或产生希望和乐观的雄心。许多历史悠久的人性的“规律”也许实际上是温和的、普遍的心理病理学的现象。我确信，假如我们有系统地重复所有仅以健康人为对象而做的实验，就会发现遍及心理学的许多方面也存在这种问题。
提高心理研究境界的方案
我有一个能马上见效的方案，这个方案对许多事情的局限有着防止作用，方法也很简单，就是淘汰精神病人、精神变态者、神经病人、充分适应病态文化的人、不适应健康文化的人、不善用自己能力的人或者自己独特能力的人、基本需要由于某种原因而没有满足的人，而只选择相对完善的人类代表作为试验对象。
所以，如果我们打算研究人类心理学，就要使用那些心理健康、成熟的人以及自我实现和基本需要得到满足的人作为研究对象，因为他们比通常符合一般标准或者正常的人更能够真实地代表人类。与目前的消极心理学，——由研究病人或者普通人而产生的心理学相比，通过研究人而产生的心理学完全可以被称为积极的心理学。
经过这样严格的筛选，剩下的研究对象也就为数不多了，这也使我们陷入了困境：如何为每个小组提供足够的人选以作研究之用。我克服了这个困难，同时又基本上坚持了原则。我的方法是：在任意选择的100个普通大学生中挑选最好的一个（精神最健康的1%），其他的99%被当作不完美、不成熟或者有残缺的样品淘汰掉。这种方法遵循了传统的林奈分类法的惯例：选择充分发展的、各方面完善的、人类的所有特点在其身上都得到充分发展的人作为人类的典型抽样。
这种研究接近完美程度的方法，能够解决理想与现状之间和潜能与已实现的能力之间的矛盾。
许多历史悠久的人性的“规律”也许实际上是温和的、普遍的心理病理学的现象。我确信，假如我们有系统地重复所有仅以健康人为对象而做的实验，就会发现遍及心理学的许多方面也存在这种问题。
我认为，这种措施所产生的方法论和概念上的副产品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为它能使研究的门路拓宽，会自动放弃价值不大的研究课题。心理学家们很有可能会自动发泄更高水平的志向，并且更加无法容忍人为的方法上的局限性，低限度的技术以及作茧自缚的研究观念。
作为提高心理学研究境界的后果，至少可期待有下列类型的改变：
为我们的实验选择不同的内容和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