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的统治者为有效治理强悍的藏人，在加强军事控制的同时，也采取了“因其俗而柔其人”的政策。当时，藏人普遍信奉喇嘛教，教派中的萨迦派势力较盛并最早归顺蒙古，元朝统治者遂大力倡导尊崇萨迦教王。忽必烈即位后，加封萨迦法王八思巴为“帝师”，又设总制院以“管领释教侩徒及吐番之境”，而命八思巴领院事。后改总制院为宣政院，为一品衙门，总管全国佛教事务，由帝师总领宣政院事，吐番的各级官员由宣政院或帝师推荐，一般任用藏人。藏人因自己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受到尊重，又可以参与政权，遂逐渐消除对元朝统治者的敌意。
1928年7月，张学良在其父被炸死之后，继任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主持东北大政。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会见张学良，要求张承认其父与满铁总裁山本太郎商订的《满蒙新五路协定》并付诸实施。张学良婉言谢绝，称皇姑屯的炸弹已将其父专车里的所有文件毁灭，一切都已无根据，对方无言以对。
以柔克刚，有时又表现为暗中策划、准备，以麻痹对方。三国时，吕蒙得知关羽进攻魏地樊城，想乘机夺回荆州，便假称病重，返回建业，推荐当时还不出名的陆逊为右都督，代他镇守陆口。陆逊为进一步麻痹关羽，便施用假和好、真备战的策略。他上任后，立即修书给关羽，夸耀关羽德高望重，可与晋文公、韩信齐名；而将自己说成是个无能的书生，并千方百计地将关羽的注意力引向曹操一方。与此同时，东吴又暗中和曹操拉拢关系。正当关羽无视东吴而集中力量攻打樊城时，吕蒙把战船装扮成商船，悄悄地沿江而上，以突袭的方式夺取了荆州。
明嘉靖年间，严嵩掌理国政，以子严世蕃为爪牙操纵国事。父子俩飞扬跋扈，骄横无礼，打击异己，结党营私，大学士徐阶急欲除之，但自觉力量单薄，而且时机未到，于是便假意和严嵩父子亲近，以麻痹他们。不久，都御史邹应龙上书弹劾严嵩父子，引起轩然大波，严嵩因此而辞职。然而徐阶认为时机仍未到，便主动去安慰严嵩，严嵩非常感动。直至御史林润上书弹劾严世蕃，皇上大怒，要拘禁严世蕃时，徐阶认为时机已到，于是便上奏严世蕃外通倭寇，阴谋作乱。皇上见奏，下令将严世蕃处死、严嵩革职，并没收家产。严嵩被革职后，不久便病死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决意发动太平洋战争，为了麻痹对方，日本政府主动和美国进行频繁的外交谈判，千方百计让美方相信日本是诚心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两国之间的争端。谈判进行了半年之久，直到1941年11月初，日本政府还派遣一位娶了美国太太，名叫来棲的人到华盛顿协助日本驻美大使野村进行谈判。结果，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日本舰队便偷袭了珍珠港，造成美军的重大损失。
六简募良才，以备不虞
【原文】
武侯问曰：“愿闻治兵、料人、固国之道。”
起对曰：“古之明王，必谨君臣之礼，饰上下之仪，安集吏民，顺俗而教，简募良才，以备不虞。昔齐桓募士五万，以霸诸侯，晋文召为前行四万，以获其志。秦缪置陷阵三万，以服邻国。故强国之君，必料其民。民有胆勇气力者，聚为一卒。乐以进战效力，以显其忠勇者，聚为一卒。能踰高超远、轻足善走者，聚为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见功于上者，聚为一卒。弃城去守、欲除其丑者，聚为一卒。此五者，军之练锐也。有此三千人，内出可以决围，外入可以屠城矣。”
【注释】
武侯：魏文侯之子，姓姬，名击。文侯死，其子击继位，公元前397年~前381年在位。
料人：即料民，指登记户籍、调查人口。
齐桓：齐桓公，齐国的国君，为春秋五霸的第一位霸主，姓姜，名小白，公元前685年~643年在位。
晋文：晋文公，晋国的君主，春秋五霸之一。姓姬名重耳，公元前636年~前628年在位。
秦缪：缪通穆，即秦穆公，春秋时秦国的国君，姓嬴，名任好，公元前659年~前621年，使秦成为西方的强国。
卒，古代军队编制的单位。周制百人为卒。在此泛指部队。
【译文】
武侯对吴起说：“请您谈谈治理军队、统计人口，以及巩固国家的方法。”吴起说：“古代贤明的君主，总是谨守君臣之礼，讲究上下等级的法度，并安抚聚集百官和民众。同时按习俗进行教育，精选有才能的人，以防不测。从前齐桓公招募5万壮士，赖以称霸诸侯。晋文公招集4万勇士作为前锋，因而实现了自己的志愿。秦穆公征集3万勇士作为冲锋陷阵的部队，借以制服邻国。所以欲谋求富国强兵的君王，一定要能正确地认识其民众，将群众中有胆识而强健的人，集中编为一队；把乐于进攻效命、显示忠勇的人，集中编为一队；把能攀高跳远、敏捷善跑的人，集中编为一队；把因罪罢官，想重建功勋的人，集中编为一队；把曾经弃城逃跑，想洗刷耻辱的人，集中编为一队。这5种编队，就是军中拣选的精锐部队。有了这3000精锐的部队，从内部出击能够突破敌人的包围，从外部进攻则可以摧毁敌人的城邑。”
【心得】
在这段论述中，吴起除进一步指出要富国强兵，统治者必须以礼义治理国家和军队，施行仁政，以仁信布天下，争取民心外，同时还强调：作为一个贤明的统治者，必须善于识别人才、选拔人才和重用人才，要以人为本。
国家的“废兴之道”，并不在于“兵强地广，人殷国富”，关键在于“简募良才”、“得贤之用”。在中国的历史上，凡是力行“简募良才”、“得贤之用”的统治者，都能取得成功。例如舜用禹而治洪水、汤用伊尹而放桀、周得太公而杀纣、阖闾用伍员而“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勾践得范蠡而雪恨、齐桓公得管仲而九合诸侯、刘邦得韩信而败项羽。这些事实无不证明如能“简募良才”、“得贤之用”，即可扶危救亡，兴国雪耻。
“简募良才”、“得贤之用”，其一在“得”，其二在“用”。“得”的关键在于“识辨”贤才，发现贤才的特长，唯有如此才能做到“知人”；“用”的要枢在于“量才而用”，并把握住用人之道的根本原则——信，舍此而言“善任”，未免有“空谈”之嫌。
世间贤才何其多！在人类历史上不知有多少贤才因生不逢时，终身埋没于乡野，躬耕于陇亩之间，老死于穷乡僻壤之地。只有那些遇明主而逢时的人得以充分发挥济世经邦的才能，使天下莫不知其名，慕其容，乐道其事，效法其所为。姜太公虽生于商朝，为商赤子，然而商纣王昏庸无能，不识其贤，以致太公50而为棘津小贩，70而在朝歌鼓刀徒中，80而垂钓蹯溪，几致老死而无所作为，直到90才遇文王而受重用。太公之才并不是到90才具备，而在于不为时用。传说太公为小贩之时，每次做生意都亏本，垂钓却用直钓，当时一般人都认为他无用到了极点，但文王、武王却是得姜太公之助，才完成了兴周灭纣的大业。
战国时期蔺相如本为赵国宦官缪贤的门人，后得缪贤的推荐出使秦国。蔺相如不辱使命，做到了“城入赵则璧入秦”，“城不入”则“完璧归赵”。“渑池之会”也全赖蔺相如才没有使赵王受辱于秦王。当初要是没有缪贤的举荐，蔺相如恐难“脱颖而出”。
再说韩信，当其居于淮阴乡里之时，遭无赖之徒逼迫，曾忍受“胯下之辱”，而被一般人视为“怯夫”。后得萧何举荐，刘邦拜他为大将，在东征西战的实践中才显现其“大将本色”；试想要是没有萧何的举荐，韩信或许将无闻于策。韩愈感慨“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深刻说明如果没有了“伯乐”，世间纵有“千里马”也只会埋没其能的道理。
“识辨”贤才，不仅要“识”，还需要“辨”：一则辨忠奸，一则辨所长。有才而用于“正”者则为忠，用于“邪”者则为奸。历史上一些大奸大恶之徒，其实也算得上是“有才”之人，只不过其才表现在争逐个人利益上，而置国家、人民于不顾。例如秦桧，要是他没有“才”，恐怕不但不能置岳飞于死地、引金兵于宋室，就是要想接近皇帝都是不可能的事。而宋高宗正是因为不辨忠奸，才会对秦桧言听计从，以致举南宋之地、百万之师向金北面称臣。唐玄宗也因不辨忠奸，任用李林甫、杨国忠而招致“安史之乱”，唐王朝因此在藩镇割据的影响下日渐失势。再拿楚怀王来说，起初因能重用屈原而被推为诸侯盟主，后疏远屈原，宠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而“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采取了一连串错误的外交政策，不但使楚国实力在与秦的较量中被削弱，就连自己也客死于秦国。由此可见，辨忠奸在用人时有多么重要！除此，辨贤才之所长也是极重要的。因为能识世间贤才的特长，才会在任用时扬长避短。刘邦算是善识英雄的人了，张良擅长兵法，刘邦就言听计从；韩信善长作战，刘邦就拜为大将；萧何是后援能手，刘邦也任用不疑；郦食其长于辩，刘邦派他为代表游说于齐，不费一兵一卒就使齐国臣服了。
“得贤”不但要有眼光，还要有恰当的方法。换言之，欲“得贤”既要有求贤若渴的精神，又要有礼贤下士的态度。周文王正是凭着求贤若渴的精神才得姜太公为辅佐；刘备“三顾茅庐”，才请得诸葛亮为军师。
“得贤”固然重要，但对国家兴废来说，根本之道还在于“用贤”。有贤而不用犹如衣锦夜行，无法显出贤的作用。项羽手下有谋臣范增，虽然项羽尊之为亚父，但在关键时刻却没有采纳他的谋略。当项羽与秦王朝大将章邯在巨鹿大战40余日之后，旋率40万大军去攻秦都城咸阳，但刘邦已先行入关，项羽一怒之下，决定与刘邦决战，以取得号令天下的地位，此时范增也极力怂恿项羽攻打刘邦，直到项羽听信项伯之言决定善待刘邦的时候，范增仍派刀斧手四面埋伏，要在鸿门宴上置刘邦于死地。然而项羽并没有依范增的谋略处置刘邦，反而让刘邦逃走了。范增的本事并不亚于张良，但项羽不知道重用他，结果被刘邦所击败。宋、金对抗时期，岳飞原可打败金兵收复失地。然宋高宗只图偏安江南，不思复国，任用奸臣秦桧，使岳飞屈死风波亭。而南宋的辛弃疾，也有领兵北伐的本事，但宋王朝仅用他来镇压农民起义，使得整个南宋王朝一直处于屈膝求和的被动地位。
中国人向来以地大物博、人杰众多为傲，然而在清朝末年，由于任用奸人而致政治腐败、军备松驰，让外国列强用枪炮打破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之后，清政府仍不用林则徐等一批主张抵御外侮的大臣，而重奕善等坚持“求和”的卖国贼，结果下场如何呢？中国的领土任由列强军队践踏，人民任由列强屠杀。
吴起这种以人为本、养贤纳士、唯才是举的谋略，在当今社会也极为重要。在商战中以人为本，就是把加强对员工的培育训练作为振兴公司的根本措施。在企业的发展规划中，人是最重要的因素，人才能力的高低优劣对于公司的生存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尽可能有系统地对员工进行培育训练，已成为完善经营公司的关键所在。
美国麦当劳的连锁商店遍及全世界。麦当劳的成功秘诀是QSC三个英文字母，即品质、服务和清洁。麦当劳公司为了使一切产品与经营模式都能合乎标准，特别开办一所“汉堡大学”，要求每一个持有麦当劳公司牌照的业者和餐厅经理，都要到伊利诺州的“汉堡大学”，参加为期10天的培训。修读完课程的人，可以获得汉堡学士的名衔。虽然这所“大学”的授课时间很短，但进修的内容却相当多，所学的东西包括如何擦洗炉架、填写帐本等。有些学员因课业繁重，还得在半夜复习功课。
在这段论述中，吴起还特别指出“强国之君，必料其民”，即在使用人才时，还必须善于发现各人的长处，进而“用其所长”，使之“各尽其能”。
的确，就当代商业活动而言，只有招纳和依靠人才才能使公司在竞争中赢得优势。公司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即是人才的竞争。人才是发展公司的要件，所以如果拥有众多人才，相当于取得在竞争中获胜的法宝。
百事公司创业数十年，事业不断发展，生意越做越大，可谓百事亨通，财源滚滚。一些人纷纷登门求教，询问百事公司在激烈竞争中站稳脚跟、大显身手的秘诀。百事公司总经理卡洛威向慕名而来的求教者伸出三根指头。众人不解其意，卡洛威便解释说，百事公司是靠3P起家的。这3P即英文“people，people，people”（人，人，人）。卡洛威说，除此之外，没有比它更重要的东西了。
日本索尼公司总裁盛田昭夫在《日本造》一书中指出：“日本公司的成功之道并无任何秘诀和不可与外人言传的公式。不是理论，不是计划，也不是政府政策，而是人，只有人才能使公司获得成功。”
七贤者居上，不肖者处下
【原文】
武侯问曰：“愿闻陈必定、守必固、战必胜之道。”
起对曰：“立见且可，岂直闻乎！君能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处下，则陈已定矣。民安其田宅，亲其有司，则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邻国，则战已胜矣。”
【译文】
武侯说：“我想知道如何才能使阵势必定安稳、防守必定牢固，作战必定取胜的方法。”
吴起说：“马上就可以让您看到，岂只知道而已！如果您能对贤才加以重用，对没有才德的人不予重视，那么阵势就已经稳定了。能使民众安居乐业，亲近官吏，那么防守就已经牢固了。能使百姓都拥护自己的国君而不满敌国，那么战争就已经胜利了。”
【心得】
在这段论述中，针对魏武侯所提出如何使“陈必定、守必固、战必胜”的重大谋略问题，吴起简要地指出，作为统治者必须做到三点，即使“贤者居上、不肖居下”、“民安其宅，亲其有司”、“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邻国”，而其中最重要的乃是第一点。
韩愈在《马说》中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本来“千里马”与“伯乐”的关系是先有千里马，然后才会有识别千里马的伯乐。但韩愈有感于世间真正能识贤辨才的人实在太少，从而导致许多人才埋没乡野、终其生而无用武之地，所以发出这番慨叹。
“使贤者居上”之关键在于辨识贤才的能力，若就其能力而任用得体必可发挥人才的所长，进而使之成就一番大事业，因此作为国家领袖或权力机关，更应当具备考察贤才的能力。贤才分偏才与通才两类。偏才，是指就某一方面而言可称之为贤者；通才，是指各方面的能力都很强。偏才可作为辅佐者，而通才可委之以重任。
比如战国时的赵括，就擅长从理论上论证战略的得失，若作为将帅的参谋，不失为股肱。在其父赵奢为将领时，赵括的特长便得到了充分发挥。赵奢在率军作战之前时常与赵括讨论作战策略，而赵括的许多建议在实践中也确实发挥了极佳的成效。正因赵括乃为偏才，所以赵奢在临死时嘱咐赵括只可作参谋而不能独立担当重任。但赵王并未采行赵奢的建言，反而直接任用赵括作为统帅，率兵与秦军作战，结果招致“长平之战”的惨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