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广州海路北上要经过香港，港督卜力与孙中山对孙李合作，实现两广独立仍未完全放弃。卜力起初甚至想将李强行扣留，由于英国政府的坚决反对作罢。港英当局通知孙中山，由于几年前应中国政府要求对他的驱逐令尚未期满，所以不准他上岸，但如果李鸿章同意两广独立，即允其上岸与李会谈。在船上，孙中山仍是两手准备，一面等待卜力与李鸿章的会谈结果，一面筹划惠州起义。
卜力与李鸿章见面后，再三劝说他此次朝廷的任命是由极端保守、首先提出进攻使馆的端王载漪签署的，暗含此令有顽固派官员诱李北上而加害之意。卜力一再强调他对广东、香港稳定的重要性，力劝他不要轻易离粤北上，但李鸿章婉言拒绝。
李鸿章此时更为关注的并非粤、港，而是国家未来面对的局面。他甚至试探性地问以后英国希望谁当皇帝。卜力回答说，如果英国使馆安全，英国主要关心的是恢复秩序、贸易和商业；如果光绪皇帝与以他之名所发诏书所做之事并无关系，英国将不反对光绪皇帝继续统治。
此时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已被杀，李鸿章对卜力说，如果只有德国公使被杀，列强就无权决定由谁来当皇帝；但是，如果所有公使都被杀害，情况就不一样，列强这才可合法干预，决定谁当皇帝。
同时他进一步问道，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列强将选择谁，并推测说列强可能会选一个汉族人当皇帝。卜力答道，列强“大概会征询他们所能找到的中国最强有力的人的意见，看怎样做最好”。李鸿章紧接着说不管太后有什么过错，她“无疑是中国最有能力的统治者”。
李鸿章在各派势力的争夺中，最终还是选择了大清。大英帝国希望李鸿章当皇帝的愿望落空了。
从1900年1月中旬李鸿章东山再起任两广总督，到九月中旬重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八个月间，大清政坛风云剧变，各派势力相互争夺，而李鸿章作为关键的人物，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他的一行一动，不仅关系到他自己的命运，更直接关系到大清国今后的兴衰。
孙中山为反清革命一再策反他，港督卜力想稳定粤、港局面竭力挽留他，慈禧要与列强和谈自保最终不能不完全依靠他。李鸿章成为晚清政坛最重要的一颗砝码，他的走向，决定整个晚清政坛的走向，他在受千夫所指的同时，又成为所有人的希望。
有能力、有实力的李鸿章，似乎跟各派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又好像自成一派。在整个晚清的政坛上，他不保守、不激进，他就如同定海神针，让整个晚清不温不火地前进，也让自己稳固不倒。
5.朝中有人好做官，背靠大树好乘凉
李鸿章的优势是想干事、能干事，但他的做法总是在朝廷中大多数人的想法之前。所以，李鸿章不论做什么事，都会遭到朝廷中顽固派的反对。李鸿章既想做事，又要应付朝廷中的种种责难，这样就会两线作战，疲于应付，所以李鸿章需要一个有实力的人物的支持。
最合适的人选是奕。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廷惨败于英法侵略军，北方外国侵略者攻克京师，咸丰帝仓皇出逃热河。
咸丰帝在临逃之际，命恭亲王奕留下负责与英法侵略军议和，这实际是清“朝廷”第一次与侵华的洋人直接打交道。与侵略者直接打交道，使奕认识到清政府面对的新的侵略者，与传统异族的“入侵”完全不同，他们并非要推翻清朝的统治，自立为新的皇帝，而是“志在通商”，并感觉到：“如果待以优礼，似觉渐形驯顺。”他看到北京城被攻破后，侵略军“乃仅以增索五十万现银及续增各条为请，其为甘心愿和，不欲屡启衅端”。在满足了侵略者的这些要求之后，他们竟陆续撤军南返。对侵略者要推翻清朝以自立的担心和疑虑渐渐打消。这种对外认识的“新变化”在中央和地方显然已颇有人在，尤其是位居中央手握大权的恭亲王奕，成为这种观点的总代表。
对外国侵略者在认识上的变化直接导致清政府对外政策的巨大变化。正是在这种“新认识”的基础上，1861年初，奕与其他几名重臣联名上了《统计全局折》，此折在回顾了清代“夷祸”之患及《北京条约》签订过程后说，“自换约之后，该夷退回天津，纷纷南驶，而所请尚以条约为据”，并不想要大清的土地和人民。
英法需要的是通商，而通过跟洋人的接触，奕也认识到中西方的差距，为了实现平太平天国、剿捻以及抵御列强的目的，必须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以自强。
奕的这种想法需要有人呼应，有人实施，李鸿章无疑就成了奕最佳的人选。1864年，李鸿章打败了太平军，保住了上海；在恭亲王奕的坚持下，李鸿章被清廷封为一等伯爵、肃毅侯、戴双眼花翎，并接任了江苏巡抚，此时他才四十二岁。
1864年春，李鸿章在给恭亲王奕的一封信中指出：“日本以区区小国，尚知及时改辙，我中国深唯穷极而通之故，亦可以皇然变计。”还提出变易兵制，裁汰绿营和水师，仿效西方建立近代海陆军的主张。同时李鸿章依据“穷则变，变则通”的原理，抨击因循守旧势力，论证了“皇然变计”的必要性。
李鸿章在“讲求洋器”方面的成效深得奕赞赏，在奕给皇上的奏折中，他对李的“雇觅英、法洋弁教练兵勇”“不惜重资，购求洋匠，设局派人学制”，夸赞不已，认为“得此利器，足以摧坚破垒，所向克捷。大江以南逐次廓清，功效之速，无有过于事也”。因此，他对“洋器”也饶有趣味，“臣等闻其制造此器业有成效，随即专函往询”。李鸿章的这封长信就是对恭亲王“专函往询”的回复。
如果说李鸿章是晚清自强运动的开拓者；那么，恭亲王奕就是积极的、有力的推动者。自从担任江苏巡抚二十余年来，李鸿章与恭亲王奕，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两人惺惺相惜、互相敬重，为中国的自强各尽所能、各司其职；往往是李鸿章在下层，恭亲王奕在上层，相互密切配合，有力地推动了自强运动的不断广泛地向纵深发展。
两个人不仅在洋务上首尾呼应，在政治上，也结成了同盟关系。
1870年，又是恭亲王奕力主，李鸿章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一大清国最重要的职务，这一年他不过四十八岁，就达到了他人生事业的顶峰。然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在底层有恩师曾国藩的培养、推荐；在高层有恭亲王奕的赏识、提拔。
李鸿章就任这一职务之后，淮系集团的势力、权力更是极度膨胀，以至于时人评论说：李鸿章“坐镇北洋，遥执朝政。凡内政外交、枢府常倚为主，在汉臣中权势最巨”。
在恭亲王奕的卵翼之下，淮系集团的壮大发展，是湘系集团远远不能比拟的。除了李鸿章端坐大清国首辅之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外，其长兄李瀚章官至湖广总督，曾积极协助他筹建海防；部下张树声曾为两广总督，并在李鸿章丁忧期间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刘铭传为第一任台湾巡抚；刘秉璋官至四川总督；潘鼎新为云南、广西巡抚，他们共同的特点是都是淮籍人。
正是凭借恭亲王奕的信任和倚重，李鸿章还以北洋大臣的身份直接管理、参与大清国的外交，与总理衙门分庭抗礼，形成两个外交部门，致使大清国政坛出现一个很奇怪的局面：中国驻外公使的公文不仅既送总理衙门，而且同时也送给李鸿章，甚至李鸿章可以不经咨照总理衙门，就直接向驻外公使发出指示。这些都表明：李鸿章在大清国的政治影响力、朝廷对他的依赖和宠信程度等，在当时满汉群臣中，无出其右者。
后来，奕与权势欲极强的慈禧产生矛盾。先是慈禧经过精心筹划，突然下诏“恭亲王着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虽然经过一番周折之后，决定奕“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但免去其“议政王”。后来，奕又因为反对重修圆明园得罪慈禧，受到严惩，从此失势。
奕的失势让李鸿章始料不及，这犹如给了他当头一闷棍。以至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如此表达自己的心情：“内外局势屡变，皆出人意料。”这明显表示出李鸿章对于奕失势的惶惑。
奕的倒台，是李鸿章的巨大损失，但此时的李鸿章已经在奕的卵翼下根深蒂固了。
相对于需要程度而言，奕更需要李鸿章一些。因为奕的处境要比李鸿章更为艰难，李鸿章的投怀送抱，自然让奕满心欢喜，但李鸿章在与奕的相互支持当中，巧妙地避开了奕与慈禧在宫廷权力上的争斗。两个人的合作，主要是在洋务方面。
由于有了奕这个强援，李鸿章每每在洋务运动推进艰难的时候，就躲在幕后，这样就可以少受很多攻击，既有利于推进洋务，也有利于政坛自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