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让自己成为一个无可替代的角色
李鸿章与曾国藩的师徒关系,以及他们的功业都为世人所称道。曾国藩并非只有李鸿章一个学生,却唯独李鸿章一直为曾国藩所倚重,并且在曾国藩不遗余力的支持下,最终取得了不朽功业。
要想为人倚重,需要三个因素:能力、能干事,最重要的还要共进退。在清末那个乱世当中,师徒想要自保,必须同进退,共担当。
对于李鸿章的能力,曾国藩早就有所认识。早在京城李鸿章跟随曾国藩学习的时候,曾国藩就对李鸿章的哥哥说过:“其才可大用。”
李鸿章有才,曾国藩又是一个惜才、爱才之人,所以,李鸿章也总让曾国藩念念不忘。
曾国藩奉命回乡组织民团抗击太平军,曾国藩和李鸿章一别数年。曾国藩始筹团练并不顺利,所以更记挂这位爱徒。李鸿章随吕贤基刚到安徽,曾氏就致信其兄李瀚章,询问李鸿章的情况。不久,曾国藩几次致函吕贤基以及安徽巡抚江忠源,推荐李鸿章的才干,并让他们多多关照李鸿章。
太平军再克庐州,李鸿章无处容身,于是携家眷辗转流离,南下江西南昌,投奔为湘军办理粮草的胞兄李瀚章。庐州失守的当天,李鸿章给恩师曾国藩写了一封信,对自己办团练六年、一无所成而深感惭愧,也表达了自己投奔湘军的意愿。
曾国藩立即“奉上菲资三百金”,给李氏兄弟作为安家之资,同时回了一信,让李鸿章速来建昌湘军大营。于是,李鸿章在南昌稍稍安置后,便去了曾国藩处,当了曾国藩的幕僚。
李鸿章在湘军大营里的身份是曾国藩的机要秘书。他在曾国藩幕府中居于重要地位,主管整个幕府乃至湘军的神经中枢,曾国藩对上级的报告、下级的指令、前后左右的联络协商、内部关系的调整等都通过这个机构运转处理。
曾国藩上呈清帝的奏折不仅数量惊人,而且全都关系到国家军政要务的核心内容。因为曾国藩对李鸿章的文采极为赏识,因而李鸿章在曾府的主要工作就是帮助曾国藩起草奏折等公私文书,曾轰动一时的《参翁同书片》就是出自这段时间。
李鸿章反对曾国藩移师祁门,并反对曾国藩弹劾李元度,两人在这个问题上发生激烈冲突,这让曾国藩的心情坏到了极点。曾国藩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日内因徽州之败,深恶次青,而又见同人多不明大义,不达事理,抑郁不平,遂不能做一事。”在曾氏原先的手稿中,在“而”与“又见”之间,圈掉了“少荃”二字,可见其原文是写“少荃不明大义,不达事理”的,这段冲突的后果就是李鸿章负气离开湘军大营。
李鸿章离去后局势的发展,让曾国藩更加见识到李鸿章的价值。首先,形势的发展证实了李鸿章的战略预见是对的。太平军李世贤部攻占景德镇,祁门再度被围困,情急之下,曾国藩分别给二子立下遗嘱,预备在祁门坐以待毙。其次,李鸿章的离去,让曾国藩不得不亲自处理那堆积如山的文牍,让曾国藩苦不堪言。
曾国藩于是想到让李鸿章回来,这时胡林翼写信给曾国藩:“李某终有以自见,不若引之前进,犹足以张吾军。”意思是说,李鸿章这个人,迟早有一天会一飞冲天,不管有多少人也挡不住他飞黄腾达的脚步。既然如此,这个人情与其让别人做,不如咱们自己来做。他早晚会飞黄腾达,我们帮助了他,好歹还落得个人情。可如果我们不肯帮他,等他发达之后,可能会怨恨我们,你说这是何苦?
李鸿章也并非真的要与曾国藩彻底决裂,当曾国藩把祁门大营移到长江边的东流,并向李鸿章函告这一决定时,得到的反应是热烈的,李鸿章数次来函献计献策。
曾国藩趁热打铁,又给李鸿章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
阁下久不来营,颇不可解。以公事论,业与淮扬水师各营官有堂属之名,岂能无故弃去,起灭不测?以私情论,去冬出幕时,并无不来之约。今春祁门危难,疑君有曾子避越之情,夏间东流稍安,又疑有穆生去楚之意。鄙人遍身热毒,内外交病,诸事废搁,不奏事者五十日矣。如无醴酒之嫌,则请台旆速来相助为理。
李鸿章接信后,颇为感动,于是立即收拾行装赶到东流大营。李鸿章的回归,让曾国藩如虎添翼。积压如山的公文得以清理,军事大计也有人商议了。
此后,在曾国藩的帮助之下,李鸿章顺利当上了江苏巡抚,同时在曾国藩的支持下奉命组建淮军。曾国藩之所以极力推荐李鸿章组建淮军,去解上海之围,既是对李鸿章能力的信任,也是曾国藩为自己日后布下的一枚棋子。
曾国藩之所以解救上海,主要是看中了上海的富庶,想以此来解决湘军的粮饷问题。派李鸿章去,也是出于对李鸿章的信任。但实际的效果是李鸿章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供给曾国藩的军饷远比预期的少,曾国藩不得不在信中这样讽喻李鸿章:“女富则肥及外家,叶盛则粪及本根。……则安庆乃公之外家,而庐、巢枌社实公之本根也。”
李鸿章十分体谅曾国藩的难处,收到曾信后,他决定竭尽全力满足曾国藩的要求。同治二年三月间,因曾国荃部缺粮,曾国藩要求李鸿章想办法提供八万两白银。李鸿章在淮军已经出征苏南、饷项同样紧张的情况下,仍在一个月左右凑足六万两及时送去,使曾国藩发出“枯旱得雨.众苗勃兴,感荷何极”的感谢之词。
支持李鸿章组建淮军,是因为曾国藩早就做好了裁撤湘军的准备。曾国藩在攻下天京后不到一个月,就将他统率的湘军大部分遣散,借口是湘军“暮气已深”,而真正的原因是曾国藩担心功高震主,给自己招致杀身之祸,不过曾国藩知道军队对自己在政坛上的意义,所以不可能真正地将自己的实力都遣散了,所以裁撤湘军之前,支持李鸿章组建淮军,并在人员和装备等各个方面给予支持,因为“湘淮一家”,这其实是对湘军实力的变相保留。
人要自立,是要面对社会,而不是关上门一个人孤芳自赏。要被人需要,而不单纯需要别人。所以,一个人在社会上混,一定要有“卖点”,卖点越突出,价值越大。李鸿章是一个“卖点”突出的人,正是他突出的卖点,为曾国藩所需要,让他成为曾国藩的臂膀,当然也自然让曾国藩把他列入首先要保护和提拔的名单。
李鸿章一生的功业,都离不开曾国藩的支持,而曾国藩之所以不遗余力培养和支持李鸿章,无非就是看到李鸿章“青出于蓝”的潜力,而李鸿章在为曾国藩所用的同时,也获得了最有力的支撑。
2.要想不倒,就要做坚若磐石的柱石
李鸿章死后十年,清王朝也倒塌了。这并不仅仅是偶然,李鸿章的倒下,对清王朝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慈禧是一个很难伺候的主子,她不需要英年有为,也不需要开天辟地,她只不过是想维持清王朝的存在,最大化地满足她的权力和欲望。但慈禧在政治上又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人,并且是个“宁与友邦、不与家奴”的固执老太婆,她需要的人是先奴后才。而这些,与李鸿章“裱糊匠”的定位是十分贴切的。
太平天国运动给了李鸿章一个“飞黄腾达”的历史机遇,慈禧太后丧权辱国时代又给了善于周旋的李鸿章一个“腾达”的机遇。李鸿章的洋务运动,既不动摇清廷祖制,又有利于清廷统治根基的苟延残喘:这自然符合慈禧的要求。
李鸿章最让慈禧倚重的,是出色的外交能力。李鸿章一贯主张对外和平,避战周旋,这既有别于“鹰派同僚”左宗棠,又有别于顽梗不化的“保守派”刚毅等大臣,而一贯和平的主张,自然有利于其和洋人打交道。慈禧对李鸿章外交能力的倚重,最突出的表现是庚子事变。
因为久受列强欺压,慈禧对列强是心怀痛恨的。慈禧一直想把光绪给废掉,曾经放出风声说他身体不好,法国大使馆派医生到宫里给光绪检查身体,一检查说光绪身体很好,没什么大问题。支持慈禧的官员想把光绪给废掉,这又遭到一些洋务派大臣和海外富商华侨的反对。慈禧觉得不敢得罪外国人,又想废光绪,觉得外国人很讨厌,她就想找一个力量,来制衡外国人。
恰在这时,义和团运动爆发了,以端郡王载漪、大学士徐桐、协办大学士刚毅为代表的顽固派官僚,坚持招抚义和团,进而鼓动西太后“以拳御洋”;而以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立山、联元五大臣为代表的一部分官僚则主张“剿拳和洋”。在局势紧张的情况下,慈禧太后连续召开御前会议,并最终做出了以武力阻止联军进京的决策,其中重要的一条决策便是对外宣战。
清廷对外开战的决定遭到主和派大臣的激烈反对,但主和派在斗争中失势,五位主和派大臣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立山、联元在其后联军逼近北京时先后被杀。
清廷决定“向各国宣战”后,即给北京义和团发放粳米二万石、银十万两,并命令清军与义和团一同攻打使馆区。
当义和团运动如火如荼在北京兴起的时候,此刻的李鸿章正在南方休养生息。此时的李鸿章凭着自己丰富的政治和外交经验嗅出这场运动的危险。六月初,李鸿章收到了英国人赫德从北京发来的电报,这封电报代表了驻华洋人们的集体立场,也告知了北京的真实情况:假如发生事故,或情况不迅速改善,定将引起大规模的联合干涉,大清帝国可能灭亡。
李鸿章收到电报后,立即向慈禧发电,重申了赫德的意见,特别强调假如不停止排外行动,大清帝国可能灭亡的观点。但慈禧并未理会。
形势直转而下。西方列强,加上日本,终于动手了。1900年6月17日,八国联军攻陷了中国北方的海岸门户大沽炮台,聂士成阵亡。三天之后,京城门户天津陷落,以保护使馆为名登陆的联军向通州进发,而通州距都城北京仅二十公里。到十九日,大清国固执地公布与各国进入战争状态。
保卫北京的清国将领李秉衡在杨村遭遇败绩后,退至通州(今通县)自杀殉国……李鸿章得知这一消息之后,老泪纵横,用手杖触地:“内乱如何得止?如何得止?”
八月十四日,北京城被攻破,第二天慈禧太后携光绪等向西仓皇出逃。同时不断催促李鸿章尽快北上。九月八日,在给李的“电旨”中朝廷终于承认“罪在朕躬,悔何可及”,再令李“即日进京,会议各使,迅速开议”。
李鸿章每次走到台前,都是受命于危难。随着战场惨败,慈禧求和之心越来越急切,要与洋人求和,只能依仗李鸿章,于是不断电召李鸿章北上。
为了催促李鸿章尽快北上,清廷将李鸿章由两广总督重新调任为大清国封疆大臣中的最高职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而慈禧的最后一纸任命是:“着李鸿章为全权大臣。”李鸿章才是这个帝国最后一点体面,也是这个帝国最后一道防线。
李鸿章要回北京了!北京城里的人高兴地私下相告。
自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北京城里乱得一塌糊涂。外国人抢的不过十分之三,本国人抢的却有十分之七。
所有的人都希望有人能出来结束这场混乱,而能够结束这场混乱的,在大清国,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李鸿章。
1900年,慈禧利用义和团反对洋人,义和团进入北京后,许多满人主张把仍在南方的李鸿章杀掉,以谢国人。《齐如山回忆录》中曾这样说当时的情形:“从前虽骂他,但现在已知道非他不可,所以大家都盼他来,因为慢,大家又怨恨。”“他来的那两天,北京所有的人,可以说是狂欢,尤其是旗人,自西后光绪走后,他们每月的钱粮,谁都得不到,可是旗人又专靠钱粮吃饭……听说李鸿章要来,总以为他是跟外国人有勾手的,来了一定有办法。”
所有的人开始庆幸中国有个李鸿章。
1901年9月7日,李鸿章代表大清国与十一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闻名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悲恸欲绝的李鸿章在签字回来后,再一次大口大口地吐血——“紫黑色,有大块”,“痰咳不支,饮食不进”。医生诊断为:胃血管破裂。
1901年11月7日,已经穿上寿衣卧于病榻上的李鸿章忽然睁大眼睛,嘴唇微微颤抖,两行清泪缓缓滚出。匆忙赶来的老部下周馥痛哭道:“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经手未了事,我辈可以办了,请放心去吧!”李鸿章“忽目张口动,欲语泪流”。周馥“以手抹其目,且抹且呼”,其目遂瞑,须臾气绝。
李鸿章病危的时候,慈禧正结束她流浪的日子,在由西安回京的途中。传来李鸿章病重的消息,慈禧的眼泪当场就流了下来。慈禧感叹说:“大局未定,倘有不测,再也没有人分担了。”几天之后,李鸿章去世的噩耗传来之时,慈禧和光绪泣不成声,随行人员“无不拥顾错愕,骤失倚恃者”。
作为一个王朝的柱石,这是多么重要的地位?
既然如此重要,这个王朝自然不会轻易放弃他。
李鸿章,千疮百孔的清王朝最后的一点体面,疲弱无力的清政府的最后一张王牌,去了,他为之操劳了一生的清政府在他死后十年也寿终正寝了。
3.把握好度,才能在外交中赢得尊重
史学家唐德刚说:“李鸿章内悦昏君,外御列强,是自有近代外交以来,中国最出色的“两个半”外交家的其中一个(另一个是周恩来,顾维钧算半个)”。
没有斗争就没有合作,合作从来都是在斗争中进行的。当然,斗争的目的还是为了合作。合作与斗争,要把握好一个度,尤其是对于外交。
李鸿章在外交上是一个非常懂得通过斗争赢得尊重,并且取得合作的人。
到上海后,从未跟洋人打过交道的李鸿章就必须立即面对洋人。为此,他屡次写信给曾国藩,认为上海的官绅“媚夷”,“失之过弱”;而一些反对者则“失之过刚”,表示他的原则是“调济于刚柔之间”。他进一步认为,“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虑在西人。堂堂华夏,积弱至此,岂一人一时所致!”“我能自强,则彼族不敢妄生觊觎,否则后患不可思议也。”这种看法,在当时是先进的。对洋人,他想在刚柔之间、笼络与控制之间搞平衡。
长久妄自尊大、与世隔绝的大清国没有“外交”的概念,所有的外事统统归于“洋务”,所以洋务运动的首领李鸿章不可避免地成为大清国当然的“外交家”。从当上直隶总督起,他越来越多地参与全国外交决策,处理各种复杂外交问题。
李鸿章的外交生涯让西方人知道了大清国有一个“相貌堂堂”且“矜持、自信和傲慢”的李中堂。能在与外国人的谈判桌上据理力争,甚至让外国人屡次碰壁的李鸿章,同样为洋人所倚重,因为在洋人眼里,在清政府当中,唯有李鸿章能就一些关键问题拍板,也唯有李鸿章最懂外交的规则。所以,在外交方面,不仅清政府倚重李鸿章,洋人同样也倚重李鸿章。
李鸿章刚柔并济的外交,让他形成了自己鲜明的外交特点。有两则故事很能说明李鸿章的外交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