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云南涉外事件上，如果左宗棠按照朝野上下的意思，将事情做绝，不留余地地先下手为强，果断灭了索斯诺夫斯基一行人，恐怕不仅仅会惹怒俄国，给西北增加不必要的压力，更没法筹到四百万斤“便宜货”军粮。
有些时候，我们的确应该敢爱敢恨，该出手时就出手，但在出手之前，一定要像左宗棠一样，明确你所面临的压力，分析你所面临的形势，搞清楚你所面临的状况，然后再做决定。
很多时候，你所遇到的情况可能比左宗棠遇到的“间谍事件”还要险恶，但给别人留有余地，往往就是给自己留下生机和希望。自然界里的一切都是相互依存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给别人留有余地，就是让自己多个选择，将原本严峻的、剑拔弩张的形势巧妙地转化成“温馨模式”，用智取在战略上击败对手！
就连左宗棠这样狂妄不羁的人，都懂得留有几分余地，忍着压力将计就计。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拒绝这一策略呢？
现代社会竞争激烈，无论身处什么环境、身在什么职位，都难免会与人发生冲突，此时不妨向左宗棠学学，分析形势，找出最好用最高超最有效的对策，在给对方留有几分余地的同时，巧妙地将其引入“套中”，让对方主动成为你的“盟友”。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古人总结出来的处世秘诀原本就不是虚构，在左宗棠的手中简直是“不败宝典”！
6.不断学习，面对强压才能临危不惧
俗话说“活到老，学到老”，学习是没有止境的。
大凡在压力下仍坚定前行的强者，都懂得不断学习，强化自身硬件设施，增强竞争力。作为众多强者中的佼佼者，“抗压之神”左宗棠有更多的“充电”经验可供分享。
在左宗棠生活的年代，中国思想领域中，程朱理学仍占主导地位，曾盛极一时的乾嘉考据学也余热未消，这两种热门学术思想要么过于空疏，要么烦琐至极，严重脱离实际，堪称“无实际用处学术之最”。
与此同时，一些敏锐、开明的地主阶层知识分子，不堪忍受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所带来的压力，开始抛弃无用之学，转向社会现实，掀起“经世致用”之学的热潮，如龚自珍、魏源、陶澍、林则徐、贺长龄等人。他们批评程朱理学的空疏、乾嘉考据学的烦琐，主张“以经术为治术”，将为学和致治联系起来，发展出一种更加实用的学术思想。
当时，外国列强虎视眈眈，国内社会亦暗藏危机，“心忧天下”的左宗棠深感忧虑，他迫切希望能够将所学知识用于实际，为国效力，有所作为。
正是在这一期望的主导下，左宗棠逐渐发现传统的辞章举业对日趋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毫无用处，所以，他开始寻求“实学”，注重经世致用，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广泛阅读当时所能得到的有益国民生计的“有用之书”上来，并同陶澍、贺长龄等众多经世致用学者有着密切往来。这段时间的“充电”，让左宗棠一生受益匪浅，奠定了他压不垮的巨人之身的根基！
道光二十年（1840），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这场战争以清王朝的失败而告终。左宗棠对此激愤不已，又想到中国民族大批读书人正致力“无用之学”，纵然“头悬梁，锥刺股”，寒窗苦读数十载，仍难以解救民族于危难之间，左宗棠十分忧伤。
于是，在给朋友的信中，他写道：“学问不求益身心，文如昌黎，诗如少陵，总为玩物丧志，何况以有用日月徇不可必得之科名邪？”又说，“大抵吾辈着述，必求其精审，可以自信，然后可出以示人。若徒以此为噉名之美，则其书必不能自信，不能传久，枉用功夫，殊无实际，何为也？近人着述，多简择易成而名美者为之，实学绝少！”他认为，做学问必须以有益身心、有实际用处为目标，否则，即使你诗赋文章写得宛如妙笔生花，都是“空洞无物”。这样一辈子下来，也难以在个人修养上有什么进步，无法做出什么实际成绩，更别提在压力下爆发小宇宙了！
当时的中国之所以落后，主要是因为缺乏掌握科学技术的实用人才，这是传统的八股取士教育制度造成的。
左宗棠认为中国与外国在培养人才方面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他提出，当务之急，是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兴办洋务，培养一批“聪明寄于实”的有用人才。
在他看来，中国人才本胜于外国，只是醉心道德文章，不注重艺事，才变得相形见绌，只要扭转这一社会风气，培养一批精通洋务的人才，那么外国人施予的压力必然可以轻松消除，中国自然能够摆脱列强挟制，谋求自强！
为了培养精通洋务的实用人才，左宗棠在福建创办造船厂时，特意设立了“求是堂艺局”，即船政学堂，选录一些聪明有悟性的少年子弟，教他们学习外国语言，背诵外语书籍，掌握西方算学。
同时，他还指示“华福宝”号轮船管驾贝锦泉，多多招募宁波少年，学习驾驶轮船技术，等中国自己造好了轮船，就不必再外雇了。后来，船政局制成的第一艘轮船“万年青”号下水，果然没有雇用一个外国人！此外，他还提倡多辟门径培养人才，听说广东一些乡绅聘请熟悉洋务的人教育子弟，他十分欣慰。
左宗棠还主张向外国派出“游历”人员和“游学”人员，以培养更加精通军事、技术等方面实用之学的人才。
同治六年（1867），左宗棠上书总理衙门，建议从各地通晓外国语言的商人、士族中，选拔一些人员，派往外国考察学习，继而从中选择合适人选作为外交使节。
同治十二年（1873），船政大臣沈葆桢上奏朝廷，建议派船政学生去英法两国深造，左宗棠得知以后，强烈赞同，他说：“艺局生徒赴各国游学，以扩见闻，长识解，自题中应有之义。”此外，他提出，不应该只派往英、法、美三国，凡是有长技可学的国家，都应该考虑派人前往学习。
事实证明，左宗棠的这种“充电”主张是完全可行的。光绪二年（1876），福州船政局在吴德章、罗臻禄、游学诗、汪乔年等人的共同努力下，自行设计和制造了“艺新”号兵船。这艘船造成以后，经过出海试航和检测，证明“船身坚固，机体灵敏”，让某些原本对左宗棠独立培养技术人才计划不屑一顾的中外人士惊叹不已！
左宗棠深知“充电”的重要性，他一生都致力学习与研究，不断提高自身“经世致用”之学的水平，自然也十分注重船政人才的进一步深造。
为了让船政设计人才得以“充电”，光绪二年（1876），左宗棠与沈葆桢联合上奏，请求选拔艺局优秀学生派往欧洲深造。从这时开始，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甲午战争结束为止，清朝选拔了三批学生共五十八人，分别派往法、英、德、比四国，学习造船、驾驶、化学、冶金、地质等学科，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如魏瀚、陈兆翔、郑清濂、吴德章、严复等人。这些人学成回国以后，不仅能够接替外国人遗留下来的工作，还能改进技术，设计新船。
穷经致用，是左宗棠思想的核心。早在二千多年前，孔子收徒授学，培养了大批经邦治国的有用人才，他对弟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把《诗》三百篇背得滚瓜烂熟，让他处理政务，却不会办事，让他当外交使节，不能独立与人交涉，书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所以，孔子提倡学与行相结合，这与左宗棠所提倡的“穷经致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左宗棠隐居柳庄时，致力农学，亲自下地研究生产应用，推行新的经济模式，在当地曾引起强烈轰动。出山入幕，乃至入朝为官以后，他整饬吏治，修明政事，养民务本，通商惠工，制造兵器，培养人才，样样都以“务实”为原则。
左宗棠的成功不是偶然，他之所以能够在重重压力下获得成功，就是因为他看到了学问必须有益身心、有益社会的学习本质，所以他专门拿出数十年研究地理、盐政、军事等知识，费尽心机创办船政局、织呢局，尽心尽力培养大批实用人才！
何谓经世？即致力国家，致力社会。何谓致用？即将所学知识用于实际。所谓经世致用，就是说我们不是为了读书而读书，而是为了学得知识，以求应用于实际，往小了说，是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实现自己的理想；往大了说，是为了报效国家，回报社会。
那种只懂得埋头故纸堆学习一些与实际无关痛痒的知识的人，可能会在各种考试中拿到高分，但却很难懂得为人处世的道理。把这种人置于压力之下，恐怕很快就被压垮了，又何谈功成名就？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左宗棠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也为后人敲响了警钟！
当我们醉心于拿各种证书、考各种研究生或博士生时，的确该好好考虑下这个问题！毕竟，不是所有充电都能够帮我们缓解压力，只有实用之学，才是破解压力之有效武器！
7.高风亮节，才能屹立不倒
说高尚，何为高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