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看到咸丰帝态度忽然转变，曾国藩欣喜若狂，马上上奏：“（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才孔亟之时，无论何项差使，唯求明降谕旨，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图报，有裨时局。”咸丰帝接到曾国藩等人的奏折以后，终于下定决心起用左宗棠。咸丰十年（1860）五月，咸丰帝下诏，任命左宗棠为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帮办军务。
这算是左宗棠正式入仕的开端。如果说左宗棠的“一生真知己”胡林翼的多年提携使左宗棠迎来柳暗花明，那么曾国藩的举荐就是锦上添花，助其一臂之力。
曾国藩这个人过于小心谨慎，所以他往往不敢雪中送炭，但当左宗棠投靠到曾国藩麾下以后，曾国藩却是毫无私心地竭尽全力为左宗棠创造机会，帮助左宗棠取得成功。
当时，清政府有意将左宗棠调往四川督办军务，但曾国藩出面婉言谢绝了朝廷的谕旨。因为他觉得左宗棠是独当一面的帅才，不可久居人下，而调往四川只会长久寄人篱下，实在不是长久之计。等到攻克安庆以后，曾国藩开始着手处理浙江问题，于是，他趁机将左宗棠调往浙江，使左宗棠“自立门户”，拥有了进一步大展拳脚的机会。左宗棠也的确没令曾国藩失望，不断立下战功，俩人双双踏入“封疆大吏”的行列。
在所有人的眼里，曾国藩与左宗棠几乎就是“晚清双璧”，他们各统一军，相互配合，双剑合璧，为清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两个人中龙凤，既然不是敌人，又是从合作开始交往，那么必然应该肝胆相照，惺惺相惜，称兄道弟。然而，当大局已定，太平军覆亡、金陵沦陷之际，左宗棠与曾国藩之间却发生了一件轰动天下却又令人十分生疑的大事——两人反目成仇，也就是轰动一时的“曾左交恶”事件。
天京城攻陷以后，左宗棠和曾国藩就洪秀全的继承人幼主洪天贵福的下落分别作了汇报，然而，诡异的是，两个人的汇报竟然大相径庭，于是，两个人开始交恶。
当时，曾国藩听信众将所言，认定伪幼主洪天贵福已经死在乱军之中，于是向朝廷奏报说攻克金陵，所有反军已一网打尽，并特别指出洪天贵福已积薪自焚而死。谁知一个月后，左宗棠上奏说洪天贵福并没有死，而是逃到了湖州。
正巧李秀成的招供中也说曾经保护幼主出城，只是后来走散。这样一来，就证实了洪天贵福的确已经逃出，慈禧对曾国藩大为不满，严厉地批评了曾国藩，命他尽快查明。
曾国藩向来小心谨慎，平生自认以诚信为本，而左宗棠的奏报，分明是在指责他欺君罔上。所以，向来以恭谨自持着称的曾国藩大胆地顶撞了朝廷，上奏反驳：“杭州克复时，伪康王汪海洋、伪听王陈炳文两股十万之众，全数逸出，未闻纠参。此次逸出数百人，亦应暂缓纠参。”杭州是左宗棠克复的，曾国藩这段参奏明显是在针对左宗棠。左宗棠也毫不示弱，马上针锋相对，上疏自辩，写了洋洋洒洒几千字，辞气激愤，指斥曾国藩有欺君罔上嫌疑，并表示应该公事公办。
这下事情彻底闹大了。两人你来我往，大打口水战。当时，满朝上下，都从他们的奏折中嗅到了前所未有的火药味。两人的关系彻底破裂，十几年的交情就此毁于一旦。
清朝廷从两人的奏折中看到两人的矛盾，高兴之下，大力表扬了左宗棠，也不追究曾国藩的责任。后来，洪天贵福在江西被抓，曾国藩也不再说什么了。但此后，两人几乎断绝往来，各自建功立业。
然而，很多人还是从两人的发展轨迹中寻到了可疑的蛛丝马迹。从性格来看，曾国藩是个理学家，讲究个人修养，平素小心谨慎，为人较为圆滑，很少做得罪人的事；而左宗棠为人狂傲，性格刚直果断，慷慨激昂，是非分明，言辞辛辣，很容易得罪人。两个人合作多年，锣不对鼓、板不合腔的时候肯定不少，的确难免积累嫌隙，天长日久，等到洪天贵福事件时突然爆发。所以，两人交恶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又像是两人合演的一出戏，因为这次“失和”实在有太多可疑的地方。
首先，两人都是以道德文章名重天下的大臣，过往交情颇深、彼此提携，怎么可能会因为一次错报军情就反目成仇，剑拔弩张，相互攻讦？
其次，杭州与金陵情况不同，以曾国藩的水平，怎么会低级到拿这两者相互比较？
再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两人每次上奏，必然会将奏折底稿相互抄送，既然是抱着断绝往来的心态彼此争论，又何必多此一举？
最后，金陵是曾国荃攻克的，谎报军情的罪魁祸首也该是曾国荃，但左宗棠与曾国藩失和，却与曾国荃一直关系友好，互帮互助。
以上种种，都不得不让人怀疑，左宗棠与曾国藩“失和”的真相。时到今日，恐怕更多人都更愿意相信，这是两人的一出“双赢”戏码。因为太平军覆亡以后，湘军失去了利用价值，根据历史多个剧本来看，迎接身为首领的曾国藩和左宗棠的应该是“狡兔死，走狗烹”的下场。毕竟，两人都是成大事者，又都手握重兵，一旦联起手来，对于风雨飘摇、腐败不堪的清王朝实在是再大不过的威胁了。此时，明哲保身的最好方法是什么呢？没错，就是两人反目，相互掣肘，一起实现“双赢”。
无论何时何地，“双赢”都是一条亘古不变的黄金法则。左宗棠与曾国藩初交之时，相互合作，共同平定太平军，这是“双赢”；功成名就之际，两人合演一出“失和”大戏，打消了“老板”的疑虑和猜忌，双双实现了封疆拜侯的目标，这是“双赢”。不得不说，左宗棠这步棋走得高明，走得绝妙！
走在人生路上，可能要遭遇很多压力。就像左宗棠，成功前夜，要遭受胜败的考验、老板的压迫；成功之后，要忍受同事、老板的猜忌和攻讦。他所遭受的压力实在非常人所能想象。但他懂得“双赢”的理念，会在适当的时机，与合作者相互配合、相互合作，从而顶住八方压力，彼此得到优惠和利益，使合作结果皆大欢喜。
6.会用人，才能扛得住站得稳
对于一个管理者来说，是否会用人是关系事业成败的关键所在。
左宗棠不善于交际，没有长袖善舞的本事，更不肯屈身大肆招揽人才，相对于同时代的曾国藩而言，他的手下可谓是人才寥寥。
但左宗棠并不为此而担忧，因为他善于任人唯贤，虽然手下人才凋敝，却个个都是精兵强将，做事效率高、成果显着，左宗棠仅仅凭借这寥寥兵将，就铸造起了一座“抗压”性极强的防护甲！
左宗棠刚刚出山为官时，在长沙城南金盆岭建立了楚军，共设四营、四总哨。为了训练他们，左宗棠招请了崔大光、罗近秋、黄少春等旧将弁担任营、哨军官。之后，左宗棠又挑选了一些勇敢朴实的精兵，作为精锐部队，担任亲兵，分成八队。楚军逐渐扩大规模，很快就达到了五千多人，以王开化总管全军营务，刘典和杨昌浚为副手，一部分老湘军也收入楚军，由王开琳统领。左宗棠第一次实战，就是凭借这几个将领赢得了开门红！
当时，太平军气势正盛，占领了大片地区，于是，清王朝派遣左宗棠率领楚军前去跟曾国藩会合，联手镇压叛乱。
左宗棠率军走到半路，听说太平军已经占领了徽州，只好改道从南昌经乐平，进驻江西的东北门户景德镇。左宗棠前脚刚到景德镇，后脚就有一支太平军从广东进入了江西南部地区，准备一举拿下景德镇。左宗棠马上调兵遣将，先派遣王开琳带领老湘营前去击退太平军，并乘胜追击，接着派出王开化、杨昌浚在半路截击。结果，太平军在左宗棠及其部下的围追堵截下败得一塌糊涂，狼狈而逃，左宗棠乘胜收复了德兴、婺源两大要地。
这一战，左宗棠的计谋的确令人惊叹，但之所以能够取胜，更大一部分原因还是左宗棠用对了人。若是换了当时一些只会纸上谈兵或者玩笔杆子的庸才将领，左宗棠的计策再高明，恐怕也难以取胜。在日后的征战中，左宗棠继续发扬这一优良品质，任人唯贤，才一次次冲破压力的枷锁，稳稳站成一尊不倒的神！
同治二年（1863），太平军在绍兴失守以后，被迫退居杭州、余杭一带，由听王陈炳文和归王邓光明据守杭州，康王汪海洋据守余杭，总兵力十万之多。清王朝任命左宗棠为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带领楚军三万余人，攻取杭州重镇。就兵力来说，左宗棠与太平军，简直小巫见大巫。
然而，左宗棠虽然人数偏少，却个个都骁勇彪悍，士兵锐气十足，兵将团结一致，再加上左宗棠的谋略，胜算大大增强。
左宗棠分析形势以后，派遣刘典、王文瑞带领一万人马进入安徽，防止安徽南部的太平军南下偷袭楚军后路；又派蒋益澧率一万余人进攻富阳，直逼杭州；剩余军队分别部署在新城、桐庐、绍兴等地。各位将领领命而去，分别率领大军逐渐向杭州逼近。
十几天以后，楚军兵临杭州城下，两军展开了长期的杭州争夺战。在围困长达半年之久以后，杭州终于被攻陷，城中守军逃往德清、武康等地。
杭州攻陷之前，左宗棠可谓是压力重重，以区区三万兵马叫阵太平军十万之众，他要么是疯了，要么就是不想活了，才敢这么彪悍。
然而，就在这样全国瞩目的巨大压力下，左宗棠用将入神，成功地拿下了杭州。杭州沦陷，太平军大受打击。原本，太平军占据着浙江，以金陵为屏障，南能入闽越，西能进赣皖，活动范围十分广阔。而杭州失守，浙江基本沦陷，金陵就成了一座孤城，陷入了岌岌可危的境地。这一战，左宗棠大获全胜，加封太子少保，赏穿黄马褂，他手下的将领们自然也是功不可没，分别升官受赏。
同治六年（1867），清王朝任命左宗棠为陕甘总督兼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左宗棠领命以后，马上做出人事部署：奏请朝廷调派刘典帮办陕甘军务，广东提督高连升率部众来西北参战；调派刘松山带领老湘军九千人入陕参战。这些大将基本都曾跟随左宗棠征战沙场，出生入死，左宗棠要西征，当然首选昔日自己一手栽培并提拔上来的将领。
当时的局势并不乐观。捻军开始进入晋冀一带，陕甘回民动乱不断，局势越来越难收拾。左宗棠思考一番以后，决定先收拾捻军，然后再平定回民军。他命令刘典和高连升留在山西，自己则带领五千兵马返回晋冀，同时命刘松山、郭宝昌率部众赶来协助。
在几路大军的围追堵截下，捻军一败再败，被歼灭的被歼灭，投降的投降，走散的走散，很快就剩下寥寥数人，最后不得不投降。捻军就此全部被消灭。
这次平定捻军，左宗棠功劳不小，加封太子太保。这又是一次左宗棠善于用人的体现。他手下算不上兵多将广，但他却有一点让所有统帅欣羡，那就是良将颇多。他手下的将领，几乎个个都骁勇悍战，用兵如神，能够跟他的计谋配合得天衣无缝、滴水不漏。
这不仅仅是一种默契，更是左宗棠慧眼如炬、选才如神的表现。
左宗棠戎马几十年，压力何其大，但他却始终淡定从容，不断在压力中爆发，不断在压力中成长，扶摇直上，封疆拜侯，不得不说，这些人功不可没！这就是用对了人的好处所在！
“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故事，我们都不陌生。为何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呢？其实，就是诸葛亮用人不当。刘备临终前曾叮嘱诸葛亮，说马谡不可大用。诸葛亮在选择守街亭的将领时，众将也反对任用马谡。但诸葛亮一意孤行，结果不得不上演一出“挥泪斩马谡”。
诸葛亮向来是神一般的存在，“马谡事件”可能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失误，却也是后悔莫及的一次，蜀国从此走向了灭亡。反观左宗棠，他一生鲜有失误，选才用才全都如同神来之笔，所以他没有步诸葛亮的后尘，反而在重重压力下，越挫越勇，最后封疆拜侯，成为晚清第一帅才！
左宗棠的选才如神，不禁让人想到同样善于用人的刘邦。
众所周知，刘邦能成就伟业，完全得益于善于用人。他曾有一番精辟的论述来总结经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善于用人，的确是成就事业的一大关键。
7.想方设法招徕人才，才能让自己更强大
古往今来，大凡英明的领导者，都十分看重人才，所以才会有刘备三顾茅庐、萧何月下追韩信等佳话。
左宗棠也不例外。他很清楚，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事业的成功离不开人才，想要在重重压力下取得成功，就不得不依靠人才。所以，一旦发现人才，哪怕踏破铁鞋，他也要将其挖到手。最具有代表性的一次就是三顾沈门请到沈葆桢为船政大臣。
同治五年（1866），福州船政局的筹划和落实创建事宜正进行到紧要关头，清王朝却突然下令，调左宗棠任陕甘总督。得知这一消息，左宗棠和福建官绅各界都震惊不已，造船之事关系重大，乃“非常之功，非他人任”，若是左宗棠此时西行，很可能出现非左宗棠“则费不能支而事终于废”的结果，所以福建百余名官绅联名写信给左宗棠，请求他万万要留下，等造船之事稍有头绪了，再前往陕甘。
左宗棠也知道此事非同小可。他说：“自通商以来……泰西各国群起轻视之心，动辄寻衅逞强，靡所不至。此时东南要务，以造轮船为先着。”为此，他希望先找出妥善之法，不要让设厂造船一事因自己的离任而受到影响。
但这是一个难题：若是让将军督抚兼管船政，似乎最为合理，但他们事务繁忙，官位又随时可能发生调动，很难处理好船政之事；若是让朝廷另派官员来福建，必定耽误一定时日，无法解燃眉之急。左宗棠顿感压力山大，最后恳请朝廷宽假三个月，以便将福建诸事料理停当。
在这三个月里，左宗棠带领福建官绅、士民抓紧时间建设船厂，使得各项进度都超前完成。可是，左宗棠仍旧纠结不已，船厂虽然马上要建成了，但他的压力丝毫未减，因为他不能这样一走了之，必须找到人来接替他的工作。由谁接管船政成了摆在左宗棠面前的一个新难题！就在左宗棠眉头紧锁之际，几个本地官员向他推荐了一个人——沈葆桢。
沈葆桢，字幼丹，福建侯官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进士。他出身寒微，家境清贫，小时候靠着父亲坐馆执教所得的微薄收入维持一家十余口的生计。虽然如此，沈葆桢仍然是个有后台的人，他是大名鼎鼎的林则徐的外甥兼女婿，从小深受林则徐教诲和影响。沈葆桢的母亲林蕙芳是林则徐的妹妹，品格高尚，知书达理，堪称东方女性之典范，沈葆桢继承了母亲身上的高尚品格，并在父亲和舅父的谆谆教导下培养起民族的浩然之气。
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沈葆桢，是舅父林则徐藏书楼上的常客。那时当地有一位研究新潮思想颇有见地的名人叫作王景贤，是林则徐的好朋友，更是林则徐藏书楼上的常客。他见到沈葆桢小小年纪就谈吐不凡，见解精辟，忍不住啧啧称奇，一来二去，就跟沈葆桢成了忘年之交。沈葆桢受其影响颇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