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随心所欲的处世原则——处世中的博弈 (1)
有人在社会关系里游刃有余，有人在社会关系里总是碰壁，有人善于公关，有人不愿与人打交道，有人能大能小，有人顾虑重重，除了性格因素外，人们忽视了一个非客观原因，就是在处世中是否会应用博弈论。
理性与非理性的较量
博弈是经济学概念，而经济学的建立是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基础的，假如说每个人都是理性的，那么，当与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是理性，还是非理性，就要看双方在博弈的时候，理性所起的作用有多大，因为做为个体的人而言都是感性的但分析事物时都是理性的，而当我们按理性思维去操作时，又难免流于感性，感性和理性往往参差于一件事物，所以我们要根据理性和感性谁起的作用更大来选择自己用什么策略。
在三国时期，曹操轻松的得到了刘表的荆州之后，却遭遇到了赤壁的惨败，从此三分天下之势形成了，曹操一统天下的战略功亏一篑，有人说，曹操的这次失败，是偶然的，只是方针的制定上不够周全。
其实对于这次决定曹操一统天下的战略，运用博弈论来解释，曹操的失败是必然，并不是偶然，是无法避免的。
首先，在曹操的天下战略中，荆州并不是最重要的。但荆州却是东吴的要害，所谓敌之要地即我之要地。曹操和谋士们都有所疏忽，没有认识到巩固荆州的重要性。其次，曹操的谋士们多来自北方，他们熟悉、了解北方的情况，更了解曹操的北方对手，但是对南方的了解就相对不足，他们缺乏必要的“知彼”条件来做出正确的战略。
如果曹操按照这个战略执行，留曹仁、满宠守荆州，并且巩固荆州，训练水军。回军许昌，开始发展生产，增强国力。另一方面，保持大军的“引而不发”，充分利用“挟天子”的优势，从政治和军事上威慑对手，并且开展以外交为主的战略，等待时机，那么，恐怕历史就要从此改写了。
而这个时候的南方，最难过的恐怕是刘备、诸葛亮了。刘备军手头上只有刘琦那儿骗来的万余水军，而且没有生存空间。搞不好真的要去投奔吴巨了。
吴蜀联盟也会彻底不存在。刘备不敢去投靠孙权，纵然可能因为受到曹操的威胁，刘备和孙权会有结盟关系，但此时此刻，占据联盟地位主导的必然是孙权，孙权和部下如周瑜、张昭等人都清楚的知道刘备是只厉害的“虎”，不能收为己用就要除掉。只要曹操不进攻，使得孙、刘同盟的基础不存在，而刘备根本没法从孙权这儿占到什么便宜。
从博弈的结果来看，实际上，刘备一旦选择入川，肯定也会发生一样的情况。赤壁之战后，刘璋之所以邀请刘备，是因为惧怕曹操，那么，在不久后，肯定会发生互相猜忌的事情。因为在那个时候刘备的局面还很艰难，虽然外面有诸葛亮的援军，兵力也强大得多。但刘备此时的入川行动只有孤军一支，势单力薄，而且外无援军，深入敌腹，无论地理条件、人心所向、粮食供应都成问题，纵使诸葛亮再有才能，单凭刘备的力量估计也不会有什么成就。
但如果等到曹操占据荆州后，并且自己把荆州变成进可攻、退可守的一个于军事上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时，一统天下的局面基本可以形成了。
但此时还有一个不可预期的问题，就是孙权是否会趁曹操在荆州未站稳脚根时偷袭荆州？不过从周瑜的一贯行事来看，他是不会主动招惹曹操的，如果荆州那么好攻克，刘表经营荆州的时候就可以进攻了，以刘表的能力之弱和实力之差，孙权尚且不敢图谋，更不用说面对曹操了。所以孙权纵然垂涎三尺，也不敢老虎口中拔牙。
然后，曹操可以破马超解除后患，再征汉中让益州失去屏蔽。等到刘备和刘璋闹翻脸对峙的时候，袭击四川。最后南下江东。进军次序可以调整。总而言之，破坏刘备和孙权的联盟，削弱刘备的发展，以荆州为本，等待时机，不为眼前利益得意忘形，怎样看来一统天下也是指日可待的。
不过，过去的时光不再返，历史已经形成，一切都无法改变，在这场理性与非理性的较量中，不言自明，曹操已经失去了一统天下的大好时机，运用博弈论的角度去分析，曹操的失败是一种必然，而非偶然。
其实，在一定条件下，尤其是策略的选择，有的时候，根据需要非理性的选择也是博弈论中经常运用的重要抉择。
再比如，很久以前，在北美地区活跃着几支以狩猎为生的印第安部落，经过长时间的生存拼搏之后，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狩猎之前，请巫师作法，在仪式上焚烧鹿骨，然后根据鹿骨上的纹路确定出击方向的印第安部落，成为惟一的幸存者；而事先根据过去成功经验，选择最可能获取猎物方向出击的其他部落，却最终都销声匿迹了。
也许有人会感到不可思议，“科学预测”怎么能败给“巫师作法”呢？其实不然，仔细品味故事的来龙去脉，我们就会发现，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科学与迷信之间，根本原因就在于，几个部落的竞争战略有所不同。
依据经验进行预测并确定前进方向的部落，或许暂时能够获取到足够的食物，但是，不久的未来，他们的路就会越走越窄。可以想象，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理性”的部落之间，势必产生相同的推测与判断，瞄准同一目标的部落越来越多，他们对猎物的竞争不断加剧，而他们每天的狩猎方向经过“科学分析”之后，变得日趋一致，而在原始的状态下，猎物不会迅速增多，最后，这些部落们只好在同样的狩猎区域，你争我夺、你拦我抢，杀得鱼死网破，同“输”而归。很明显在这场理性与非理性的较量中，非理性成了最后的胜者。
其实，现实当中的企业界又何尝不是如此，某个领域的市场需求热了，十个、数十个甚至上百个企业因为对目标市场的共同期盼，纷纷杀将而来，结果呢，市场有效需求并没有因为他们的频频光顾而迅速放大，僧多粥少，就会有人挨饿，直至撤退和消亡。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远的不说，仅最近十多年来，我们就上演了彩电业界、VCD业界、手机业界、PC业界、笔记本业界……多少企业生而又死，死而复生，周而复始的拥挤至死场面。
而按照巫师作法，焚烧鹿骨的那个印第安部落，虽然在战术上出现了很明显的错误，明显有些盲从和随意，但是，基于他们当时的条件，从更宏观的角度来判断，我们不难发现，他们的核心因素——竞争战略，却要优于竞争对手，那就是他们在发现新市场或者说创造新需求，这样一来，无形之中，他们就避开了与其他部落之间在战术层面的相互厮杀，从而赢得了生存空间。
人类社会迈入21世纪，信息化战争正在以咄咄逼人之势扑面而来。不可回避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竞争将变得异常激烈之时，世界各国企业之间相互模仿的速度就会骤然增加，速度也会越发加快，这必将导致一场印第安部落生存式的“狩猎游戏”。
诚信是处世之本
诚信在处世原则中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原则，诚信乃处世的根本，无诚无信，则众判亲离，有诚有信，则众人相助，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是一个重复博弈的大家庭，每人都需要与其他的人不断的接触，在不断的接触过程中，就需要彼此的相互信任，若果你骗我，我骗你，如此尔虞我诈，那谁也得不到博弈的结果，在整个博弈中就都成为失败者，而没有胜利者了，诚信本身是一个博弈工具，是用来做事的。大家要信守诚信也是因为做事的需要，倒不是因为道德层面需要如此，是利益层面决定的。
东汉末年太史慈在郡里担任属官，正巧郡里和州里发生争执，是非难辨，于是分别上奏章分辨。谁的奏章先到达京城洛阳，谁就能占上风。
当时州里的奏章已派人送出，郡里的官员怕自己落在后头，选中太史慈去追赶州里送奏章的人。他昼夜兼程赶到了洛阳，马上来到专门接待臣民上书的公车衙门，送了奏章。
这时州里派出的官员刚到，正在求守门的官吏为自己通报。太史慈问他：“你想通报上奏章吧？”州里来的官员说：“是的。”太史慈问他：“你的奏章在哪里？题头落款是不是写错了？”
州里的官员说：“你得答应不能弄坏了。”太史慈答应了。
于是就把那官员的奏章拿过来看，奏章刚一到手，太史慈就把它官员大叫起来，拉住太史慈不放。太史慈对他说：
“你要不把奏章给我，我也没有机会把它撕了，是祸是福，咱俩都一样承受，反正也不能让我独自蒙受罪责，与其这样，不如咱俩都悄悄离开这儿。你回去就说奏章已经送到，反正也不会有人知道。”
于是太史慈与州里的官员一起悄悄地回来了。郡里送的奏章终于被批准。州里认为自己的奏章没有起到作用，也就没有追究。
外交领域是信用诺言最难经受住考验的。白纸黑字的外交公文和友好邦交的外交辞令在这里用得最好最勤，但是在背后往往都是外交时机和国家利益的表现。在外交家中，谁都能背得出来的。英国外交家德斯累利的话：“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不必守信还有一种情况是情况紧急，必须要靠信义为引子达到目标，而信守承诺又难以达到的时候。
宋朝陶鲁字自强，二十岁时，因为父亲陶成在战争中牺牲，被录用为广东新会县丞。有一次，都御史韩雍下令，要犒劳军人，需要一百头牛，限三天内备办出来。令出如山，众同僚都不敢允诺，陶鲁越过同僚承担了这项任务。
三司和同僚们责备他胡来，陶鲁说：“我决不以这件事来连累你们。”
于是他在城门上张贴布告说：“交一头牛酬谢五十两银子。”有一个人牵了一头牛来了，陶鲁马上给他五十两银子。
第二天，人们争先恐后地牵牛来，陶鲁选取其中一百头肥壮的，按平价给了主人钱，说：“收牛这是韩公的命令，我没有权利多给你们钱啊。他按期向韩公进献了一百头牛，韩公十分赞赏他，让他担任自己的后勤官员。
古今中外，有很多人拿信用来说事。信用最普遍使用的是爱情领域。但是古今中外，有许多悲剧正是由于诺言问题而产生。在特定情况下，信用是做给别人看的，是一件道具而已，是用来显示自己的魅力，或者达到特定目的的工具。
实质上的不等价交换
对于博弈论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说到底它就是人与人之间采取合作还是非合作的方式，但无论选择那种方式，其目的只有一个趋利避害。
现代社会讲究的是一切都要公平，公平竞争，公平合理。但实事上，一切都公平吗？在市场经济条件的制约下，由于涉及不同的商品，其势力相差悬殊，再者其价值与使用价值也存在着不一致，必然是通过“等价交换”的规律作用实现不等价的交换，或者说形式上的等价交换只是实质上的不等价交换。在出现这种矛盾而特殊的不等价交换规律中，弱者的选择是：要么在这种局势下想办法尽可能让自己的损失最小，要么就此灭亡，当然，出于人的本能，其博弈的结果，往往是前者，那么，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是合作还是“背叛”其选择不是固定的，不过尽可能减少损失，让己得利，则是不变的处世原则。
前不久曾看到一篇题为"头只有灯泡大小残疾人竟被当猿人进行商演"的文章。文中讲道："大丰镇一俱乐部大门正中挂着'世纪怪星西部大型巡回演唱会'的广告。其上说该团'重金特邀21世纪独一无二的原始猿人，身高仅1.1米……”此人的头确实小得出奇，和幼儿差不多。演员们称他为'小头'"。“四川华西医院的专家称，从'小头'的身体状况来看，说明他患有侏儒症，头部偏小可能是患有小头畸形或脑组织发育不全造成的”在很多人看来，让这个残疾小矮人以这样的方式演出，实在是有失人道主义，并大呼仁爱主义，人道主义，大力谴责商家的残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