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2天生的使命：生子有才可做商，不羡七品空堂皇
晋商讲以商为业，重商立业，襟怀坦荡，对外圆融，对内方正直接纯粹，就是以商为本业，为职业，为事业，不骄不躁，不卑不亢。把皇权社会中被视作末流的商事活动演绎得风生水起，令距其百多年后的人们看得感慨欷歔叹为观止！
这也难怪德国人李希霍芬会说，“山西人具有卓越的商才和大企业精神，具有无比优越的计算智能，有发达的数量意识和金融才华。”
的确如此，晋商似乎就是有着杰出的经商本领，以明清时期为例：
明清时期，晋商笑傲商界，与徽商并称商界双雄，领风骚500年。以致世界经济史学者把晋商与驰誉欧洲的意大利威尼斯商人相提并论，足见山西商人地位之高。
晋商把从商作为一生最重要的事情去从事，去苦心经营，他们将从商致富作为一种精神信仰努力的实现着。
山西最大的旅蒙商“大盛魁”的创业者——王相卿，早年因生活逼迫，被迫在清军服役，兼做挑担式随军生意。王相卿长得人高马大，特能吃苦。靠在塞北要道——杀虎口做挑担生意起家。后来情况稍有好转，王相卿招了个学徒，成立“吉盛堂”。之后，改“吉盛堂”为“大盛魁”，作为总号，最后终于发展成为垄断外蒙市场的商界巨头。王相卿从创业到出具规模，历时20余年，足见创业的艰难。
晋商凭着这种信念，足迹遍及天涯。他们走到哪里，就将生意做到哪里，哪里的商业就随之繁荣发达起来，甚至某些城市就是由晋商创造出来的。在东北“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在内蒙古“先有复，盛西，后有包头城”；在青海“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从日本到莫斯科到加尔各答到阿拉伯地区，都能见到山西商人的身影。所以有俗话说：“凡是有麻雀能飞的地方都有山西商人。”
晋商这种重商的使命由来也并非偶然，想当年那些曾经被穷逼得“走西口”的左邻右里，几年后，带回白花花的银子，衣着光鲜，有的还娶回个漂漂亮亮的媳妇。所有这些，对于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辛苦苦一整年却不能维持温饱的农民来说，如同一针强心剂一般有着巨大的刺激和诱惑。同样也影响到那些寒窗苦读却不敢保证能猎取功名的书生们。于是“经商发财”观念萌生了，经商浪潮积淀成为普遍的民众的使命。
在票号的创始地平遥县，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人养好儿子，只要有三人，大子雷履泰，次子毛鸿岁羽，三子无出息，也是程大佩。”“程大佩”亦即日升昌的三掌柜程清泮。当时，票商被推为“第一商人”，一家人如果有子弟在票号当差，那不啻为前世积德、今生走运的一件大事。所以家长在为子弟择业时自然是把资质最高的送人票号、商号，甚至奔走请托，唯恐选录不上。
也难怪任山西巡抚的刘于义在奏折中写道：“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人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以故土风卑靡。”
四民之末的“商”一下子跃居四民之首。及至票号兴起，这种风气更是愈煽愈炽。仅在清代，山西商人中能称得上富商大贾的，其资本已不是数十万两，而是以百万、千万两计算。临汾有位以经营盐业起家的亢老板，家资号称数千万两。这位款爷十分牛气，曾拍着胸脯自夸道：“上有老苍天，下有亢百万。三年不下雨，陈粮有万石。” 至咸丰年间，山西成了可以与广东媲美的富裕省份。
经商风气的盛行，开化了山西人的头脑，以至山西出来的政治人物，如民国时期的阎锡山、孔祥熙等，都工于算计，善于齐家理财。
